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五反”運動指的是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央發起的一次政治經濟整治運動。“三反”針對黨內貪汙腐化現象,主要內容是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針對從事不法活動的資本家,主要內容是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建國初期,社會矛盾特別複雜,由於舊社會遺留惡習和黨內的驕傲自滿,多地黨委反映了黨政機關中存在貪汙、浪費和官僚主義的嚴重情況。其中華北局向中央報告了劉青山、張子善二人在任中共天津地委書記、天津行署專員期間墮落成為大貪汙犯的嚴重情況,引起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重視。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決定》向全黨提出警告:“一切從事國家工作、黨務工作和人民團體工作的黨員,利用職權實行貪汙和實行浪費,都是嚴重的犯罪行為。”
至此,一場全國規模的“三反”運動開始了。隨著運動的深入開展,暴露出黨政軍機關從事生產事業存在嚴重問題,各地各部門清查出了一些機關內部人員同社會上的不法資本家內外勾結,侵吞國家資產的案例。
隨著運動的深入開展,暴露出黨政軍機關從事生產事業存在嚴重問題,各地各部門清查出了一些機關內部人員同社會上的不法資本家內外勾結,侵吞國家資產的案例。
鑑於這一問題,1952年1月26日,中央發出《關於首先在大中城市開展“五反”鬥爭的指示》,要求在全國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守法的資本家及其他市民,向著違法的資本家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鬥爭。以此來配合黨政軍民內部的“三反”鬥爭。2月上旬,“五反”運動首先在各大城市開始,並且很快形成高潮。
當時,距離中國共產黨“進城”才兩年時間,抗美援朝戰爭正在進行,全國各族人民正在火熱開展社會經濟建設,此時開展“三反”“五反”運動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純正黨內風氣,鞏固執政地位的需要。1949年3月,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主席就及時地向全黨發出警告,他指出,“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衣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不出所料,在之後的兩年多的時間,貪汙、浪費和官僚主義就開始在黨內滋生和蔓延。面對這種情況,黨中央決定開展“三反”“五反”運動。根據運動揭露的情況看,各級黨政機關貪腐問題、官僚主義現象嚴重,黨中央和毛澤東多次發出命令和批示,及時抓住典型重大案件嚴肅處理,充分彰顯了我黨自我革命的堅強決心,同時也反映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新中國建立之初,對資產階級的侵蝕和黨政機關的腐化絕不姑息的堅定態度。
二是懲治貪汙腐敗、整頓幹部隊伍的需要。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幹部隊伍結構大體如劉少奇所指出:“現在全國有我們黨的與非黨的幹部共約一百七十五萬人左右。其中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參加革命工作的幹部約六十多萬人,他們大都是經過了審查和考驗的,其中問題較少。一九四九年以後參加工作的幹部約七十萬人左右,從國民黨政府機關留下來的人員約四十萬人左右,在他們中間還存在著很多很複雜的問題” 。對留用人員和新吸收幹部未能進行詳細審查是當時較為普遍的現象,因此,幹部隊伍不純現象較為突出。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各地黨委和政府不僅對幹部隊伍情況有了更深入的瞭解,並且依法對犯有各種問題的幹部進行懲處,初步實現了對幹部隊伍的清理整治,純潔了幹部隊伍。
三是打擊破壞經濟秩序行為,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以後,黨和政府在統籌兼顧的原則下開始全面調整工商業,主要是透過對公私關係、勞資關係和產銷關係的調整, 使私營工商業不僅渡過了建國初期的短暫難關, 而且有了相當大的發展。在這一過程中, 一些不法分子採取向幹部行賄、投機取巧、弄虛作假等各種非法手段以牟取暴利,嚴重危害國家經濟安全。因此,黨決定在私營工商業中開展“五反”運動。“ 五反”運動不僅“痛整”了不法資本,同時也揭露了資產階級唯利是圖、損人利己、損公肥私的本性,打擊了部分不法資本家破壞經濟秩序、危害國家經濟利益的‘五毒’行為,有效維護了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
“三反”“五反”運動是建國初期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兩大運動之後進行的又一次社會改革運動,是我們黨在全國執政後,懲治黨內腐敗現象的一次成功實踐,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長久以來拒腐防變、懲治腐敗的堅強決心。“三反”“五反”運動為盪滌舊社會遺留的貪弊奢靡風氣,樹立艱苦奮鬥、勤政廉潔的優良作風,為國家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創造良好的社會壞境,起到了積極地推動作用。
作者單位:國防大學政治學院
編輯:龍亞蒙
主辦|國防大學政治工作部宣傳處
值班編輯:周帥
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