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的所有掌權者中，王莽是極為特殊，也是最具爭議性的人物之一，在許多語境下甚至可將“之一”去掉。他大概怎麼也不會想到，在兩千年後的網際網路上，他本人經常被認為是超級穿越者，一是因為他在土地改革、廢除奴隸制等方面的均權、平權思想，二是因為他超前地使用了“遊標卡尺”等工具器物——這些說法，有的其實只是傳說。
王莽稱帝不過十餘年，卻推行了一大批改制舉措，建辟雍、制禮樂，並恢復井田。是篡漢者，還是改革家？前不久出版的一本歷史非虛構新書《祥瑞：王莽和他的時代》（以下簡稱《祥瑞》），便以西漢末年的政治社會為背景，再現了王莽如何借“祥瑞”之說走上朝堂最高點，隨後又被“天人共棄”的歷程。
黃龍、白鹿、甘露、嘉禾與木連理，這是漢代流行的五種祥瑞形象，出自甘肅階州成縣漢李翕黽池五瑞圖。元始元年（公元前1年）春正月，漢室迎來一件千年未有之祥瑞。遙遠的“越裳氏”來長安朝貢，獻上一隻白雉、兩隻黑雉。當時之人認為白雉出現，意味著天下出現了道德流佈四夷的“王者”。剛即位的漢平帝年僅九歲。“王者”被認為是大司馬王莽。
本文為《祥瑞》書評。“祥瑞”是王莽獲得朝野認同的起點，因為“祥瑞”，王莽在當時被解讀為天人共選之人。不過本文作者認為，“祥瑞”於他實則也是河豚魚，將他托起，也將他踩踏。
北宋梅堯臣詩云“斯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南宋辛棄疾又作“河豚挾鴆毒，殺人一臠足”，可見，河豚味道之美，致死之毒，早在兩宋之間已然名聞天下。不過，梅堯臣在與當時“南方人”的對談之中，聽到的幾乎都是對這種食材鮮美的矜誇，卻對因口腹之慾而死的食客們視而不見，所謂“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在古代王權社會，這種場景像極了一個人對權勢的想象和體感。箇中滋味，王莽怕是最能感同身受。
在《祥瑞》一書中，禮樂之美、三代盛世的理想，在儒生的傳唱之下，就像美味的河豚肉一樣令人神往，作為天下歸心、應運而生的“新聖人”，無數夢幻般的“祥瑞”證據，鼓舞著王莽和他的時代，從小心翼翼地蠶食到肆無忌憚地鯨吞人世間的權力。這一整條河豚魚。
撰文 | 劉三解
《祥瑞：王莽和他的時代》，張向榮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21年8月。
01
祥瑞何來？
漢武帝喜好祥瑞，又求神訪仙，成為王莽以祥瑞登位，又大搞昇仙運動的始作俑者。
《祥瑞》一書中所述及的王莽和他的時代，與傳統史學中貶於閏位的“新莽”故事，最大的不同點在於，不再尋求“大一統”式的因果敘述。
傳統史學的視角，實以班固為《漢書·王莽傳》所作的讚語為宗，即：
炕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
這裡一系列的比喻，如紫色為“間色”，蛙聲為“邪聲”，“餘分”是曆法中自然年與紀年相減所剩的零頭，都不是正經的角色，尤其是“閏位”，更是創造了一個特殊的史學概念，見唐人劉知幾所作《史通·列傳》：
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後羿，似黃帝之蚩尤。譬諸閏位，容可列紀。
簡單解釋，就是“非正統之立國者”，固然於修史可以容納更多的事實，卻也在邏輯上承認了“非命之運”的存在，這一點，無疑將為後世的諸多效仿者提供了前車之鑑，併為“天命”合法性的故事破產，埋下了伏筆。
那麼，這個故事從何而來呢？
從文字邏輯來看，還要從殷商時代說起。
漢武梁祠石刻。跪地祭拜騎龍的“仙人”。
在《史記·殷本紀》和《詩經·商頌·玄鳥》中記錄的商朝始祖神話中，一方面強調了其先祖簡狄為“帝嚳”之妻的身份；另一方面，點出了“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即商王族誕生自“天命”。而甲骨文的研究也可以佐證，“嚳”實為甲骨文中“天帝”之名“夔”的變體，由此可知，商王族一直以神裔之族自居。
代之而起的周國，作為商文化的邊陲傳播者，也是重要的聯姻諸侯，在崛起滅商前後，一樣進行了類似的“始祖神話”創作，《史記·周本紀》中記載的周人先祖周嫄，也被寫作“帝嚳”之妻，且身份定為“元妃”，《史記·殷本紀》中記載的商人始祖“簡狄”反居“次妃”，生子的故事，也是與簡狄類似的天人感應。
經過這麼編排之後，周人的始祖成了天帝血裔神族的“嫡長”，而商人的始祖反而變成了“庶孽”。
殷商王后婦好墓出土的玉鳳。商人有崇拜鳥的習俗。
很明顯，《殷本紀》、《周本紀》都是西周、春秋、戰國和秦漢人修改過的始祖神話，因為在這個版本中，“帝嚳”已經由甲骨文中的唯一“天帝”化身為“五帝”之一，即由上帝變成了人王，這個過程，基本上是在戰國、秦、漢之際蒸騰，至漢武帝時代大成。
依照這個故事，武王伐紂就不再是一場“下克上”的叛亂，而是糾正“上天倫理失序”的正義之戰，即嫡出神裔奪回應有“天子”之位的必須之戰。
不過，依據甲骨文的研究和存世文獻，這一舊體“神格”的利用並沒有持續多長時間，“三監之亂”後的西周，轉而以強調另一個合法性解釋，散見於周人“王官之學”中流傳的五經，即詩、書、禮、樂、易等作品中。
尤其是《詩經》和《尚書》中，借先祖之口反覆告誡周人貴族，“天命”與“德”相關，政權是靠著人世間的統治得來的，如《尚書·呂刑》說：“惟克天德。”而原本完全籠罩在“天”之下的“政”，開始以“德”為紐帶，作用於“天”，得到“天命”，即《尚書·蔡仲之命》中所說的：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如果站在“人定勝天”的角度，“惟德是輔”似乎是一種進步，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天命觀”直接掛鉤的是政治權力的效能，即人間為政之“德”，可以得到“天”的響應。更進一步來說，在當時的“生死觀”中，原本是神裔先王、賢臣死後升序成為“天帝”之左右，而常人則視死如生，這也是“絕地天通”之後的常情。不過，帝王的慾望往往包裹著好奇心，在《國語·楚語》中就記錄了，楚昭王曾問大臣觀射父，《周書》中提到重、黎使天地不通，如果沒這麼做的話，是不是普通人就可以上天了？
觀射父的解答，將上述生死觀中的故事置於上古，而將少皞之後的世道視為衰世，表現就是：
“夫人作享，家為巫史。”
表述不少，歸結起來，就是以血脈為基礎的神職散於民間，導致了“民神同位”，所以，到了顓頊受命時，才有了：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
簡言之，生死的界限，禁錮著包括帝王將相與販夫走卒的所有人，其間的溝通媒介，只能是祭祀與巫覡。
但是，到了戰國時代，新崛起的媯姓田氏、嬴姓趙氏雖然取得了國家社稷，卻無從接續於舊的“天命觀”，故此，“五德終始說”應運而生。
具體來說，即在周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概念基礎上，對“德”進行可見、可歸納的描述，而最為直觀和易理解的，無過於“五行之說”，作為一項脫胎於經驗觀察的自然、物質解釋，“五行之說”一直到1500多年後王安石撰寫《洪範傳》的時代，仍在沿用，哪怕再過1000年，還有中國人在醉心於其中的“博大精深”。
在此條件下，由物質世界的“常識”推導社會“規律”，順理成章，所以，秦帝國以“水德”自居，併為周王朝塑造本來沒有的“火德”，再借用“五行相剋”的理論，講述秦代周的“天命”，人間王朝秉承天命，在“德”的輪轉中萬古長存。
對此，司馬遷一樣篤信不疑，所以，在《史記·封禪書》中不厭其煩地記錄了：
秦始皇既並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
簡言之，“祥瑞”就是上天賜下的“證據”，它的背後，是自商周之際先民流傳的“天帝”信仰逐步演化的政權合法性的邏輯關係，由“神裔”到“有德”，由“有德”到“德運”，由籠罩於“天”之下的“天命不可知”到“天命可知”，要素猶在，核心卻已面目全非。
這套變化，神似面對敵人的河豚魚，瞬間重啟滾圓，渾身尖刺，所謂“忿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若是單看某個狀態，誰知道竟是一個物種，又怎麼會意識到這奇形怪狀的傢伙，竟然是人間佳味呢？
紀錄片《中國通史-王莽改制》畫面。
02
祥瑞，值得一死？
儘管秦朝的速亡，給五德終始的“規律”帶來了現實反例，但由於秦朝公認的“不施仁義”，無所謂“有德”，完全不足以顛覆整個理論體系，故此，“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的漢武帝得以繼而用之，向公孫弘等賢良文學提問：
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
在這之前，漢武帝已經不止一次對賢良文學表達類似的意願：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
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
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簡單解釋一下，漢武帝關心的包括，“三代”受命的符瑞是什麼，災異發生的原因，乃至於個體命運不同的原因，推而廣之，如何行政才可以達成上天蔭庇、無災無難的聖王之世？
對此，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以《春秋》大義解釋，漢家乃“天命”所歸，“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也就是“祥瑞”。故此，在元朔七年，漢武帝因“幸雍祠五疇，獲白麟”而改元“元狩”，理由就是：
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
意思是上天給予酬報，是“受命之符”，此後的“元鼎”、“元封”年號均與“祥瑞有關”，簡言之，就是為“符”紀念，以標識“受命”，也就是政權的合法性。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漢書·王莽傳》的讚詞中，班固對王莽篡逆成功的解釋完全繼承了這個邏輯：
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
推而廣之，就是漢家天下是“天命之選”，漢武受命也是“天命之選”，王莽篡逆還是“天命之選”，自然，光武中興更是“天命之選”，祥瑞的誘惑，並不因皇帝的變化而有別，更何況，在“受命”之餘，祥瑞還帶來了更大的慾望滿足，那就是——長生。
相比之下，《史記·孝武本紀》幾乎就是一本修仙指南，各種狂信妄舉不勝列舉，而王莽之前一直以儒家“新聖人”的形象示人，從而受到天下儒生支援而“受命”，卻在稱帝之後第二年，就開始“興神仙事”，作八風臺，行“黃帝谷仙之術”，又“數下詔自以當仙”。
《王莽篡漢》連環畫中的一頁，王莽年輕時的謙恭仁孝讓許多人認為他有聖人之德。
當然，《漢書·郊祀志》中記錄的求仙皇帝遠不止這兩位，可作為時時以三代之治自命的“大人物”，他們的上述舉動，不由得讓人不懷疑，“聖王之治”和“神仙長生”究竟哪一個是目的，哪一個才是手段。
或許，秦皇、漢武、新莽之流對權勢無限膨脹的嗜慾，讓兩者本就摻雜在一起，如同河豚魚肉在傳說中的鮮美，越是老饕，越是能解箇中滋味，恰是漢武帝、王莽這兩個公認的“學問家”才有機緣、資格將這份膨脹實踐在千百萬人身上。
也正因為如此，“吃貨”蘇東坡在常州吃河豚時感悟，無疑很能展示二人的心理。卻說東坡大嚼良久之後，投箸大聲讚歎：
“也值得一死！”
03
真誠向善的破壞之王
所謂食權知味，在“天人感應”的理論體系中，引申至“神仙長生”完全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並不涉及個人的賢愚，甚至可以說，恰恰正是這個知識體系下的“賢者”，才有這樣的動力和責任感，去開創這樣一個“聖王之世”。
王莽居家以仁孝著稱，執政則以直道而行，居國居家都是人之楷模，正如白居易詩中雲：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
這種理解，其實也是千載以降對王莽評價的要旨，即以篡逆為界，一個人長期“偽裝”，終於暴露了本性，開始了一系列的倒行逆施，即：
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
在這裡，班固還是點出了王莽的“自詡”，即自以為黃帝、虞舜復出，而實則行桀、紂之惡政。
事實真的如此嗎？
《祥瑞》一書以輕鬆的筆調、翔實的史料勾勒出了“新朝”建立之後一系列改革的真相，它們既不是穿越者的“社會主義實驗”，也不是毫無來由的倒行逆施，看似荒誕無稽的諸多政策，無不打著儒家倫理導向的烙印，但實施之中，由於“吏治國家”的制度執行規則，又不得不走回漢武帝時代眾多“專利”政策的舊路。
面臨西漢末年的危局，王莽號召官員們節儉度日，與百姓共患難，帶頭捐款一百萬錢，捐地三十頃，用來救助貧民。每遇水旱災害，他就吃素，與民同甘苦。在他的帶領下，共有二百三十名高官顯貴捐獻田地，分給貧民。他還按照《周禮》的記載，在全國建立常滿倉，儲備穀物，做賑災之用。
此後，王莽更奏請進一步制定條例，以便做到“市無二賈、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犯者像刑”，目標直指傳說中的三代盛世。
這些舉措，在班固的眼中，正是“勤勞國家，直道而行”的一部分，但是，王莽建立“新朝”之後，其改革舉措並不是什麼桀紂之行，而恰恰是上述政策的深入，即“三代之治”。
只不過，如同涉水，越是深入越有行差踏錯的沒頂危險，“三代之治”，在觸及西漢末年最根本的社會危機時，徹底變了味兒。
延伸閱讀：《秦磚：大秦帝國興亡啟示錄》，劉三解 著，低音·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0年7月。
由於西漢王朝建立於秦制基礎之上，雖然經歷了多代君王的制度微調，土地國有背景下的爵位等級佔田限額，也即“田宅逾制”問題，已經全面蔓延，甚至走向了事實上的“土地私有制”，而這一制度背景下的土地兼併，已經被儒生們視為“禍亂之源”。
與此同時，漢武帝所建立的“專利”、“專賣”制度已經名存實亡，蓬勃發展的商品經濟讓豪強富戶富埒王侯，而“吏治國家”卻無從在不斷擴張的交易行為中搜刮稅金，甚至無從控制物資的流向。
在上述物質基礎之上，秦朝以來由國家直接干預甚至束縛百姓人身的“徭役”制度，由於對百姓“生計”的控制力幾乎喪失而名存實亡，“流民”問題愈演愈烈，直接對以“簿籍”為管理基礎的國家機器形成了挑戰。
王莽執政的所有舉措，都是符合儒家倫理的，天下為公，就不要“私有”，更不能有“市場”，使民見利忘義，就算不得不存在“商品交易”，也要置於朝廷的全面控制之下，王莽和他的同道們都相信，只有加強管制，將一切社會經濟資源都掌握在朝廷手中，才可以解決西漢末年因管制鬆弛而造成的嚴重財政危機，實現“增收”。
王莽新朝鑄造錢幣使用的錢範。
問題是，當年曾經向朝廷上書提請為王莽“加九錫”的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尤其是其中九百零二名王公列侯、卿大夫，這些能夠提起筆來寫字的支持者，都不可能是“無產者”，當王莽真誠地、善意地改造這片土地時，這些本想得到“更多”的人陡然發覺，他們正在“失去一切”。
如果王莽只是觸及既得利益者的靈魂，“新朝”的國祚或許還會更長一些，但一系列的貨幣、專利政令，除了填滿長安的金庫之外，幾乎毫無意義，面對舉國皆反的危局，積蓄的數十萬斤黃金徹底淪為了“厭物”。
因為在“增收”的同時，王莽還在積極“節支”，他制定了一套全新的以績效考核為標準的“吏祿”制度，表面上讓各級官吏紙面收入大幅提高，但繁瑣的計算方式，除了增加文書成本之外，毫無意義，結果是：
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為奸，受取賕賂以自共給。
官吏本應是朝廷政令最堅定的支持者，他們的薪俸都發不出來，又要應付煩苛的文書指令，只會將壓力向小民轉移，這一點，連王莽派出的使者都知道：
盜賊解，輒複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奸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賊。
很明顯，“新朝”試圖除漢家苛政，但是不僅沒有解決老問題，反而創造出了無數新問題。毫無疑問，被河豚美味誘惑的“新朝”，並不滿足於小心翼翼臠割而下的魚肉，而是一口吞下整條大魚大快朵頤，直至被河豚毒素麻痺全身，眼睜睜地等待死亡的來臨。
連環畫《斬王莽》，王莽被攻進長安的綠林軍所殺，頭顱被砍下，懸於宛市之中。長安百姓和被王莽迫害之人聽說王莽被斬首示眾，“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本文系獨家原創。作者：劉三解；編輯：李夏恩、西西；校對：劉軍。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