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
1981年6月4日，上海已然進入仲夏，炙熱的太陽烘烤著大地，潮溼的空氣混合著汗水粘稠在面板上，壓得人有些喘不過氣來。
清早，位於虹橋路的萬國公墓人潮湧動，每個人都表情凝重，肅穆莊嚴。
幾個小時後，這裡即將舉行一場隆重的國葬。
人群中不乏老人、青年、學生代表、兒童，以及社會各界人士代表，就連虹橋路上都擠滿了前來送行的人群。
大家都希望能來送這位偉人最後一程。
這位偉人，就是偉大的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和共產主義戰士，新中國的締造者之一——宋慶齡。
宋慶齡
葬禮，於中國人有著特殊的意義，它不僅代表逝者一生最後的哀榮，更重要的意義是對於活著的人，他們需要一種方式宣洩悲傷。
那些為國家和民族嘔心瀝血、鞠躬盡瘁的革命先烈，更是需要一場宏大的葬禮，才能表達國人對逝者無限的敬仰與哀思。
宋慶齡無疑就是這樣一位革命先烈，中央政府對於宋慶齡葬禮的時間、地點、規模都做了無微不至的計劃。
而在這至關重要的國葬儀式上，原定於上午10點準時開始的葬禮，卻提前了5分鐘舉行，這背後有著怎樣不為人知的原因呢？
宋慶齡
讓我們把時間追溯到1978年12月，這是宋慶齡最後一次回到上海的家，這一次她在家中住了兩個月。
彼時，85歲高齡的宋慶齡身體每況愈下，自知已不能再常回到上海，因此她還讓隨行的攝影師將位於淮海中路的老房子拍了照片，以解思鄉之情。
宋慶齡
1981年初，躺在病床上的宋慶齡，望著窗外北京的皚皚白雪，不禁想起了家鄉，此時上海的玉蘭花應該含苞待放了吧？
身患白血病的宋慶齡，自知時日無多，便請示中央，希望在自己離世後，可以迴歸故里，算是自己最後的遺願。
對於宋慶齡的請求，黨內卻有不同的意見，有聲音表示，中國人講究落葉歸根，應當尊重慶齡先生本人的遺願。
亦有聲音表示，宋慶齡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遺孀，更是我黨在困難時期最忠誠的朋友，理應與中山先生合葬於南京，供後世景仰。
後來，中央領導找到宋慶齡的秘書杜述周，希望他就“與中山先生合葬”的提議，徵求宋慶齡的意見。
宋慶齡與孫中山
病床上的宋慶齡聽聞後，斬釘截鐵地拒絕了這個提議：
“我死後，請不要將我同中山先生合葬，我想葬在上海的萬國公墓，那裡有我的父親和母親。”
杜述周默默地點了點頭，轉身走出病房的他，一行淚水劃過了臉頰，在將宋慶齡的決定轉告中央後，很多同志表示難以理解。
畢竟宋慶齡與孫中山一生恩愛，夫妻合葬亦是中國人的傳統，況且中山陵規模宏偉，無疑是最好的歸宿。
對於這個疑問，做了宋慶齡13年貼身秘書的杜述周，深知宋慶齡的想法和良苦用心。
當年，22歲的宋慶齡不顧父母的反對，毅然嫁給49歲的孫中山。
此後更是為尋求救國之路，跟隨丈夫奔波半生，獻身革命與愛情，卻唯獨沒有為父母盡心盡孝。
宋氏家族合影
這是宋慶齡心中深埋一生的愧疚，生前不能陪伴在父母膝下，便希望死後可以長眠於父母身邊。
此外，宋慶齡的兄弟姐妹在新中國成立後紛紛奔赴境外，只有她自己留在祖國。
與父母葬在一起也是為家人做一個表率，希望日後，家人都能回到祖國的懷抱。
最後，中央組織選擇尊重宋慶齡本人的遺願，承諾在其去世後，將她葬在上海萬國公墓。
這場萬眾矚目的國家葬禮，在宋慶齡去世前兩個月便已開始籌備。
時任上海市機關事務管理局副局長的李家熾，多年負責處理宋慶齡寓所與孫中山故居的行政事務，深得宋慶齡的信任。
中間老者為李家熾
1981年3月底，李家熾來京參加工作會議，會議結束後，時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的馮文彬找到李家熾，就宋慶齡的病情和後事，兩人促膝長談到深夜。
在這次談話中，李家熾得知，宋慶齡已是白血病晚期，雖然中央已安排最好的專家和醫療手段為其治療，但情況非常不樂觀。
當時的宋慶齡，身體各項器官已有衰竭的跡象，對藥物已經無法吸收，面對這種情況，中央的意思是早做打算。
根據宋慶齡一生對國家與民族做出的巨大貢獻，中央決定在尊重宋慶齡本人遺願的同時，為其舉行國葬禮。
關於這個艱鉅任務的籌辦工作，中央領導小組在商議後，決定交由李家熾負責落實，在接到任務後，李家熾深知此事的重要性。
前排為宋慶齡
由於時間緊迫，地方上又沒有舉辦國葬的先例。
為防止意外發生，李家熾馬不停蹄地趕回上海，將中央下派的任務轉達給上海市委，並開始了長達兩個月的籌備工作。
因宋慶齡生前表達過希望後事“一切從簡”的要求，這令李家熾著實犯了難。
國葬的規格必定是宏大的場面，對於“從簡”的尺度實在難以把握。
在與中央領導商討出席人員的方案時，由開始計劃的500人出席，減少到300人，後又考慮到宋慶齡先生的遺願，最終確定為200人。
時間來到了五月底，籌備工作仍在緊張地進行中，此時中央傳來訊息，宋慶齡先生的身體狀況非常不好，專家已下病危診斷，要求李家熾儘快給出葬禮的全部方案。
宋慶齡
面對一切從簡，又要體現出國禮的規格，李家熾的每一個決定都舉步維艱，中央及地方各方面也都積極協調配合。
後來在李家熾的回憶錄中，談及宋慶齡的葬禮時，這樣寫道：
“這場國葬的任務，從籌備到順利完成，過程實屬不易，並非我一人的功勞，各級部門和領導都給予了很大幫助。”
1981年5月29日20時18分，敬愛的新中國締造者之一、國家名譽主席宋慶齡，在北京病逝，享年88歲，全國上下一片悲慟。
5月31日至6月2日，中央政府在北京為宋慶齡舉辦了公祭活動；6月3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中央領導人相繼發言致詞；6月4日，便是在上海的國葬禮。
宋慶齡追悼大會
葬禮當天一早，鄧穎超、廖承志、陳慕華等中央領導人搭乘專機抵達上海虹橋機場，按照計劃，前來參加葬禮的中央領導可先在國賓館稍作休息。
而鄧穎超剛下飛機，便給李家熾打了一通電話，鄧穎超表示，為了保證葬禮的萬無一失，她想直接到現場去看看。
由於自發為宋慶齡送行的群眾站滿了公墓外的街道，造成了一定的交通擁堵，鄧穎超一行人進入葬禮地點時已經是上午九點半。
此時的萬國公墓內已經擠滿了前來送行的人士，包括上海市委、人大、政協、軍委、工商婦聯代表、青年學生、老人孩童、記者等兩百人。
萬國公墓宋慶齡葬禮
6月的上海正值仲夏，九點鐘的太陽已將空氣炙烤出抖動的波紋，直射在萬國公墓毫無遮擋的草坪上，令人燥熱難耐。
而6月又正值江南的梅雨季節，潮溼的空氣混合著汗水，將衣服緊緊裹在了面板上。
即便如此，前來參加葬禮的人們都筆直地站在原地等候，包括手捧鮮花的老人和孩童，這莫不是對宋慶齡先生最崇高的敬意。
來到萬國公墓的鄧穎超，見到此情此景，倍受感動，尤其在看到從老人與孩童的臉頰上滴下的汗水，更是心疼不已。
此時陽光正烈，若再繼續等待下去，恐怕老人和孩子會有中暑和昏厥的危險。
萬國公墓宋慶齡葬禮
鄧穎超立即找來李家熾，與他商量，天氣太熱了，孩子和老人恐怕承受不了太久，如一切準備妥當，葬禮是否可以馬上開始？
李家熾表示，一切事務均以準備妥當，可以隨時開始，但是這麼重要的國葬，早已對外宣佈10點準時開始，若時間提前，恐有不妥。
鄧穎超隨即表示：“葬禮立即開始，有任何事情，我來負責。”
李家熾快步走到時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國棟的身旁，第一時間將鄧穎超的決定告訴了他。
陳國棟迅速響應，於是，原定於上午十點開始的葬禮，提前了5分鐘開始。
鄧穎超
葬禮上，與宋慶齡相識多年的鄧穎超，望著宋慶齡先生的遺像，往事一幕幕浮現在眼前，不禁留下了眼淚。
回想起1949年，毛主席邀請慶齡先生北上共商建國大計，鄧穎超作為陪同一路從上海跟隨先生來到北平。
從那時起，二人便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如今斯人已矣，怎能不讓人悲慼傷感。
葬禮結束後，回到北京的鄧穎超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宋慶齡先生，今日穎超送你最後一程，想起先生過往種種，恍若昨日，倍感思念。”
“關於將葬禮時間提前一事，我知道，如果你在場，定會同意我這樣做的，先生的大愛精神，穎超永記於心。”
誠然，宋慶齡一生都在用行動詮釋著她的“大愛”精神。
宋慶齡
宋慶齡出身於上海富貴之家，父親是著名的民國實業家宋嘉樹，而從小錦衣玉食的她並未因此成為不問世事的大小姐。
為尋求救國之路，宋慶齡年少時便留學美國，而後亦是為了革命事業回到祖國。
一次偶然的機會，年僅21歲的宋慶齡成為了孫中山的秘書，出於對救國英雄的愛慕與敬仰，年輕的宋慶齡愛上了這個溫文爾雅的中年男人。
彼時的孫中山亦是被年輕漂亮、智慧果敢的宋慶齡深深吸引，真是印證了湯顯祖的那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宋慶齡與孫中山
當時的孫中山已經48歲，這對忘年之戀遭到了宋慶齡父母的強烈反對，而宋慶齡不顧父母的阻止，在二次革命失敗後，毅然與孫中山逃往日本，並在日本舉行了婚禮。
從此，宋慶齡便同丈夫一起，踏上了“救國、救民”的革命道路，併為此奉獻著自己的一生。
1922年，陳炯明叛亂，炮擊總統府與孫中山、宋慶齡的寓所，當時的宋慶齡已懷有三個月的身孕。
叛軍將至，危難之際，孫中山拉著宋慶齡一同轉移，但是宋慶齡以自己行動不便、恐會拖累丈夫的理由，堅持留下來吸引敵人的注意，掩護丈夫安全撤離。
危難關頭，她對孫中山說：“你不只是我的，更是四萬萬中國人的，中國可以沒有我，但絕不能沒有你！”
宋慶齡與孫中山
無論孫中山怎樣勸說，宋慶齡都堅持留下，因而不幸流產，更是永遠失去了成為母親的可能。
宋慶齡“舍小我，全大愛”的精神，成全了國家，成全了民族，卻唯獨委屈了自己，這是何等博愛的胸懷。
1925年，孫中山辭世，32歲的宋慶齡開始了長達56年的孤獨生活。
這份孤獨不僅來自於失去丈夫的苦楚，因政治選擇與利益糾葛，宋慶齡的兄弟姐妹都選擇了歸順蔣家，宋慶齡卻因對蔣家獨裁的不滿而與之決裂。
與蔣家對立的宋慶齡，幾乎是將自己置於整個家族利益的對立面上，這令宋慶齡一度成為家族的“眾矢之的”，使她寂寥的人生更加風雨飄搖。
左起宋靄齡，宋慶齡，宋美齡
失去摯愛與家庭的宋慶齡將對於親情的渴望，融入了對兒童福利事業的關注。
同鄧穎超一樣，膝下無子女的她們將全天下的孤兒都當做了自己的孩子。
抗戰時期，宋慶齡在武漢成立了“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呼籲全國救助戰災兒童。
在宋慶齡的倡導下，全國紛紛響應，先後成立了20多個分會，60多座保育院，救助災童三萬餘人。
1949年，上海解放後，宋慶齡又在上海創辦了兒童福利站，她幾乎每天都在這裡陪伴著孩子們，更是常常將自己的積蓄用於孩子們的學習和生活。
宋慶齡
宋慶齡早已將福利站的孩子當做了自己的孩子，這些在戰火中失去父母的孤兒。
在宋慶齡的關愛下，快樂健康地成長，每個孩子都親切地稱她為“宋媽媽”。
在宋慶齡眼中，孩子是祖國的花朵，更是國家的未來，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宋慶齡都十分重視全國的兒童教育事業。
在她的倡導下，新中國的第一個少年宮、第一個婦幼保健院、第一本少兒刊物、第一個兒童劇院都相應成立。
在考察全國兒童工作時，宋慶齡最常說的一句是：“我們現在所努力的一切，不是一份工作，而是整個中國的未來。”
宋慶齡
這是怎樣的眼光和胸懷，宋慶齡心中所承載的，滿滿都是國家與民族，更是用自己一生的行動詮釋了“大愛無疆”的定義。
先生一生為公，唯一一次為自己考慮，便是希望死後可以安葬於父母身邊。
對於鄧穎超將葬禮時間提前的決定，若是先生泉下有知，也必定會感到欣慰。
如今，宋慶齡先生已經離我們遠去，消失在時間的長河裡。
而萬國公墓先生的墓碑前，鮮花卻四季常開，前來瞻仰和緬懷先生的人群絡繹不絕。
宋慶齡
是的，歷史不會忘記先生，人民更不會忘記先生，先生大公無私的博愛精神，彷彿黑夜裡耀眼的星光，永遠照亮著我們前進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