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海一甲子,半壁法蘭西。”作為翻譯家、作家,鄭克魯譯成《茶花女》《悲慘世界》《基度山恩仇記》等法國文學經典,卻在81歲就離讀者而去,傾一生為一事,不僅在翻譯,而且在治學教學方面也成為當代學人楷模。今年中秋節之際,恰逢鄭克魯因病逝世一整年,全國40所高校與科研院所的百多名專家、同仁及弟子懷念先生,來滬研討鄭克魯學術思想,線上線下參與人數逾2000人,共同探究他譯者、學者、師者如何三位一體。
【學者:與西方學界平等對話】
縱觀鄭克魯學術思想,始終保持自主意識,立足中國文學文化的角度,站在國內學界的高峰,與西方學界平等對話,並捕捉到時代變革的訊號,是其得以引領學界、爭取讀者併成為一種現象的重要原因。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陳眾議研究員表示,鄭克魯是我國學界較早發起衝鋒的學者之一,他關於西方現代派文學的譯介,在當時引發強烈反響。作為上海師範大學國家重點學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負責人、外國文學研究中心主任,主譯暢銷小說《達·芬奇密碼》等書的朱振武也表示,先生的批評之自覺,早在幾十年前甚至半個世紀之前,就已經平視西方文藝理論。
值得注意的是,鄭克魯對於東方文學的真知灼見也顛覆了以歐美文學為中心的世界文學,鄭先生在主編《外國文學史》時便對亞非文學給予充分重視,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外國文學史的學理重構。
鄭克魯一生低調,終生儉樸,這輩子著作則多達47卷,總字數共計約4000萬字。其中,譯著佔據了最主要的位置。作為橫跨譯界、學術界創作界和讀者群的跨界人物,他的譯介思想飽含家國情懷,絕不翻譯二流作家的作品,只將法國文學的精髓獻給中國讀者。
學者認為,這一“鄭克魯現象”彰顯了譯者的責任與擔當,也突顯了翻譯家的學識與積累。四川大學曹順慶教授表示,鄭先生的翻譯融合多元視角,取眾家之長而不迷信權威,既贏得了讀者的喜愛,又獲得了歷史的認可,成為一種文化現象不是偶然的。上海外國文學學會會長李維屏也說,“鄭克魯現象”折射出翻譯家的理想模式,正是他為翻譯界饋贈的寶貴財富。
作為鄭克魯弟子,也同為翻譯家,上海師大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導朱振武認為,在當下,需要重新思考中國需要何種高等教育、需要何種文學翻譯、需要何種學術研究等問題,而“鄭克魯現象”做出了最佳回答。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南開大學王立新教授這樣評價作為師者的鄭先生。中國翻譯協會常務副會長許鈞也說,鄭先生為後輩晚學們種下了文學的種子,塑造了真善美的靈魂。可以說,師者身份是“鄭克魯現象”的核心之一。他言傳身教,不僅培養了一批有文化自信和批評自覺的學者,其著作更成為一批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學習和學術記憶。
浙江工商大學蔣承勇教授,更是用雨果的名言——“作品比歲月還多”形容恩師。他與青島大學李汝成教授等12名鄭門弟子至今不忘,老師如何鼓勵學生要做到“三多”:“多讀書、多思考、多寫作”。在具體指導學生寫作時,又叮囑學生“寧深勿廣,忌大而全”,從實證出發,從中國實際出發,用一手材料說話。
對於學高為師、身正為範的“大先生”身份,來自鄭克魯生前任教高校的上海師範大學副校長陳恆表示,鄭克魯造就了中外文化交流史、文學研究、文學翻譯上罕見的“鄭克魯現象”,堪稱“研、創、譯、教”跨界學者之典範。
欄目主編:徐瑞哲 文字編輯:徐瑞哲
本文圖片來源:上海師範大學
來源:作者:徐瑞哲 徐立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