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與柳宗元同朝為官,共同倡導古文運動,成了好友。後來柳宗元積極參與王叔文的“永貞革新”,韓愈卻反對此次改革,成了柳宗元的政敵。此次改革因觸犯了專權宦官的利益而失敗,柳宗元被流放到現屬湖南的永州。
此間,韓愈在朝掌管修史工作,他怕修史得罪皇帝與權貴,不想在這方面有所作為。柳宗元寫信給韓愈,指責他不該瞻前顧後,畏縮不前,信中不乏對韓愈的譏諷之語。
多年後,柳宗元病死在柳州。噩耗傳來,韓愈悲慟不已,主動為柳宗元撰寫了墓誌銘。他高度讚揚了柳宗元的高尚人品與高風亮節,肯定了他在文學上的巨大成就。韓愈始終不怨恨柳宗元,所撰的《柳宗元墓誌銘》本可藉機貶抑一下柳宗元,他卻寫得光彩照人,不失公允。韓愈的偉大,不僅在於他的文學成就,還在於他的“君子不怨”精神。
當代著名詩人余光中年輕時有詩集要出版,他請新月派的理論家梁實秋為他的詩集作序。不久,序寫好了,是一首分三段的詩。去拿時,余光中一看,詩序與詩集內容沒有什麼關聯。當時,年輕氣盛的余光中,把序退還給了梁實秋。
以梁實秋的名氣,遇到這種情況,應該是大為生氣的吧。可是梁實秋沒有生氣,他對余光中說:“我的詩寫得不怎麼好,這樣吧,等詩集出來了,我寫篇詩評。”余光中的詩集出版後,梁實秋果真寫了詩評,兌現了自己的諾言,也體現了“君子不怨”的高貴品質。
(作者:張雨)
(臥龍摘自《洛陽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