在第五次戰役的第一階段,60軍是三兵團的第一梯隊。其中,181師主攻,179師為第二梯隊,180師為預備隊。在60軍的作戰會議中,179師師長吳仕宏不太甘心:“是不是181師是軍長指揮的老部隊?”相比吳仕宏,180師師長鄭其貴有些“矛盾”。他也想提出自己的意見,卻沒有說出口,只回答:“我對180師擔任預備隊沒有任何意見,堅決服從命令”。兩位師長的表態,也預示著179師和180師不同的結局。
無論是所轄部隊,還是人事安排,60軍在入朝參戰之前都發生了不小的變化。178師需要繼續在川西執行剿匪任務,軍委將61軍181師劃歸至60軍麾下。原61軍軍長韋傑代替身患胃病的張祖諒擔任軍長一職,政委由原61軍副政委袁子欽擔任。
由於60軍的1號、2號首長均來自原61軍,當181師擔任主攻任務後,吳仕宏才發起了那一通“牢騷”。那麼,韋傑如此部署真的因為181師是他的“老部隊”嗎?如果追根溯源,181師的“歸屬”問題還真不好明確。
181師的前身為豫西抗日支隊,歸八路軍129師領導(1944年9月成立,皮定均任司令員,徐子榮任政委);抗戰勝利後,他們跟隨新四軍第5師一起被編入中原軍區麾下;中原突圍後,部隊暫歸華中、華東野戰軍的序列(華中野戰軍13旅、華東野戰軍一縱獨立師)。接著,他們先歸屬徐向前指揮的華北兵團,後進軍大西北歸一野指揮。解放軍南下四川后,181師又由二野指揮。也就是說,除了東野(四野)以外,181師戰鬥的身影遍佈全軍。
韋傑讓181師擔任主攻任務並不是因為他曾經是61軍軍長,而是181師豐富的外線作戰經歷。除此之外,他也不得不考慮另外一個問題,即兵員構成。原國民黨95軍於1949年12月9日起義,其下轄的兩個師被分別編入179師和180師。在入朝之前,兩個師又新招入不少新兵。出國作戰情況複雜,第一仗能否打好非常關鍵。
從韋傑的角度出發,讓181師打頭陣並沒有“私心”。不過,從吳仕宏和鄭其貴的表態卻反映出兩位師長的帶兵之道。
在60軍三位師長中,吳仕宏的“資歷”最淺(鄭其貴和王誠漢分別於1929、1930年加入紅軍)。他於1933年加入紅四方面軍,曾經三次過草地,解放戰爭時擔任過晉冀魯豫軍區8縱23旅(179師前身)參謀長、副旅長。長期的征戰沙場讓吳仕宏養成了表面大大咧咧,實際粗中有細的性格。
客觀地說,在會議中公開“質疑”60軍軍部和軍長的部署,吳仕宏的舉措確實有些不妥。從另一個角度出發,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他並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指揮員,也對179師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在對180師救援的過程中,179師距離最近。當536團在西上裡的陣地被美軍突破後,一營被包圍在敵後。團長周珠山果斷地將二營部署在馬坪裡東西兩個山頭的背後(馬坪裡當時還未被美軍佔領),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位置。一切部署妥當後,周團長才向師部彙報情況。
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周珠山團長的行為說成“先斬後奏”,只能說他根據戰場態勢做出了更合理的部署。在之後的幾天裡,536團二營不但成功地接應了180師師直二梯隊400餘人,也是從這個地方繼續向鷹峰山進發。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第一階段結束前,師長吳仕宏被敵機炸傷,後面的戰鬥均由副師長張國斌代理指揮。由此也可以看出,一支部隊的最高指揮員對各級指戰員的影響。
相比吳仕宏,鄭其貴顯然更遵守紀律。當韋傑分配第五次戰役各師的任務時,他也想讓180師的位置更靠前,至少不應該當預備隊。然而,他卻想到了更多方面的問題。
在入朝之前韋傑曾經帶領60軍三個師的軍事主官去南京軍事學院學習,179師和181師都是師長參加,唯獨180師由副師長段龍章參加。對於這項安排,鄭其貴心裡不是滋味。他想找鄧仕俊反映情況,兩人不但是上下級,還有親戚關係(連襟)。也正是因為有這一層關係讓鄭其貴最終放棄了原有的想法(由段龍章擔任師師長,自己調離180師)。多年的政工生涯讓他有了一種思維:思想不通組織通,組織不通紀律通。在180師之後的戰鬥指揮中,鄭其貴表現出優秀的政工幹部素養,卻失去了軍事指揮員的果斷。
吳仕宏和鄭其貴對第五次戰役作戰任務的表態形成了不小的反差,沒有人會提倡下級質疑上級的行為,也沒有人會不認同紀律的重要性。但是,在瞬息萬變的戰場,如何把握“堅決執行命令”的度實在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就像179師和180師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