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掌握了它,誰就捏住了中國自主裝置的命門。
文 | 劉錚
編輯 | 唐曉園
正文共計:14200字
預計閱讀時間:15分鐘
口罩,從“邊緣產業”到成為疫情時代的“核心配件”,用時:一夜。
一夜之後,兩撥人分別產生了兩種困惑。消費者的困惑是,口罩怎麼買?製造業人困惑的是,口罩機怎麼買?
兩種困惑,在疫情初期的口罩荒裡迅速聚攏,合力燒成一把大火,點燃整條口罩賽道。也是第一次,似乎真正出現了一條全民皆可參與的產業鏈:
製造業圈裡圈外,每個人的朋友圈裡都閃現出販賣口罩、熔噴布、口罩機的小代,甚或自己就是其中一員;各大電商平臺中,五迷三道、價格不等的口罩機圖紙,也強勢登上首頁推薦。
居於短小產業鏈最上游的口罩機制造,更是成為顯學,特殊時期各地政府資源向其傾斜,採購補貼最高達到50%。但事實上,口罩機技術含量並不高,裝置廠商甭管高階低端、大中小型規模,斥資買到圖紙後都能照葫蘆畫瓢生產。
很多投機者因此產生錯覺——也許,人人都能擁有“印鈔機”。
各種規模的裝置廠商紛紛成為口罩機轉產廠。即便如此,依舊是賣方市場坐大。2020年1月底到3月,兩個月不到的時間裡,一臺普通口罩機的價格已從18萬最高漲至150萬,單臺N95口罩機更是漲到200萬,而交付時間最晚能排期到一個月後。
口罩荒大背景下,位於口罩機上游、另一門中國製造業中的小眾生意——伺服電機,也悄然迎來市場格局的劇變。中國本土伺服品牌,在中低端裝置上蟄伏將近十年後,終於拿到進入高階市場的候補票。
作為口罩機上主導各個軸的動力控制元件,伺服電機用量很大。單臺平面一拖一型口罩機,就需要9顆伺服電機。整個2020年的口罩機用伺服電機,相當於全年市場規模的7%。
2020年2月後,全球疫情進入危險的爆發時刻,然而,德國在進行“口罩歧視、口罩義務、口罩道德”的三段式辯證;日本在敦促彈珠遊戲廳歇業……合起來佔據當時中國伺服市場半壁江山的德系、日系等企業,多少受到本國生產端過於拉跨的影響,生產遲遲未能響應。
只有中國本土伺服品牌,在政府引導下火力全開地組織生產,來自口罩機、價值11.8億元的伺服電機訂單,最終絕大部分被本土企業蠶食。
到當年4月,中國口罩日產量就已達4.5億隻,形勢從八方來援變成馳援八方,口罩荒危機正式告破。
這場危機直接導致中國口罩機、伺服電機市場格局的激變,但目前看來,分屬上下游的兩個行業,結局卻截然不同——
被高舉高打的口罩機:在短短几個月內,嚐盡資本市場的冷暖百態。
隨著比亞迪、上汽五菱等大廠口罩機研發完成並投產,行業迭代加速,高速口罩機的出現讓單產線每天的產能從8萬拉昇至最高100萬。
馬太效應出現,低端裝置滯銷,從荒僻小徑變身火熱賽道的口罩機市場,已蒙上一層慘淡愁雲:有人賺到錢,有人在賣鐵。
中國本土伺服品牌:成為這場短暫泡沫裡的大贏家,所收穫的不只是一輪快錢,而是實打實的市場認可度。
五花八門的製造業裝置中,口罩機只能算低技術附加,但經過其檢驗,長期穩定執行的國產伺服電機,讓轉產口罩機的中國高階裝置廠商迅速意識到替代價值——在生產常態化後,選擇國產伺服也成為新常態。
本土品牌在中國伺服市場的佔有率,也在2020年升至24%,正式進軍第二梯隊。頭部廠商匯川技術,品牌佔比達到10%,首次和安川、松下、三菱等日系伺服品牌並駕齊驅。
新冠疫情這一黑天鵝事件,用一次加速變局,將一幅清晰圖景展現在人們眼前:
現代化製造業之下,產業鏈的廣義層面愈發清晰:行業賽道越分越細,相互接力更加緊密。
頻繁出現的價值互換,讓各種“微量元素”不再因為體量而被輕慢,“邊緣產業”成為偽命題——從基礎產業到下游市場,任何一個環節“熵增”或“熵減”,都會以極快速度,催生波及甚廣的蝴蝶效應。
機會,有如蝶蛹,只有最堅硬、最靈敏的觸角,才能衝過阻礙,破繭成蝶。
接下來你將看到:
1 中國本土伺服的突圍困境
2 “華為系”工控圈的成型
3 本土伺服滲透市場的三次“投機”
4 中國新興裝置開啟本土伺服“上位”大門
1. 壟斷缺席的泥沼
中國伺服電機市場怪格局的成因
伺服電機技術與減速機有何不同
伺服市場,既小又大。
小在體量:直到2021年,中國伺服電機市場規模也只有180億元,勉強能和當年一季度,電子商務獨角獸“興盛優選”的D輪融資金額對等。
大在玩家:既有百年豪門,如安川、松下、西門子;又有近年新銳,如匯川、禾川、臺達。份額餅圖上夠資格報數的廠牌就有十多家,本土品牌總數不下300。外資國資,成分駁雜,各有戰略,廝殺激烈。
小市場、大玩家,怪格局的成因在於,中國工業自動化正在快速發展,而伺服電機作為機械自動控制的基礎元件,未來幾乎所有裝置都將成為下游市場。
中國裝置製造業即將走進“伺服時代”——誰掌握了中國伺服市場,誰就拿捏住中國自主裝置的命門。
然而,中國本土伺服品牌的突圍之路,卻深陷泥沼。這一次,我們的突圍與壟斷無關,難度卻遠勝壟斷。
伺服電機是工業機器人核心部件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伺服電機雖然與減速器同列於機器人三大核心部件,但從技術和市場的角度看,減速器更重“突變”,伺服電機則依靠“演變”。
技術端:
伺服電機起源於上世紀80年代,是伴隨著積體電路、電力電子技術和交流可變速驅動技術的發展,逐漸演化、集結而成,各國先發的電氣廠商相繼推出類似產品。
當前的伺服電機仍然沒有脫出這一藩籬,只是將更先進的永磁體電機、驅動器、控制器整合為全數字控制的“電機系統”。
換句話說,伺服電機是一個國家工控、數控、電機等技術發展之下的必然產物,後發模仿的優勢固然存在,但畢竟缺少逐步完善和更新的過程,標準化、一致性的產品“地基”還需時間才能打牢。
中國企業技術上的劣勢在於:日系伺服品牌經過數十年技術積澱,產品穩定性穩佔上風;德系的西門子,早已將伺服電機,即工業自動化元件和FCS(匯流排控制系統)、PLC(可程式設計邏輯控制器)等上位系統深度結合——這都是後發品牌需要經過長時間的研發摸索、艱難的市場競爭才可能完成的目標。
市場端:
伺服電機面對的是,裝置,不加任何定語的裝置——機床、機器人、紡織機械、造紙裝置、印刷裝置……以及這些裝置延申而出的無數細分賽道。比如機床有鏜銑磨削,機器人有工業、服務兩大板塊和從中衍生的各個變種。
中國企業市場上的劣勢在於:以上種種都是伺服市場之“大”的另一個體現。中國企業起步不久,很難在做好通用產品的同時,兼顧為各個細分領域進行差異性最佳化。即便是起步更早的外資品牌,也沒有捷徑可言,仍然要不停去做應對改變的水磨工夫。
為數眾多的品牌,需要積澱的技術,不斷細分的市場……本土伺服品牌面臨的,是一條壟斷缺位的賽道,也是一場在混亂泥沼裡的漫漫長跑——
未來總會來的,而那將是什麼?該朝哪走?
這些問題,對於2013年之前的中國本土伺服品牌來說,毫無把握,全不可知。
2. “華為的冬天”造就中國工控圈
中國伺服第一廠,踩上華為的肩膀
本土伺服早期成功三要素
雖然很迷茫,但中國本土伺服品牌也並非無頭蒼蠅。在一場《父王與大太子》的世紀大戲中,本土品牌頗汲取到一些養分。
中國本土伺服品牌雖然廠牌多:300多家。
成分雜:很多企業都是從機器人、變頻器等行業上探或下探至伺服領域。
但是總體來說,仍有脈絡可循:如匯川技術、藍海華騰、英威騰、麥格米特——這些中國伺服市場裡的頭部、腰部企業,創始人或技術團隊大都出身於一家名叫安聖電氣的公司。
安聖電氣,原名莫貝克公司,但在中國電源、工控界,人們更習慣的稱呼它:華為電氣。
莫貝克的一生,是被華為“嫌棄”的一生,其三起三落的故事可以用短短一句話來總結:父王商業聯姻誕下的庶出大太子,“流落村口要飯”,不料逆襲成為一方諸侯;八年後又被貶為庶人,卻保留革命火種傳道授業,門徒裡傑出者甚眾,如今中國伺服電機巨頭就是其中之一。
1993年,郵電系統帶來3900萬嫁妝,與華為聯姻誕下莫貝克,這是當時華為旗下唯一子公司,不折不扣的大太子。但父王創業艱難,將嫁妝悉數投入新一代交換機的研發,大太子處境尷尬,只能去農村市場銷售過時的產品。生存全靠父王撥款解決。
雖然自己灰頭土臉,但莫貝克還是給華為掙到面子:憑藉與郵電系統獨特關係,莫貝克幫助華為逐步開啟中國農村市場;過時但低價的產品,盈利艱難,卻形成獨一份的渠道優勢。
同時,莫貝克背靠華為這一自帶的巨頭客戶,開始代理銷售華為通訊電源,也因此遭遇創業歷程中第一次挫折。
莫貝克代理的電源分為一次電源和二次電源,後者全給華為做配套,只是左手倒右手的遊戲。但面向市場的一次電源,卻因為質量和技術問題,人人喊打。
這時,早期鋪排的銷售渠道派上用場。莫貝克先透過銷售團隊觸達客戶,迅速瞭解到電源有兩方面缺陷:模組容易燒壞,數顯屏做得不理想。憑藉華為的研發團隊,產品很快被補完,莫貝克又利用銷售團隊將更新後的產品推向市場。
銷售-研發-銷售的體系下,莫貝克一次電源業務迅速開花,1996年盈利5000萬,一轉大太子要飯吃的尷尬處境,同時獲得父王另眼相看,正式承認身份——更名為華為電氣,成為一家獨立運營的企業。4年後,華為技術與華為電氣共同出資,成立安聖電氣。
出身高貴的安聖電氣,除了將通訊電源銷售額做到中國第一,還積極進入工控領域,變頻器、監控裝置、UPS等工控裝置,都在業務範圍之中。這正是後來“華為系”工控圈能夠開枝散葉的基礎。
大團圓結局意料之中地沒有出現。短短八年,歷史就轉過一個圈:為了現金流,華為成立莫貝克;同樣因為現金流,華為賣掉安聖電氣。
2001年,中國電信市場格局劇變,華為銷售增長率從80%跌至15%,雖然仍是業內的航空母艦,但任正非前瞻到“泰坦尼克號”即將撞上冰山,發表了著名的《華為的冬天》。
砍去枝節業務、籌集現金流、開啟技術研發,成為這個階段華為的首要目標——銳意進取的父王大人環顧四周,又將希冀的目光放在大太子的身上……
這時的安聖電氣,已是個搶手的香餑餑,不愁找不到買家。美企艾默生用當時60億元的天價拍下所有權,接手安聖電氣所有的業務和債務,並保留原先的核心團隊。華為也利用這波現金流度過難關。
倒黴蛋艾默生沒想到的是,香餑餑到手卻變成燙山芋,安聖電氣原來是個徹頭徹尾的二五仔,已處江湖之遠,卻仍心繫廟堂——由於企業管理制度和價值觀的改變,讓老一批華為人很難接受,核心團隊陸續出走創業。
這一走,就走出了擁有10家A股上市公司,總市值超過1800億的中國工控界“華為系”:研發總裁童永勝創立麥格米特;邱文淵、徐學海創立藍海威騰;看似“普傳系”的英威騰,核心技術團隊大多來自安聖電氣……
而被稱為工控圈“小華為”的匯川技術,包括創始人朱興明在內,陸續有40多名原安聖電氣員工加盟。從產品線負責人,到技術研發、市場銷售,應有盡有,幾乎完整復刻了一套華為體系。
八年時間,對於莫貝克來說是一場從無到無的轉圈,但對朱興明等人來說已經足夠,華為成功的基因,深深嵌入他們的商人DNA之中:
1 廣撒網,全國鋪設銷售渠道,深入基層市場
2 快反饋,銷售-研發-銷售體系,解決客戶問題
3 大視野,不止侷限於主營業務,積極監測並應對宏觀動態
踩在華為肩膀上看到的“成功三要素”,被匯川等企業套用在中國伺服市場,並藉此把握住,未來中國伺服市場關鍵的三次機會。
接下來,立方知造局將以成為本土伺服頭部企業的匯川技術作為主視角,繼續穿越中國伺服市場的泥沼。
3. 三次“投機”
華為系無法降維打擊伺服市場的原因
中國裝置進化打破本土伺服僵局
匯川的“華為式”前瞻徹底改變市場格局
中國伺服,需要“投機”。
華為系的工控企業們,在進入伺服電機領域之前,已經在變頻器市場和日系、德系品牌經歷過一輪慘烈廝殺。憑藉安聖電氣的技術遺澤、華為的成功密碼,匯川、英威騰等企業成功突圍。其中匯川依靠“單一產品線做到No.1”的企業戰略,坐上了中國變頻器市場的頭把交椅。
2010年前後,隨著中國工控技術的進步、對工業自動化的巨大需求,匯川們開始下探,進入伺服電機市場——這一探,才知道伺服行業的水實在太深,自身在企業規模、變頻技術、研發能力上的優勢,被泥沼般的市場完全淹沒。
在技術上:
交流伺服自出現以來,已經成為市場上的主流選擇,而變頻技術是其中必須的內部環節,所謂的伺服驅動器,實際上就是高階變頻器。但伺服電機的核心技術畢竟不止驅動器一種,還有永磁電機和控制器,這就先將變頻器廠商的優勢沖淡了一層。
2010年,包括匯川在內的中國本土伺服品牌所推出的新一代伺服電機,絕大多數都是模仿安川、松下、三菱等日系產品,效能、優劣勢大致相同。匯川們雖然在生產能力上較強,但產品趨同讓這一優勢也被沖淡。
在市場上:
中國本土品牌由於知名度、產品效能比不上日系,PLC、上位系統被德系甩得老遠,打入中高階市場是不用想了;而在低端市場,匯川等已成規模的企業,對“雜牌”廠商也無法形成降維打擊——大家都模仿日本貨,你們裝什麼大尾巴狼?
而上述的技術原因、市場原因,歸結到底,還是在於當時中國的裝置賽道已經定型多年,外資品牌進入時間早,主流OEM裝置滲透率已超過八成,即使是低端市場,本土品牌降維也好、降價也好,同樣難以介入。
因此,匯川們早期向伺服領域的擴張,空有遺澤、寶典、規模三板斧,卻有力沒處使——只能等待新市場的出現。
第一次機會
日系、德系憑藉大而全的產品線,在市場上做到“我有什麼客戶就用什麼”;
中國企業想要突圍,只能反向發展,做出小而專——客戶要什麼我就做什麼。
2013年,中國成為全球最大工業機器人市場,不到兩年時間,機器人相關的企業數量就擴張10倍——以工業機器人為代表,中國新興的中小型自動化裝置市場已經開啟。
等了三年的機會,終於來了。
中國本土伺服品牌早已餓紅了眼。匯川在2013年度報告中首次提到“機器人”,就立即將其確定成未來3~5年的技術研發和市場拓展方向。
但年報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緊隨機器人、新興裝置後的這樣一句話:不斷創新“快速滿足細分行業價值客戶需求”的經營模式。
中國成為最大工業機器人市場後,面對海量政策扶持,大多數本土工業機器人廠商已無暇顧及技術研發,轉而選擇依靠價格戰擴大在低端市場佔有率,高階產業低端化的泡沫已在所難免。
伺服電機作為工業機器人的上游元件,B2B商業模式之下,最怕的就是下游市場展開價格戰,這必然會導致機器人廠商向伺服廠商議價。
數量龐大的本土品牌將成為主要“受害者”,為了保住市場份額,只能被動參與進沒有底線的“擺爛大賽”之中。一時間,產品價格沒有最低,只有更低。
如果按照正常的邏輯發展,這場B2B價格戰漩渦,上下游選手的“武器”將會是為了降本而降質的“工業垃圾”。而對於中國本土伺服品牌來說,砸招牌降價也未必就能帶來好結果——當時外資品牌之間的競爭同樣激烈,其產品價格不算離譜,國產替代如果不達標,裝置廠家仍然會轉向外援。
但從工控進入伺服的企業,憑藉伺服電機的技術特點,以及“滿足細分行業客戶需求”的佈局,在低端裝置市場,硬是做成了低端典範,藉此跳出下游市場引起的價格戰漩渦。
前面提到,伺服電機是軟硬結合的系統工程,日系、德系憑藉大而全的產品線,已經在市場上做到“我有什麼客戶就用什麼”;中國企業想要突圍,只能反向發展,做出小而專——客戶要什麼我就做什麼。
擁有自研技術的本土伺服品牌,先是開發出緊湊型、中小型伺服電機系列,再根據對應的裝置廠商客戶最佳化電路設計、調節軟體功能,將客戶產品應用領域之外的轉速、功能通通刪減,從而既保持了在裝置廠商中的競爭力,又降低了伺服電機的生產製造成本。
這事放在今天,通常會用兩種方式形容:
一是差異化競爭,本土伺服品牌利用產品,將自己和客戶打造成細分市場裡的價效比之王;
二是“閹割版”產品,將產品效能固定在某個區間內,價格也相應降低,突出一個“夠用就行”。
以匯川技術為例。2013年,匯川推出中小功率的IS620P伺服系列,功率範圍在100W~7.5kW。而日系安川電機同期上市的Σ-7系列,功率跨度覆蓋50W~15kW。
同時,匯川將主戰場轉移到LED裝置、紡織裝置、雕刻裝置等技術含量相對低的細分賽道,針對這些行業的廠商進行“專機化”產品開發——一個銷售,深入瞭解一個客戶所有的工藝、痛點,帶回公司後有不同技術團隊進行快速消化,響應客戶需求。
看起來是不是很熟悉?沒錯,這就是華為系成功三要素之一,快反饋:銷售-研發-銷售體系。而實現這一要素的前提,是“廣撒網”的銷售渠道。
中國本土伺服品牌,包括臺灣省的臺達,幾乎都在中國每個省、市部署售後渠道,初衷是因為產品故障率高,密佈修理點便於及時解決客戶問題。但在本土品牌拓展細分市場時,這些渠道就成為銷售觸達客戶的銷售網路。
僅匯川一家,就有超過2000個銷售人員,在全國各地點對點接觸客戶;背後還有2600個技術人員提供支援。其他本土品牌的配置也基本相同,只在人數規模上有所差異。
中國本土伺服品牌慢慢在低端裝置市場站穩腳跟,從華為系的老三板斧中,又衍生出中國伺服的新三板斧:
“本末倒置”——不同於外資品牌帶著技術來中國開拓市場,本土品牌背靠市場開發產品;
“投機取巧”——學習外企成熟技術並加以刪改,讓伺服廠商自身和客戶都獲取價效比優勢;
“人海戰術”——撒網式鋪設渠道,一方面解決產品售後,另一方面便於銷售接觸客戶。
中國本土伺服品牌在工業機器人等新興裝置領域的第一次投機,雖然沒有在市場份額上得到體現,但卻停止了在廣闊下游市場中的亂撞式擴張,在技術的發展上找準方向,分頭去往各條細分賽道。
很多企業逐漸發現,原先為降本被迫打出的三板斧,恰巧符合中國伺服應有的發展軌跡:
“本末倒置”切準了中國裝置產業的後發現狀;
“投機取巧”正是日系品牌“選準客戶,確立專屬市場”的戰略;
“人海戰術”則瞄準外企在渠道和服務上的薄弱環節,突顯出中國企業的優勢。
第二次機會
2015年,“中國製造2025”行動綱領釋出,工業機器人等智慧製造裝置被提升至國家戰略層面;
另一方面,《巴黎協定》在聯合國蓋章透過,清潔能源成為未來大勢,在中國,新能源汽車被列入十大重點發展產業,光伏裝備製造成為帶動產業升級的新增長點。
繼工業機器人之後,更多新興裝置在中國市場上迎來爆發,對於伺服電機的需求自然也水漲船高,2015~2018年,中國伺服電機市場規模年複合增長率超過15%。
另一方面,包括“中國製造2025”、“十四五規劃”在內,對本土品牌自研伺服電機的扶持政策逐漸增多,頂層設計的方向也發生變化——從要求單一元件或裝置單點突破,轉變為推廣工業自動化和智慧製造的全面鋪開。
政策要求加上裝置需求,中國本土伺服品牌在技術和市場兩端又完成了一次蛻變:
技術上:
裝置領域新玩家的出現,以及中國本土工業機器人企業的自我升級,迫使國產伺服電機產品線也必須向其靠攏。
但由於細分賽道實在太多,單一伺服品牌的產品線難以全部跟上,於是本土品牌不約而同地選擇一個或幾個行業打造“專機化”產品,並藉此將產品滲透入類似的行業。
比如匯川,雖然技術和戰略上向安川等外資品牌大而全的產品線看齊,但不同的階段仍然有所側重。2015年,匯川研發出電液伺服系統,專攻注塑行業,2016年銷售額已近4億,成為細分賽道內的小爆款,並藉此外探向其他應用液壓技術的新行業。
而華中數控、埃斯頓早期研發方向是機床伺服系統,但後期分別向新能源汽車、工業機器人領域擴充套件業務。
市場上:
新賽道出現,加上國家政策扶持,更多本土工控企業開始加入伺服大軍。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工業自動化上下游的廠商之間開始了業務上的兼併與融合。
匯川、禾川、埃斯頓等伺服電機品牌,透過收購、入股機器人企業,逐漸開始推出工業機器人整機產品,並藉此繼續向工控技術的最終目標——匯流排控制、上位系統拓展業務;另一邊, 信捷、卡諾普之類原先專注於機器人控制系統的廠商,也上探至伺服系統。
中國本土伺服品牌,在“看得見的手”有意推動全面工業自動化的佈局之下,新需求所引發又一輪的裝置浪潮之中,擺脫了在低端裝置行業透過刪改產品謀求利潤的“假差異化”操作,轉而用實打實的研發、技術升級產品,為主攻的行業提供真差異化。也因此獲得了自身產品的核心技術優勢,拉近與外資品牌差距。
到2020年,由於前一年裝置市場景氣下行,伺服行業經歷一輪小洗牌後,又迎來口罩機市場爆發,中國本土伺服品牌在中國市場佔有率相較2010年已增長10%,達到24%,僅次於日系品牌份額。而匯川市場規模增長86%,禾川增長40%,代表著國產品牌正式躋身第二梯隊。
第三次機會
2020年底,安川囤積價值4億元的伺服電機;而匯川更狠,囤積超過5億元的伺服晶片。
在新興裝置浪潮中起勢的中國本土伺服品牌,研發上的投入也變得更多,國產伺服電機的脈衝頻率、解析度、響應速度和精度等方面,已經和一流外資品牌相當。
但由於生產工藝缺少積澱,產品的穩定性和可靠性仍屬二流水平,因此中高階國產裝置廠商在選擇伺服電機時,還是對本土品牌抱有疑慮。
即使經過口罩機的驗證,加上近年來“單臺裝置多軸化”趨勢,完全採用國產替代的裝置廠商大多還是鋪量型,或是為了低價衝擊海外市場追求價效比。
在鋰電池卷繞機這種高階裝置上,裝置廠商會選擇在150個軸中,80顆主要軸用外資品牌,70顆次要軸用國產,藉此降本。
這樣一來,中國本土伺服品牌雖然市場地位有所提升,但無異於又被捲進一輪價格戰中。同時,在高階市場的門口徘徊,也會更晚搭上國產裝置升級的車。
對於本土伺服品牌來說,急需一次機會,改變裝置廠商挑剔的眼光。
但比機會早到的,是一輪洗牌。
2021上半年,中國伺服市場銷量前五企業佔比達53.8%,行業集中度明顯。很多2020年還在份額餅圖上佔據一席之地的中國本土伺服品牌,又被劃歸到“其他”行列中。
外資品牌的日子也不好過:德系老大哥也在“其他”中泯然眾人,日系的松下、三菱市場佔比雙雙跌破10%。
贏家有兩個:匯川、安川。而引發危機的,是晶片荒。
先來說晶片荒。疫情初期,隔離中的人們消費慾望大增,手機、電腦等電子產品銷量隨之飆升,而晶片的供給側也嚴重向消費電子傾斜。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20年12月,疫情期間晶片產能本就緊張,加上不協調的資源分配,汽車行業首先感到無芯寒冬的來臨——2021年一季度全球汽車減產100萬輛,根據AFS(Auto Forecast Solutions)的測算,全年減產超過1000萬輛。
覆巢之下,消費電子業同樣受到波及,根據小米財報,缺芯導致其手機業務減產1000萬部左右。
熱門行業尚且如此,隱伏在製造產業鏈上游的伺服行業,能吃到的晶片份額只有更少。即使如西門子、三菱之類的巨頭,除了減產之外也別無選擇。
再來說贏家。2021上半年,匯川市場份額暴漲至15.9%,在中國伺服市場排名第一,這也是中國本土伺服品牌首次登上頭名寶座。
日系品牌安川的市場份額為11.9%,與上年相比沒有太大變化,但得益於同行襯托——原本並列第一的松下份額大幅下降,因此仍然維持住頭部企業的形象,排名第二。
要知道,2021年中國伺服市場規模相較2020年又增長20億左右,無論是向上追擊的匯川,還是原地踏步的安川,產量都在逆晶片荒之勢上升。而逆勢的動力,來自於他們的前瞻能力——
2020年底,安川囤積價值4億元人民幣的伺服電機產品;而匯川更狠,囤積超過5億元的伺服晶片。
安川大量備貨的原因,是為了應對機床工具市場以及新能源市場的要求,這兩個市場在2020年第三季度, 已呈明顯漲勢。
匯川囤積晶片的前瞻性,則來自於其管理層所繼承的華為成功基因——大視野,不止侷限於主營業務,積極監測並應對宏觀動態。
2020年9月15日,華為晶片被斷供,對於一家主營toB和toC裝置的企業來說,不啻於毀滅性打擊。但從華為半年後釋出的2020年報來看,其三大業務板塊並未縮水,銷售收入反而有所增長。
而另一個數據卻大幅下降:為了應對斷供,華為投入巨量資金囤積晶片,2020年經營活動現金流僅剩352億元,相較一年前下降61.5%。
具有深厚華為血統的匯川技術,自然也從華為的遭遇中獲得啟發,加上匯川自身也在經營SCARA機器人業務,對消費電子行業風向有所感知,因此才在晶片荒的多米諾壓倒伺服行業之前,就做好了準備。
匯川在晶片上“投機”成功,側面為中國本土伺服品牌打開了新局面。
根據匯川技術2021半年報,“有貨就是競爭力”成為其全年營銷策略。這點醒了還在苦苦等待外資伺服產品的中高階國產裝置廠商,“有貨”對他們來說同樣重要,而缺少伺服電機這一核心部件,就無法出貨——一旦停產,高質量還是價效比,都毫無意義。
明白了這一層的中高階裝置廠商,在選擇伺服供應商時一改往日嚴苛,原先需要100分品質的伺服電機,現在80分的國產替代品也照用不誤,何況中國本土伺服品牌有著強大的售後渠道兜底。
2021上半年,中國本土伺服品牌市場佔有率達到35%,雖然除了一枝獨秀的匯川外,更多廠商的名字還被淹沒在“其他”之中,但國產品牌的市佔率終於超過日系三大家,在場面上佔據優勢,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層層遞進的裝置市場,諸多必然或偶然的機遇,造就中國本土伺服品牌的崛起。但伺服電機小眾賽道、大量玩家、廣闊市場的特殊性,註定激烈的競爭將繼續存在——
本土品牌與技術相仿的日系之間摩擦將更為激烈,並將逐漸觸碰到德系把持的上位系統;另一方面,本土品牌之間的價格戰,也終究無法避免。
在上面的內容裡,立方知造局聚焦於中國伺服市場的特殊性,嘗試勾勒中國本土伺服品牌如何走出泥沼——而刻意忽略的,是德系、日系等外資品牌,怎樣看待並應對中國本土伺服的崛起,以及外資品牌不同的應對方式,最終對中國品牌以及他們自己的市場份額,所帶來的影響。
更重要的是,外資品牌在中國市場發展的路徑和取捨,對於中國本土伺服品牌的未來發展,有著非常意義的啟發。
4. 遠見?偏見?
外資四巨頭應對中國企業崛起的兩種方式
四巨頭的遠見與偏見對本土品牌的啟發
中國本土伺服品牌從早期發展,到2013年後積極進取、2015年後技術追趕,不可避免會一點點蠶食原本日系、德系的客戶和市場。
但在一系列過程中,外資品牌卻彷彿集體啞火,並沒有在技術壟斷或是價格戰上,給本土品牌的擴張帶來大麻煩。
這其中,一方面是本土品牌的確有著不可阻擋的優勢,另一方面則是外資品牌由於各自的遠見或偏見,形成兩極分化的應對態度,為本土品牌創造了生存空間。
外資伺服品牌裡,在中國市場最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是四巨頭:日系安川、松下、三菱,德系是西門子。
四家企業裡,按照對本土品牌不同的態度,又可以劃分為“作為”和“不作為”兩大陣營——作為派有松下、三菱;不作為派有安川、西門子。
其實在2017年之前,四巨頭在中國市場份額加起來達到60%,佔據絕對優勢,因此不論是對其他外資品牌,還是中國本土品牌,都採取放任自流的態度。
比如積極在鐳射裝置擴充套件業務的富士,實際上已經侵佔到四巨頭的利益,但後者依然沒有利用價格戰或是技術優勢去打壓。
原因在於,按照四巨頭的市場理論,中國龐大的伺服市場、無數的細分裝置,以及伺服電機上游永磁體、變頻器和晶片的供應……種種因素都表明,僅靠幾家企業無法吃下所有業務,自下而上的競爭者如同韭菜,割了一茬還有一茬。
未來的中國伺服市場,必將形成一個穩定的金字塔形:
中國品牌或許會跑出幾家寡頭,和現在的外資巨頭在不同領域共同制霸高階市場,依靠技術獲取使用者粘性,此外穩步向新興裝置產業擴張;
而裝置型別龐雜的中低端市場,巨頭基於技術優勢,必會穩佔一定份額,剩下則由得小廠商們去慘烈廝殺。
但中國本土伺服品牌見縫插針的能力,以及中國裝置快速的更迭週期,讓四巨頭嚴謹的市場理論顯得無比尷尬和天真——
中國本土品牌將低價的差異化帶入市場,低端裝置領域首先被攻佔。甚至部分中高階市場,比如原先“四不管”的鐳射裝置,富士正如魚得水,卻被匯川等本土企業發起的幾輪價格戰打得偃旗息鼓,市場份額也被瓜分殆盡。
2017年,四巨頭突然發現,自家的伺服電機在鋪量的市場裡已經失去影響力、面臨的最大問題從如何擴產變成了如何賣貨時,一切都已經晚了:市佔率跌落至42%,統治力不再。而中國本土品牌順著新興裝置的東風,正向中高階市場全面進軍。
這時的四巨頭,才意識到不妙,正式分為兩個派系應對危機。
“作為派”的松下、三菱透過拓展低端產品線,與中國本土品牌展開價格戰,爭奪市場份額。
從上帝視角來看,松下和三菱的策略轉換不可能成功,因為缺少了低端市場最關鍵的制勝法寶——銷售渠道。沒有渠道,難以接頭下游廠商,研發能力再強也無用武之地。而降價策略更是改變了使用者心智,日系伺服的定位本屬高階,降價不僅拉低自身品牌形象,與中國本土品牌打價格戰的做法,實屬吃力不討好。
結果也是註定的,松下和三菱的市場份額不增反減:2016年,松下在中國的市佔率17.5%,三菱15.5%,而推出低端產品後的2018年,雙雙下跌4%。
但是,作為派在低端市場進取失敗,並不代表其策略是錯誤的,恰恰相反,熟悉中國市場的松下和三菱,也許有著另一層“遠見”——
中國工業裝置躍進式的發展實在太過驚人。
從2010年中國出現“新興裝置產業”概念開始,短短7、8年時間,以本土工業機器人行業為代表,很多廠商利用政策扶持,積極研發、併購,迅速拉近與外資品牌之間的差距,進而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
另一方面,中國光伏裝置、鋰電裝置隨著國內相關產業的飛速發展,已在多軸化程序上趕超外資裝置。
可以這樣說:中國新興裝置市場,高階產業低端化的弊病固然存在,但低端品牌向高階進化的潛力同樣不容小覷。
對於作為派來說,很難不“遠見”到這樣一種情況——今天排隊等貨的弱勢甲方,很可能就是明天的金主爸爸。因此寧願自降身段,也要打入低端市場。
與之相對應的,是存有“偏見”的不作為派,需要先說明的是,不作為派並非真的不作為。
提倡“技術立社”的安川,和以一己之力開創工業4.0的西門子,在2017年面對自家伺服電機業務在中國市場逐漸收縮的情況時,仍然堅定相信原先“寡頭領導、金字塔結構”的市場理論。
具體表現是:安川作為唯一沒有在中國本土伺服品牌衝擊下降價的外資品牌,基本放棄低端市場競爭,轉而固守高階裝置領域,研發和銷售都為此服務;
而西門子雖然推出中低端的V90系列伺服電機,但主要還是為了配合中國爆發的新興裝置工廠的上位系統使用。
這並非因為安川和西門子缺乏遠見。事實上,深度參與中國製造業的安川和西門子,同樣感受到中國裝置從粗放到精密化的趨勢。但就此得出的結論,卻與松下和三菱不同:
未來的中國裝置向智慧化、數字化方向發展時,終將拋棄效能不夠完善的核心部件,因此著力於高階產品、上位系統,就等於把握住未來。
遠見是有了,但其中卻包含著偏見。“效能不夠完善的核心部件”,顯然指的是中國本土品牌的伺服產品。
雖然都是賣貨,但安川和西門子對中國工業自動化的幫助,遠大於松下和三菱:
安川對中國本土伺服品牌可以說“傾囊相授”,不僅技術上任由模仿,甚至連中國的伺服電機標準,都是以安川的標準起稿;
西門子則為中國工廠搭建“整廠整線”方案,在國內中、大型PLC專案中,有著接近一半的市佔率。
然而,技術任君採擷的態度背後,其實暗含的是另一種外資品牌優越感——技術可以隨便模仿,甚至歡迎模仿,帶來的後果,是安川和西門子將始終領先一步,而只要有這一步存在,中國本土伺服品牌的產品,將永遠都只是“效能不夠完善的核心部件”。
如同作為派錯誤低估了中國本土伺服品牌在低端市場的統治力,不作為派雖然遠見更深一層,佈局更遠一步,但還是疏漏了關鍵的一點:中國裝置向產線化迭代的速度。
中國新興產業正在快速形成產業鏈閉環。如半導體、光伏、鋰電廠商,無一例外都在向前後段工序擴張產線,對於小型PLC的需求量激增。
而本土伺服品牌上探至PLC領域的企業,也因此得以發力。2019年,中國本土PLC頭部企業,匯川、信捷加起來的市場佔有率只有5%,一年後上漲至13%,市場份額已超過西門子的三分之一。
中國本土伺服品牌應對市場變局的能力、順杆向上爬的做法,已經觸碰到安川和西門子的底線。要知道,工控圈,它的確就是一個圈——佔據上位系統後,對需要向上相容的伺服電機自然就有了一定排他權,也就真正從源頭打開了市場。
安川和西門子也失去了原本垂釣者式的淡定,不作為派開始作為。
2018年,安川收購與西門子合資創辦的工業自動化公司YSAD(Yaskawa Siemens Automation&Drives),希望透過高品質伺服電機、先進工業機器人,加上西門子的PLC優勢,實現更為全面的智慧製造上位系統,以應對中國本土伺服品牌向上擴張。
而安川從2013年推出Σ-7系列伺服電機後,就一直沒再更新過的產品線,也即將用Σ-X開啟新一輪迭代。
四巨頭最後殊途同歸在對於中國裝置市場、本土品牌的“重點關照”,這勢必會讓本土伺服未來的爬坡之路,行進得更加困難——機會的蛹殼再一次包圍中國伺服——但外資品牌的遠見與偏見,已經指明瞭破繭的方向。
遠見代表著本土品牌的優勢:在未來,中國新興裝置產業提供的原動力將持續存在,本土伺服所要做的,是在新興市場繼續打好“本末倒置、投機取巧、人海戰術”三板斧,如此才能跟上中國裝置迭代的步伐,進而完成在技術和市場上的自我升級。
立方知造局在此也大膽預測一下,2022年本土伺服品牌將大有可為的幾條賽道:
1 光伏:目前,單晶矽棒等原材料價格上漲非常嚴重,隆基等光伏企業因此產量減少。正因如此,光伏廠商也格外重視生產效率以及產線擴張,以期打造產業鏈閉環。隨之而來的,就是大量裝置迭代,以及上位系統需求。
2 半導體:中國半導體產業已進軍生產前段,首先突破的就是CMP(化學機械拋光),並且已有終端廠商開始選擇國產CMP裝置,而裝置廠商也在向多合一式發展。本土伺服品牌也許可以搭上這趟國產替代的順風車。
3 鋰電:隨著新能源車普及,鋰電池的生產量會不斷攀升,前面提到的多軸鋰電池卷繞裝置將成為更多廠商的選擇;另一方面,鋰電行業新的增長點,在於儲能、換電,與之相對應的自動化產線、裝置也將迎來爆發。
偏見代表著本土品牌的劣勢:本土伺服“本末倒置”地緊跟新興裝置,源於在傳統裝置領域的市場缺位與技術落後,實是不得已而為之。而產品穩定性的突破,只有經過長年累月生產工藝的改良才能實現;國產PLC等上位系統,雖然漲勢迅猛,但跑出來的企業還是太少,市場佔比也遠弱於西門子。
在未來,中國本土伺服品牌不論是追擊新興裝置市場,還是補足傳統裝置缺位,在龐大的品牌基數下,價格戰仍將繼續。本土品牌即將面臨和安川類似的抉擇:是放棄一部分市場,還是犧牲自己的利潤。
唯一的答案,還是在於伺服電機本身的產品屬性:作為主導工業自動化的核心部件,在裝置產業內註定只能成為幕後英雄。只有讓客戶保持競爭力、在市場上持續勝利,才是伺服企業制勝的關鍵。
尾聲
跟蹤中國伺服市場的發展軌跡時,我們經常會感覺到身處於某種荒誕的氛圍。
荒誕體現於中國本土伺服品牌和外資伺服品牌的兩種被動:
中國品牌的被動在於,每次陷入瓶頸,依靠經營策略、技術研發也無法更進一步時,總有餡餅如約而至——機會來得及時,企業接得順溜,好像事先排練;
外資品牌的被動在於,明明率先進入市場,技術佔據絕對優勢,但當中國品牌趕來磨削份額的關頭,或打策略牌,或打技術牌,卻最終只能眼睜睜看著蛋糕被一點點切走。
不以企業自身意志為轉移,持續喂餅中國品牌、不斷封蓋外資品牌——這種神秘力量究竟來自哪裡?
是中國裝置的快速更迭、對價效比的要求,為本土伺服帶來發展機遇?或是中國企業之間協同作戰,爭取國產替代?還是中國在政策上引領企業發展,並且允許產業早期的“投機”,以此帶動產業發展?
這些都是重要因素,卻遠不是底層的邏輯。
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本土伺服品牌的成功,更多依靠既得的商業知識和某種商業經驗,比如早期華為的老三板斧,和經歷過一輪市場洗禮後的新三板斧。
即便是頭部企業匯川,其“專機化”、“單一產品線No.1”等等戰略,更多也是借鑑華為理論,以及成功後的反思,“順瓜摸藤”總結而來。
反觀外資伺服四巨頭,定下的戰略雖各有不同,但總的前提,都是對“金字塔型市場”這一理論堅信不疑,而後順藤摸瓜。
其實這種對比,並不止存在於伺服電機行業,製造業的各個側面裡都屢見不鮮。在業內流傳這樣一種說法:中國企業家買單的是知識,是已經獲得成功的成功經驗,渴望透過復刻華為等企業的發展路徑,幫助自己做大做強。
中國製造業裡的本土品牌,與其叫做企業,不如稱之為工廠;而企業家更多扮演的也是廠長角色——對自己的“工廠”一言而決,如臂使指,主導戰略就是做大企業,發展方向就是擴產賣貨,佔領市場,進而向產業鏈上下游擴張。
這種看似不符合主流商業邏輯、商業信條的經營方式,正好是類似安川、西門子,這些已進入經理人運轉下的百年外資的“剋星”——面對機會,工廠隨著廠長一聲令下,就能立刻轉變銷售策略、轉變生產方向;而外資企業,反應往往要滯後許多。
或許,一部分中國企業狼性的追逐,看起來不那麼優雅;又或許,其中的差異來自於中國工業化程序更晚的起步。
但對於有著所有工業門類,卻在很多核心技術、材料上被卡脖子的中國製造業來說,包圓產業鏈是個樸素而又迫切的需求,而這樣的中國企業,正是最為契合的搭檔。
換句話說,在中國製造業的BGM裡,沒人能打贏中國企業。
各平臺同名,如果您喜歡我們的故事,歡迎分享、收藏、轉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