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秋節從起源到形成經歷了漫長的年月，其雛形可追溯至先秦時代秋季祀月和楚地文化的影響，亦與姮娥奔月，月宮玉兔、吳剛伐桂等民間傳說的興起與演變不無關係。然而，遠古時期十五跳月活動和八月谷熟以後的年終慶典、酬神活動，構成後世中秋節習俗的文化因子。
但這些因子長期以來處於分散、自在的狀態，這些民間活動發生在區域性地區，形式隨意，且並沒有凝聚、組織在一個固定日子，故而不可等同於嚴格意義上的節日。現代中秋節肇始於唐，成形與宋，其真正以節日的形式出現與唐代道教不無關係，玄宗時期的崇道思想與當時盛行的道教長生觀念對中秋賞月習俗的形成起到了極大的促動作用。

再者，唐玄宗的誕節千秋節的節令物品千秋鏡中有大量的月宮圖案，也使人們的興趣由鏡而月，唐宋野史筆記中，還盛行著不少唐玄宗八月十五遊月宮的傳說，加之安史之亂後民眾更加期盼團圓安寧與中唐詩人為八月十五夜所寫的詩作歌詠，中秋賞月在民間終成風尚。最終，北宋將八月十五定為中秋節。

一、開元天寶年間道教的興盛與玄宗遊月宮的傳說。
到目前為止，唐代以前的文獻中尚未發現有關中秋節的記載。唐代較此前朝代朝代史料豐富，但也未見中秋節的相關記載。不過，唐代詩文中大量吟詠仲秋或八月十五的名詞佳句，遠遠超出之前各朝。從這些詩文中可以窺見，文人玩月雖始於東晉，卻濫觴於盛唐。
王仁裕的《開元天寶遺事》中提到：“蘇頲與李乂對掌文誥，玄宗顧念之深也。八月十五日夜，于禁中直宿諸學士玩月，備文字之酒宴……”，可見玄宗極喜八月十五賞月，天寶中，又有“玄宗八月十五日夜，與貴妃臨太液池，憑欄望月，不盡，帝意不快，遂敕令左右：“於池西岸加築百尺高臺，與吾妃子來年望月”的傳聞。可見，盛唐時期上層社會八月十五賞月已非偶然為之。
值得注意的是，在八月十五玩月風習的基礎上，中晚唐時期出現了許多有關玄宗遊月宮的神話傳說。關於唐玄宗遊月宮的傳說，敦煌文獻《葉淨能話》裡有最早的完整記載，詳盡描述了葉淨能八月十五夜引玄宗入月宮觀賞，後玄宗依仙宮舞樂作霓裳羽衣曲的故事。
後來，這個故事流變出多種版本，在柳宗元《龍城錄》的《明皇夢遊廣寒宮》篇中，玄宗伴遊者又改為申天師和鴻都道士，《唐逸史》中又改成羅公遠，《集異記》中又變成了葉法善。不管人名如何改變，皆對道教有法術人的尊稱，且在道教看來，月作為太陰之精，早已成了道教神仙之境的一個代表，月宮正是長生永年的仙界象徵，加之中嫦娥因服食西王母給后羿的長生仙藥飛昇月宮的傳說，與作為長生久視，不死不滅之神異存在的玉兔，都凸顯了玄宗遊月宮的道教意涵。
玄宗遊月宮的故事，透過對月宮仙境的描述，襯托出了一種不同於人間的別樣氛圍，表現出時人對這種神仙之境的嚮往。這個故事從表面看是唐代道人為抬高道教地位，杜撰了道士作法，使玄宗得覽太陰仙宮並作霓裳羽衣曲的神話。然而，神話的產生皆有其深厚的社會現實基礎。開元天寶年間，社會上層崇道求仙的渴望與中秋玩月之風尚並存，玄宗遊月宮的神話只是將二者密切結合，也從側面反映出玄宗朝濃厚的崇道氛圍。
據道教史研究，唐代道教興盛於唐玄宗時期，而唐玄宗大規模地崇奉道教，則始於開元末天寶初。唐玄宗採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力扶植道教。玄宗神話老子，認為道教具有“懲惡勸善”、“訓導氓黎”等妙用，故而在極力提高道教有關人物的政治地位，尊崇道教經典，禮遇優待道士、女冠，廣興道觀廟宇，遍封靈山仙蹟。在玄宗的推動下，道教勢力空前發展，官僚士大夫乃至妃嬪公主等崇尚道教之風盛極一時。
不止於此，道教重視養生的理念也深得玄宗認同，多種史料都流露出玄宗對道教“長生術”等多種道術濃厚的興趣。《舊唐書·禮儀志》中記載：“玄宗御極多年，尚長生輕舉之術，於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興，焚香頂禮。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宮合煉醋祭，相繼於路，投龍奠玉，造精舍，採藥餌，真訣仙蹤，滋於歲月”，而玄宗本人所作《與寧王憲等書》中，也記載了玄宗煉製仙藥分賜兄弟之事，書中有云“今分此藥，願與兄弟等同享長齡，永無限極”，反映出以玄宗為代表的貴胄階層對永恆幸福的嚮往自然衍生出對生命長久的渴望。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帝王的倡導下，盛唐時期成為道教發展史上的鼎盛時期。中秋玩月的文人風習、月宮神仙的不老傳說與道教的思想開始融合，演變成福祿長久的人生追求之象徵。玄宗朝之後開始出現較多的中秋玩月詩也或多或少的受此類神仙傳說的影響，亦與玄宗時道教興盛有關。

二、千秋節、月宮鏡與賞月習俗向民間的滲透。
中秋節諸多習俗向民間的折射，與玄宗八月五日誕節——千秋節祝壽密不可分。千秋節始於唐玄宗開元十七年（729年），《舊唐書》卷八記載：“八月癸亥，上以降誕日，讌百僚於花萼樓下。百僚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節，王公以下獻鏡及承露囊，天下諸州鹹令讌樂，休假三日，仍編為令，從之”。
玄宗透過頒佈政策規定：秋季社日“移社就節”與誕節合併，以及千秋誕節放假三日、諸州宴飲取樂、王公大臣獻鏡祝禱等基本節慶形式，正所謂“獻遺成新俗，朝儀入舊章”。
除此之外，玄宗還推行了一系列惠民措施。李隆基宴請賞賜過普通百姓，《千秋節賜父老宴飲敕》中“與父老同宴。自朝及野，福慶同之，並宜坐食，食訖樂飲。兼賜少物，宴訖領取”的說法可為明證。又據長年為唐玄宗表演鬥雞之戲的賈昌回憶，“誕聖於八月五日中興之後，製為千秋節,賜天下民牛酒樂二日，命之曰酣，以為常也”，千秋節還有度道士女冠僧尼的規定。天寶十四載的天長節（天寶七載，千秋節更名為天長節），玄宗更是頒佈了《天長節推恩制》，“爰因歡慶之辰，用中雷雨之澤”給予各階層不同恩惠，如為百姓減稅，為囚徒減刑，增加官員俸祿，安置逃人，並停卻來年漕運等。
在玄宗身體力行的積極倡導與政策規範下，千秋節這一官方建構的新節日向民間的滲透卓有成效，不多時成為舉國歡慶的共同節日。
趙自勵《八月五日花萼樓賜百官明鏡賦》即有云：“天下之美風猷，崇五日，重千秋，歡心達於四海，聖澤均於九州”。千秋節之際，舉國互送銅鏡，成為新的節日習俗。
其實，千秋節獻鏡也與道教文化密切相關。道教本就視銅鏡為吉祥福壽的一種象徵物，而千秋節士民互相贈送最流行的月宮鏡與菱花鏡的形成，可以看作玄宗朝上清派宗師，一代搞到司馬承禎所推崇的五嶽真形鏡的變體與簡化。可以說，盛唐道教對鏡文化的崇尚，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了社會上層與民間的審美趣味，千秋節贈鏡之習俗的形成亦與道教脫不了關係。
月宮鏡上的嫦娥、玉兔、蟾蜍、桂樹等圖案，蘊含吉祥長壽之意，且均與道教所重視的長生成仙有關，圓形銅鏡與月宮、長生等意向被緊密聯絡起來。張說在《奉和聖制賜王公千秋鏡應制》也提到：“千秋題作字，長壽帶為名，月向天邊下，花從日裡生”。
由此可見，開元天寶年間祝禱帝王誕節所用的月宮鏡作為互贈禮物，進一步將月宮和道教長生觀念聯絡起來，逐漸滲透人心。千秋節上大行其道的月宮鏡作為民間新的節慶習俗，無可置疑地加強了人們對月宮的興趣與長生的美好祈願。

三、中唐時期中秋節的逐漸成形。
“漁陽鼙鼓動起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亂後，千秋節盛況不再。唐肅宗稱帝后，不再作為國家法定節日的千秋節開始在各種節慶中淡化；德宗時，千秋節的三日假期被敕停；直至憲宗時，從創立伊始長達八十餘年的千秋節才徹底退出唐代節慶的歷史舞臺。
千秋節一度興盛，以至於盛景變成往事之後不由人痛心感嘆。杜甫《千秋節有感二首》、顧況的《八月五日歌》、王建的《老人歌》、張枯的《千秋樂》等詩中都充滿了對“率土普天無不樂，河清海晏窮寥廓”的千秋節的懷念，反映了唐玄宗誕節一度興盛的歷史事實。
另外，唐人戎昱在其詩作《八月十五》中不無惋惜地感嘆：“憶昔千秋節，歡娛萬國同。今來六親遠，此日一悲風”，詩人在八月十五回憶千秋節，其實是部分唐人將玄宗時期八月五日的千秋節誤解為八月十五日的表現。
千秋節廢止後，人們開始為中秋賞月與節慶活動找尋新的依託，一年中最佳月夜的八月十五成為繼玄宗朝千秋節後的支點。安史之亂後民眾親友離散的現實苦難，一度使很多家庭親人團聚由常態變為奢望，故而民眾逐漸將他們對闔家團圓的期盼寄託於中秋圓月，也為中秋賞月增添了團圓意向。
中晚唐時期，八月十五日賞月更高頻次地出現在唐人詩文中，《全唐詩》中曾有65位詩人留下了100餘首涉及中秋月的詩作。中唐詩人劉禹錫曾作《八月十五夜桃源玩月》：“塵中見月心亦閒，況是清秋仙府間……少君引我升玉壇，禮空遙請真仙官。雲軿欲下星斗動，天樂一聲肌骨寒。金霞昕昕漸東上，輪欹影促猶頻望。絕景良時難再並，他年此日應惆悵”，該詩道教色彩濃厚，可見經盛唐的發酵，中唐後八月十五的月亮在文人筆下仍然蘊含著相當程度宗教意味。
不同於唐代之前人們所說的“中秋”，實為“仲秋”，即秋季之“中”時節之意，中唐中秋與八月十五的概念卻顯然有了較多重合，韓愈詩《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雲：“一年明月今宵多”，司空圖《中秋》更言稱：“此夜若無月，一年虛過秋”，唐宋之間的五代十國時期，殷文圭在《八月十五夜》更直言“萬里無雲鏡九州，最團圓夜是中秋”。賞月在“中秋”逐漸從一個“時間段”逐漸向八月十五這一“時間點”轉變。
持中秋節起源宋代說的學者們普遍以為，唐代八月十五玩月只是文人的習慣，沒有全民認同，不足以稱為節日。
但唐玄宗八月十五遊月宮故事的廣泛傳播，李玫撰《纂異記·高嶽嫁女》裡有時人邊宴飲邊賞月的記載，及中晚唐詩文的細處中，都可看出中秋望月已不再侷限於上層社會或文人集團。王建詩《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中寫道：“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在誰家”；張南史《崔中垂中秋月》有云：“千家看露溼，萬里覺天清”；劉禹錫的《奉和中書崔舍人八月十五日夜玩月二十韻》中有“遠近同時望,晶熒此夜偏”的說法，戎昱也在《中秋夜登樓望月寄人》滿腹深情地歌詠：“萬里此情同皎潔，一年今日最分明”。從“人盡望”、“千家”、“遠近同時望”、“萬里此情同皎潔”皆可看出八月十五夜賞月風俗已在民間蔚然成風。
唐人熱衷玩月，常常到更深才罷，甚至通宵不眠的慣習也能見諸史料。許渾就《鶴林寺中秋夜玩月》中勸說時人“莫辭達曙殷勤望，一墮西巖又隔年”，崔備有《和武相公中秋錦樓玩月》詩云：“清景同千里，寒光盡一年。竟天多雁過,通夕少人眠”，孫蜀的《中秋夜戲酬顧道流》亦寫道：“不那此身偏愛月，等閒看月即更深。仙翁每被嫦娥使，一度逢圓一度吟”，從中均可窺見普通民眾玩月到深夜乃至次日天明的情景。
從以上幾點可以看出，八月十五在唐代確實已經具備節日的性質。判斷一個日子是否節日的標準，主要還是看在那一段時間裡，是不是在多個地域有一定數量的人把它作為節日來看待，並不約而同地從事著約定俗成非日常的活動，中晚唐時期士民在八月十五日同質性的節慶活動則顯然符合節日標準。

四、中秋節的最終確立與節俗中遺存的道教色彩。
目前明確提到“中秋節”名稱並介紹其節俗的文獻，首推南宋吳自牧的《夢梁錄》，其中記載：“八月十五中秋節，此日三秋恰半，故謂之‘中秋’。此夜月色倍明於常時，又謂之‘月夕’。此際金風薦爽，玉露生涼，丹桂香飄，銀蟾光滿。王孫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樓，怡軒玩月，或開廣榭，玳筵羅列，琴瑟鏗鏘，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歡。至如鋪席之家，亦登小小月臺，安排家宴，團圓子女，以酬佳節。雖陋巷貧窶之人，解衣市酒，勉強迎歡，不肯虛度。此夜天街賣買，直至五鼓，玩月遊人，婆娑於市，至曉不絕。蓋金吾不禁故也”。
從中可以看出，中秋節已成為當時盛行於全社會各階層節日，政府也因此在中秋夜放寬了夜晚出行的限制。
在此之前，北宋文豪蘇軾的詠月名篇《水調歌頭》中“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一句，已然成為中秋的代名詞，結合此詩創作前兩年蘇軾仕途坎坷，與妻死別數載，與弟生離難見的人生際遇，不難理解這篇詞中所寄託的對人生長生久視與團圓美好的期盼。詞作前半部呈現了詞人對天上宮闕的嚮往，“欲乘風歸去”，卻最終慨嘆“高處不勝寒”。有學者據此認為：“道教作為植根於本土的宗教，對蘇軾的人生有著重要的影響”，另有人提出“蘇軾雖然對道教的神仙方術有清醒認識，但他的一生對此卻始終迷戀不已”，更有甚者欲進一步探討蘇軾的道教神仙審美人格理想。
不難發現，宋人對中秋賞月的觀感，在漢晉以來人們對月宮神化的基礎上，經過唐代道教文化的薰染，其仙道色彩仍給士人對節日的認知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
宋代以後，中秋的節令物品仍依稀流露出唐代中秋節形成階段的道教痕跡。北宋中秋，供月之餅如銅鏡大小。周密《武林舊事》記載南宋始有作為食品的月餅，“小餅如嚼月，中有酥和怡”，但同時還有祭月之餅。除此之外，明清時期一些的月餅仍與唐時月宮鏡有異曲同工之妙。明代《北京歲華記》中記載：“中秋，人家各置月餅符像，陳供瓜果於庭……符上兔如人立。餅面鹹繪月中蟾兔”，此中之“符”蘊含昔日道文化影響下千秋鏡的符籙色彩。
另有清末《燕京歲時記》記載：“至供月日餅，到處皆有，大者尺餘，上繪月宮蟾兔之形。有祭畢而食者，有留至除夕而食者，謂之團圓餅”，反此種種皆似千秋節贈鏡舊俗的變形。由是，月餅的成形與唐時月宮鏡及唐代道教之間不可說毫無關係。
不可否認，宋代以後中秋傳遞的團圓意向佔據上風，仙道色彩在民間節慶活動中逐漸淡化，但中秋明月所蘊含的長生觀念卻未消失，甚至在清代《處州府志》仍有“八月望日……為延年之祀”的記載。
概而言之，唐代千秋節與士民賞月活動雖不能等同於中秋節的完全確立，但在唐玄宗引領下，舉國對道文化的推崇與追求長生的濃厚氛圍加深了民眾對月宮在作為幸福長久象徵的認同，加之千秋節互贈月宮鏡與八月十五望月習俗的成形，為中秋節作為一個時間點固定下來，及節日習俗的規範化形成奠定了社會與文化基礎。此外，圓月象徵的團圓意向，也使中秋節延續至今，成為國人心目中闔家團聚的良宵佳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