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世界著名的女記者法拉奇來到中國採訪鄧小平。法拉奇過去採訪過多位首腦人物，因為採訪風格犀利，文筆尖銳，有時甚至咄咄逼人，讓世界上許多領導人避而遠之，不願意接受她的採訪。
在採訪鄧小平時，法拉奇就問了一個火辣辣的問題：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
聽完這個問題，鄧小平預感到，法拉奇果然與其他記者不同，問的問題如此地尖銳，但鄧小平的回答也不含糊，幾句話就把她鎮住了。
那麼，當時鄧小平是怎麼回答的呢？法拉奇為何會問這個問題？
法拉奇採訪鄧小平（劇照）
法拉奇被稱為20世紀的採訪女王，主要的採訪目標是各國的政要，因為風格獨特，連基辛格也曾被她弄得下不來臺，他曾說過：接受法拉奇採訪是我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
法拉奇1929年生於佛羅倫薩，父親是一個木匠，母親是一個清潔工，家裡靠著父母的微薄收入支撐著，雖然家境貧困，但卻買了很多的書，父母的這個行為在他們階層中是很少見的，因為櫃子裡的書很多，法拉奇沒事的時候都會將它們拿出來讀，明白了很多的道理。
父親雖然是一個木匠，但卻熱愛政治，因為反抗墨索里尼的統治而多次被捕入獄，因此法拉奇在10歲就跟著父親參加革命，幫助抵抗者站崗放哨、傳遞情報，逐漸培養出了堅毅的性格。
1943年秋，盟軍逐漸取得了優勢，派出戰機轟炸了佛羅倫薩，法拉奇跟隨父母躲進了一個教堂裡，炸彈一顆又一顆地不斷落下，誰也不知道會不會落到教堂上面，法拉奇嚇得哭了起來；這時父親走了過來，不僅沒有安慰，反而抬起手打了她一記耳光，訓斥道：女孩子不要哭，也不許哭！法拉奇從此與眼淚絕緣。
二戰結束後，父親成為了一名英雄，跟隨父親參加革命多年的法拉奇，自然成為了一名小英雄，得到了政府的幫助，重新回到了學校。
法拉奇
不久後，法拉奇就獲得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到《義大利中部晨報》做報道員，她的伯父之前曾在這裡任職，因為法拉奇從小就讀了很多的書，文筆比較好，很快就成為了一名正式的記者，每天行走在大街小巷裡，搜尋新聞素材。
因為當時義大利的女記者很少，法拉奇深知女記者想要獲得成功，就必須比男記者付出更多的努力，在一次次的採訪中，法拉奇逐漸養成了單刀直入的性格。
經過十幾年的磨練，到60年代中期時，法拉奇已開始向世界新聞平臺進軍，採訪過基辛格、甘地夫人、霍梅尼、卡扎菲等人物，法拉奇每次的採訪都不是心血來潮，會花了很多的時間來研究採訪的物件，而且她採訪的技藝非常地高超，有時還會給被訪者設下陷阱，連基辛格都曾栽在她的手上。
她問基辛格：“基辛格博士，如果我把手槍對準您的太陽穴，命令您在阮文紹和黎德壽之間選擇一人共進晚餐，那您會選擇誰？”
基辛格一臉嚴肅，搖搖頭表示無法回答。
基辛格
但法拉奇卻說道：“基辛格博士，如果允許我替您回答的話，您應該是想選擇阮文紹與您共進晚餐的，對嗎？”
基辛格否認：“不，不，我無法回答您的這個問題。”
法拉利緊緊抓住越南問題不放，連續地向基辛格展開“進攻”，最終“迫使”基辛格對越南戰爭，發表了真實的看法。
繼越南戰爭的問題之後，法拉奇又問道：“人們說您對尼克松根本不在乎，說您關心的只是您乾的這一行，同任何一位總統都可以合作，那麼您是如何成功的呢？”
當時基辛格已被法拉奇問得亂了陣腳，說道：“我能取得事業成功的秘訣，在於我都是單獨行動的……”
這些問題都讓這位在外交上游刃有餘的基辛格一時啞口無言，多年後仍懊悔接受了法拉奇的採訪。
法拉奇
法拉奇將採訪各種政要當作打一場“重要戰役”，在採訪之前，她都會蒐集這個人的各種資料深入研究，有一些國家的政要因為“保密性”比較強，外界的資料少，但法拉奇並不會因此而放棄採訪，她有很多種辦法可以獲得受訪物件的資料。例如阿拉法特，當時還屬於“神秘人物”，但法拉奇還是透過各種渠道瞭解到他的出身、事業等關鍵資訊。
1979年，鄧小平訪問了美國，引起世界的轟動，成為西方媒體爭相報道的新聞事件，各大記者紛紛請求採訪鄧小平。
這樣一位當紅人物，自然也引起法拉奇的注意，多次向父親表示，採訪過這麼多的政要，唯一遺憾的是，沒有采訪過中國的領導人，之前她就想到中國採訪毛澤東、周恩來等人，但都未能如願。
1980年，義大利的總統佩爾蒂尼準備訪華，法拉奇認為這是一個到中國採訪鄧小平的好機會，早在這之前，法拉奇就曾兩次請求採訪鄧小平，但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實現，而這一次形勢已經不同，如果透過佩爾蒂尼可能有機會。
法拉奇的父親跟佩爾蒂尼是好朋友，法拉奇就讓父親給他打了一個電話，希望可以幫助“走個後門”，跟著他一起到中國訪問。
採訪中的法拉奇
因為是好友的請求，而且法拉奇在世界上頗有名氣，於是就給中國駐義大利大使館打了一個電話，替法拉奇“擔保”，表示她是一個嚴肅的記者，而且對中國非常地友好，對中國進行的改革開放很有興趣，希望可以安排採訪鄧小平。
中國駐義大利大使館立即向外交部新聞司彙報，讓他們徵求鄧小平的意見，看是否接受法拉奇的採訪。當時法拉奇的採訪風格已聞名世界，很多國家的領導人紛紛避而遠之，怕到時候會被弄得下不來臺，連基辛格都吃過虧，中央領導因此也建議鄧小平不要接受法拉奇的採訪。
但鄧小平認為，中國的政治宣傳不同於西方國家電視講話的方式，過去基本都是透過會見外國記者，透過他們向世界傳播，當年毛主席與斯諾也是這樣，現在改革開放才剛剛開始，很需要讓世界看到中國的變化，而且又是義大利總統佩爾蒂尼提出來的。
鄧小平也瞭解到，法拉奇與其他記者不同，她習慣於用錄音機錄下全部的採訪內容，然後一字不改、一字不漏地全文發表，如果她有意見的話，會另外在旁邊寫出來，不會與正文有交涉，雖然不能做到完全的客觀，但至少比那些斷章取義的記者要強，因此他決定接受法拉奇的採訪，果斷地說道：見，讓我看看，她到底有多厲害。
佩爾蒂尼
經過商定後，鄧小平在8月21日接受法拉奇的採訪。
8月18日，法拉奇收到了外交部的邀請，她非常地興奮，因為之前兩次都沒有成功，而且她也聽說，鄧小平是一個“難纏的受訪者。”
法拉奇不敢耽擱，立即動身前往了中國。
法拉奇住在了民族飯店，從機場到民族飯店的這一路上，法拉奇看到了很多新鮮的事物，與之前資料的描述的完全不同，深感中國的這一次“改革開放”是徹徹底底的“開放”。
法拉奇這一次到中國，還給自己做了“保密”工作。當時民族飯店正在改變，一部分空調被拆除，只有部分房間有，而北京的八月依舊十分地炎熱，但法拉奇為防止走漏風聲，主動選擇了一間沒有空調的房間，因為民族飯店也住了不少的外國記者，但他們都住在有空調的房間。
距離訪問鄧小平還有兩三天的時間，法拉奇拿出事先準備的鄧小平資料反覆溫習，“不打無準備之仗”是她一貫的作風。
21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118廳接受了法拉奇的採訪。按照慣例，中央領導人接受外國記者採訪時，人民日報等大型報社會派出攝影攝像團隊到現場跟蹤記錄，以便第一時間發表在報紙上。
鄧小平
法拉奇見到有“這麼多人”跟著她一起採訪鄧小平，與她過去的採訪風格完全不同，因此在開始採訪之前，就向鄧小平提出要“專訪”。
鄧小平對法拉奇的風格頗有了解，既然這個要求也不是很過分，於是就讓無關人員退場，118廳只留下法拉奇、鄧小平以及一名翻譯、一名記錄員和新聞司的司長等五人。
兩人坐定後，法拉奇首先開口，預祝鄧小平生日快樂，因為第二天就是他的生日。鄧小平很驚訝，他基本不慶生，連他自己都忘記了明天是生日，足可見法拉奇事先做足了功課，與之前採訪他的外國記者，完全不同。
雙方寒暄了幾句之後，就進入了正題，法拉奇單刀直入，第一個問題就問道：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
因為法拉奇認為，中國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都在關心鄧小平的選擇，這個問題其實也是西方國家的疑慮。鄧小平身邊的工作人員都吸了一口涼氣，沒有想到法拉奇一上來就如此咄咄逼人。
天安門
天安門懸掛毛主席的畫像，最早是在1949年2月12日，農曆正月十五。
當時北平才剛剛和平解放不久。十天前，北平軍管會以及市政府開始搬到北平市區內辦公，並在3日舉行入城儀式，這一天雖然天氣寒冷，北風不停著在吹，但人們還是早早地起來，在解放軍入城的道路兩旁等候；林彪、聶榮臻、羅榮桓、聶榮臻等人登上了箭樓，檢閱入城的部隊。
上午十時左右，隨著一聲令下，解放軍入城儀式正式開始，部隊從永定門進入，還特地從東交民巷前經過，壓壓帝國主義的威風，與從西直門進入的部隊會合，而後從廣安門出城。
北平的入城儀式經過縝密地安排，引起了世界的震動，一家國外的報社發文稱：中國人民解放軍入城，規模前所未有，士氣十分高漲，裝備異常精良，實為一支強大的有戰鬥力的部隊。
北京市委在研究後，決定在2月12日舉行北平和平解放的慶祝活動，以進一步擴大影響。
天安門
這一天也是農曆正月十五，是傳統的元宵節，對於北平市民來說，無疑是“雙喜臨門”，這一座獲得“新生”的古城，數十萬的市民，一同參加了慶祝活動，天安門城樓上掛著毛澤東、朱德、林彪、聶榮臻、葉劍英的畫像。其中，毛澤東的畫像掛在最中央的位置，這是天安門城樓第一次掛了這麼多人物畫像，也是毛澤東的畫像第一次掛上天安門城樓。
不久後，中央決定於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朱德等人將會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新中國的成立，因為天安門年久失修，滿目瘡痍，必須要進行修繕，並且在10月1日要完工；同時還決定，重新畫一幅高質量的毛主席畫像，
當時這個任務交給了著名畫家徐悲鴻擔任院長的國立藝專來完成。徐悲鴻深知這項任務的分量，讓美術系的周令釗具體實施。
周令釗是在1948年應徐悲鴻的邀請，到北平國立藝專任教的，主要教授速寫、水彩等課程，因為構思速度快，動作也很快，有著“快手周”的美譽。
會交給周令釗，還有一個原因是幾個月前他曾畫了一幅毛主席戴八角帽的油畫。蔣介石下野後，李宗仁開始著手派人到北平與共產黨和談，周令釗的這幅畫，曾一度掛在雙方和談的會議室裡，得到了中央領導的好評，毛主席本人也十分滿意。
毛澤東
1949年9月上旬，周令釗接到了在開國大典之前，繪製一幅毛主席的巨幅畫像的任務，當時距離開國大典只有二十多天的時間，周令釗帶著妻子以及學生，在天安門城樓旁搭建了一個大型的畫架，連續幹了十幾天。在收尾前，聶榮臻親自到現場視察，看了周令釗的成果之後，說道：“像，非常地像”。聶榮臻的話，給了周令釗最大的肯定。
9月30日夜，這一幅高6米，寬4.6米的毛主席畫像終於完成了。
在特殊時期，全國各地到處都在掛，在最高峰的時候，平均下去每個人手中都有一張毛主席的畫像。中國進入新時代後，中央曾作出了一個指示，要求在公共場合逐漸減少掛毛主席的畫像，法拉奇的這一次北京之行，也看到了這個變化。
北京是中國的首都，一些細微的變化都會受到全球媒體的關注，製造出了不少了“流言蜚語”，法拉奇也很想知道鄧小平的態度，不僅是她想要知道，西方的國家都很感興趣，當時西方很多國家都猜測，中國會將天安門上掛著的毛主席像給拆除。
毛澤東
在還沒有采訪鄧小平之前，她曾到天安門廣場走了走，見天安門城樓上還掛著毛主席的畫像，她十分地驚訝。因為此時的中國，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正在形成，中國即將進入一個新的轉折時期，一切都在變化。在西方的政壇上，新的領導者上任後，經常會給前一任總統“穿小鞋”，因為兩人本來就有競爭關係，因此她認為中國也會出現這種情況。
但法拉奇還是對中國的歷史瞭解得不深，無法體會到毛主席與人民的感情，因為每一箇中國人都知道，如果不是有毛主席的領導，中國的革命不知道要晚勝利多少年，人民要多受太多太多的災難。
在別人看來，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但法拉奇面對的是鄧小平，他果斷地說道：“永遠要保留下去。過去毛主席像掛得太多，到處都掛，並不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也並不表明對毛主席的尊重。”
天安門
鄧小平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毛主席的畫像至今仍掛在天安門上，由於顏色經過風吹日曬後，會發生褪色的現象，影響視覺效果，鄧小平也要求相關單位，每隔一段時間要將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做一次更換，而且不能是簡單複製品，要手工重新創作。
鄧小平說這一句話的時候，沒有任何地猶豫，態度非常地堅決，擲地有聲。
法拉奇原本以為鄧小平對這個問題會含糊其辭，不敢肯定地回答，但沒有想到他卻如此地大度和從容，一時語塞，不知道如何提問，同時也深感鄧小平的魄力與其他國家的領導人完全不同，鄧小平短短的幾句話，就牢牢掌握住了主動權。
法拉奇雖然咄咄逼人，但鄧小平卻能輕鬆應付，還在兩天後的23號，再次接受法拉奇的採訪。
對於法拉奇來說，三天內兩次採訪鄧小平，收穫滿滿。在將採訪稿件整理後，於9月1日在美國的《華盛頓郵報》上刊登了法拉奇與鄧小平的部分談話，使國際社會對改革中的中國，有了一個全新的瞭解。
本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