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最後的特科》第1集，謹以本文向隱蔽戰線的英雄豪傑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1927年11月，在國民黨瘋狂抓捕屠殺共產黨人的血雨腥風中，中共中央特科誕生了。這支特殊的隊伍，打入敵營、獲取情報、營救戰友、消滅叛徒，驚天地而泣鬼神。
然而，1931年4月卻發生了一件影響特科命運的大事。3月，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奉命護送張國燾、陳昌浩、沈澤民前往鄂豫皖蘇區。在完成任務後，顧順章在漢口滯留，居然在大街上表演起魔術來，被叛徒遊無魂（即尤崇新）認出，隨即被國民黨逮捕，當場叛變。
龍潭三傑李克農、錢壯飛、胡底
顧順章的叛變對我黨造成了嚴重的後果。人們通常都說顧順章的叛變對上海中央機關造成很大的破壞，向忠發被捕叛變；關押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中，化名為王作霖的惲代英被顧順章親手指認，惲代英隨即被殺害；顧順章還親手抓捕了蔡和森，導致蔡和森慘死獄中。潛伏在中統中的錢壯飛、李克農、胡底、費俠暴露，錢壯飛、李克農、胡底跑路、費俠叛變。特科最重要的情報來源楊登瀛被捕，特科情報科科長陳賡被迫跑路，從此情報科癱瘓，在上海的中央失去情報來源。據估計，另外還有大約800名地下黨員因顧順章而被捕。
但是與這些直接的破壞相比，顧順章造成的間接危害更為嚴重。
在顧順章叛變前，國民黨的情報、特務機關根本就沒入門，被中共情報人員滲透得千瘡百孔，水平要差我們幾個檔次。日後的“特工王”戴笠在顧順章面前就是個小學生，看著顧順章滿臉都是仰慕，佩服到五體投地。
但是顧順章叛變後，在他的傳授之下，國民黨特務機關水平突飛猛進，在與我黨地下秘密交鋒中完全不落下風，甚至佔據了上風。
我們以顧順章給國民黨特務機關培訓的兩個方面為例來看一看。
在顧順章舉辦的調查科第一期特務訓練班中，有一個人叫史濟美（即馬紹武）。這個第一期特務訓練班，時間只有3個月，看起來只是個短期速成班。但不要小看這個訓練班，它的學員總共只有4個人：史濟美、李熙元、王劍虹、陳忠悌。這4個人其實是顧順章的親傳弟子。1932年6月，史濟美被派到上海主持調查科上海行動隊。11月，史濟美被正式任命為調查科上海區區長。
1932年的史濟美才24歲，但已經深得顧順章真傳，他主持上海特務工作時用得較多的一個辦法，就是採用“三打一”盯梢方法，一個盯梢方法就是顧順章在第一期訓練班上教他們的。之前的國民黨特務非常笨拙，只會尾隨跟蹤。而地下黨員們警惕性非常高，行動謹慎，對身後的“尾巴”非常留意，一旦懷疑自己被跟蹤，肯定會想盡辦法擺脫。而顧順章傳授的“三打一”盯梢方法，採取接力式跟蹤，跟梢的特務分成一二三線，一人跟一段，後一波馬上接替，讓我黨地下工作者防不勝防，極大降低了被地下黨員發現的風險。
因此史濟美年紀雖輕，工作成績卻非常出色，連陳賡都被他抓住了。
陳立夫
而這時顧順章在第二期訓練班上提出了更狠辣的一招。在第二期訓練班上，顧順章對陳立夫、徐恩曾提出：一要以組織對組織。在上海設立強有力的特工機構，選派具有很強工作能力的重要幹部去主持工作，持續不斷地打擊中共地下黨組織，以求徹底動搖共黨組織在上海的根本。二是兩鉗法。主張徹底貫徹“自首政策”，透過自首分子的示範作用，對中共黨組織的破壞造成多米諾骨牌效應，以此達到架空、瓦解和最後消滅中共黨組織的目的。顧順章把他的這一套恩威並施、軟硬兼用的策略，稱為“兩鉗法”。三就是破壞力最嚴重的，注重並精心運用“細胞”政策。
所謂的“細胞”政策，一開始中統特務組織用於對付特科安插在軍警特務中的警報系統。很快中統就把“細胞滲入”的作為打入上海地下黨內部的重要手段。所謂“細胞滲入”，就是抓到人後立即帶到附近旅館突擊審問，快速辦理秘密自首手續，然後馬上釋放，使叛徒不被發覺，作為內線細胞滲入中共地下組織。
盧坦福
1932年12月，由於“細胞”提供資訊，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盧坦福被捕，隨即叛變。從此之後，史濟美一發不可收拾，在不到一年時間內，竟然兩次破壞中共江蘇省委、捕獲原特科情報科負責人陳賡以及廖承志、羅登賢、余文化、丁玲、潘梓年等人。史濟美也因為巨大“功勳”成了中統風頭最勁的明星特工，成了蔣介石、陳立夫、徐恩曾眼中的紅人。
確實，“三打一”盯梢方法雖然有效，但目標單一，抓捕範圍小。而採用了“細胞滲入”的辦法，直接危及了地下黨的根基。
面對日益猖狂的史濟美，特科紅隊決定進行反擊。
當初周恩來組建特科時，總共有四個科：總務、情報、行動、交通。其中第三科行動科即大名鼎鼎卻又最神秘的鋤奸組織——紅隊。顧順章就是首任行動科科長，併兼任紅隊隊長。
李士群
紅隊在當時的上海灘聲名赫赫，震懾力是非常之強的。日後的汪偽76號頭頭李士群當時曾說過：“紅隊想殺誰，那幾乎沒有辦不到的。”
顧順章叛變後，周恩來重新組建了特科，這時的紅隊隊長是周恩來欽點的鄺惠安。鄺惠安，原名龔昌榮，1903年生於廣東新會，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廣州起義，任敢死隊隊長。
正當鄺惠安準備擊殺史濟美時，已經叛變投敵卻隱瞞“細胞”身份的李士群接到任務，讓他去刺殺叛徒丁默邨。李士群這個人腦子很活，他和丁默邨商量後，玩起了雙面間諜的勾當，故意把史濟美的行蹤洩露給鄺惠安。鄺惠安率領6名紅隊隊員伏擊得手，一舉擊斃史濟美。
隨後鄺惠安又擊斃當時與史濟美齊名的“反共高手”——國民黨中央特派專員黃永華和叛徒雷大甫；擊傷叛徒陳蔚如（印刷臨時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的地下印刷廠負責人）。值得一提的是，陳蔚如發展的“細胞”叛徒滬西區委幹部朱秋白，在史濟美破壞共青團中央機關中是主要打手。
一時間，在上海的國民黨中統特務聞風喪膽，接替史濟美任上海區區長的徐兆麟索性辭職跑回南京去了。徐恩曾在回憶錄裡寫道：“這種情況引起其餘的工作人員的不安，每個人的神經非常緊張，那些曾從共產黨中轉變過來，或是曾經參加過破壞共產黨地下組織行動的人，更是人人自危，整日不敢出門。”
1933年底，韓達接任中統上海區區長。韓達此人跟史濟美一樣心狠手辣、詭計多端。他深受史濟美成功的啟發，把“細胞滲入”進一步發揚光大。中統的報告說：“這種迂迴地向共黨秘密進攻, 到1934年底檢查成績時，已查明的共黨幹部有485人, 其中已接受我們任務的有183人。因此, 共黨在上海的一般活動, 我們又恢復到隨時瞭解的程度。”由此，情況變得十分險惡。
1934年6月26日, 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秘書處負責人李德釗、全總黨團書記袁孟超、江蘇省委書記趙立人等20餘人被捕。
1934年10月5日, 第二任上海中央局書記盛忠亮、管電臺的周秀珠、電臺臺長王友才等9人被捕。
由於我黨已完全失去情報來源，特科誤判是潛伏在中統內部的警報員出賣情報，鄺惠安在韓達嚴密守護之下，冒著巨大的風險擊斃此人。
1933年11月，韓達終於下定決心對紅隊下手了。
鄺惠安
一般都認為是因為“滲入細胞”紅隊的叛徒張阿四的原因，導致鄺惠安被中統抓獲。張阿四是滬西區委的一個交通員，1933年叛變成為了中統的一個“細胞”，他的聯絡人也是叛徒，名叫蘇成德。1934年9月到10月間，張阿四有一個多月沒和蘇成德聯絡，兩人見面後蘇成德得知張阿四被調到一個偏僻的地方練槍法，不能出來。熟悉特科工作的蘇成德馬上意識到蘇成德被吸收進了紅隊，成為了實習生，遂迅速上報，韓達立即佈置盯梢，監視和張阿四來往人員，竟然因此查獲了鄺惠安的住所。
但是，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當時紅隊的成員一共35人，在同一天內，35人全部在大街上被捕。
當時，南京的徐恩曾接到韓達的報告後，經請示陳立夫同意，回電韓達，限令10天內捉拿全體“紅隊”隊員一體歸案。以前曾經有人有過疑問：中統為什麼長期按兵不動，卻可以在十天之內把紅隊全部抓住？
紅隊隊員互相之間是不接頭的，沒有哪個紅隊隊員知道其他人的行蹤，也不知道其他人的名字，中統能在一天之內一網打盡，只有一個解釋，最神秘的鋤奸組織紅隊也被“細胞滲入”了。
1934年11月6日，中統上海區特派員遊定一帶著已成為行動股長的叛徒陳蔚如，率領300餘名特務和軍警開始了抓捕行動，至7日凌晨，所有紅隊隊員全部被中統抓捕。
而中統特派員遊定一給徐恩曾的報告更是說得非常清楚：“1934年4月至8月，5個月間，我們對於紅隊的內容已完全明瞭，它一共有35人，其中有我們的偽裝人員7人。”到了10月，加上張阿四，紅隊中叛變投敵成為“細胞”的已經多達8人。
紅隊擔任鋤奸重任，人員的稽核和吸收都非常嚴格，一直以來都非常神秘，連紅隊都被“細胞滲入”了，可見顧順章教徐恩曾的這招“細胞滲入”有多厲害。順便說一句，“細胞滲入”的關鍵並不是勸降叛徒，關鍵在於在最短的時間內勸降，然後立即釋放，防止引起特科警覺。
這8個變節的“細胞”叛徒，他們經過長時間的潛伏，終於搞清楚了其他紅隊隊員的行蹤，所以才能在一天之內全部被中統抓住。
就這樣，大名鼎鼎的特科紅隊，被中統派遣的“細胞”打入破壞，一日之內全體隊員在大街上全部被俘。反覆勸降無效後，鄺惠安、孟華庭、趙軒、陳杰明四人被執行絞刑處決。後來的特科負責人王世英雖然重建了紅隊，但已經無法和鼎盛時期相比。
1935年2月19日，上海中央局第三任書記黃文容、組織部長何成湘、宣傳部長朱鏡我、文委書記陽翰笙和社聯黨團書記許滌新等36名黨員幹部被捕。
1935年7月22日，上海臨時中央局又遭到國民黨特務的大破壞，被搜查的機關達三十餘處，上海臨時中央局第四任書記浦化人等39人被捕。
13個月，上海中央局四次被破壞，四任書記被捕。
這就是顧順章教會國民黨特務的“細胞滲入”，危害之大，觸目驚心。
後排左側為王世英
1935年8月，當時的中央特科負責人王世英根據中共駐蘇聯共產國際代表團的來信，決定撤銷上海臨時中央局和中央特科，剩餘的黨員幹部，大部分轉移到天津，一部分被派往湖南、四川、莫斯科等地。在上海僅留下了負責人丘吉夫、情報科長徐強和他的妻子李雲、情報員董健吾等人的一個辦事處。由張子華擔任上海丘吉夫與天津王世英之間的交通員。
因此，黨史通常認為，從組織形式上說，屢立奇功的中央特科於1935年9月就結束了。
兩個月後，1935年11月18日下午4點，特科安插在法租界巡捕房的內部“關係”送出一份警告通知：中統特務定於晚八時展開抓捕。通知上沒有姓名，只有18個地址。原來中統又透過“細胞”把特科辦事處給破獲了。
情報科交通員老丁接到通知，立即找到特科的孟菲。而老丁和孟菲也不知道這18個地址都是誰。孟菲急忙取出原來組織上給的應急用的幾塊大洋。因沒有手錶，她帶上一隻小鬧鐘，放在手提包裡，急忙上路，坐了計程車分別去通知撤離，見了人就說暗語“你母親病了住醫院，你快去看她！”最後，大約八點鐘已經過了，孟菲急急忙忙回來，焦急地對老丁說：“剩下還有兩個地方沒有來得及通知，怎麼辦？”這時，躲在交通站布簾後面的吳兢走了出來。本來紀律規定她是不能與老丁見面的，現在情況緊急，顧不了那麼多了，她看了這兩個地址說，一個是陳克寒的住處，另一個是丘吉夫的住處。她知道他們的電話，馬上出去打電話通知。吳兢回來說，陳克寒的電話接通了，丘吉夫的電話無人接聽。孟菲當即要他們兩人趕快離開，她留下來等丘吉夫，因為約定晚上八時到九時，丘要來了解情況。老丁離開交通站，趕到徐強家彙報上述情況。徐強聽後當機立斷，要老丁九時後去通知孟菲，如丘未按時來會面，讓她趕緊轉移。後來得知，丘吉夫那天未接到通知，也未去交通站，而是在廣東大埔同鄉會被捕了。
可見，中統特務已經掌握了特科留在上海幾乎是全體隱蔽人員的姓名、職業、相貌和地址。
面對嚴峻的形勢，徐強命令特科的人員立即離家，分散隱蔽。
這時，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說，特科都應該算是“結束”了。
我們要說的，就是這個“結束”以後的特科，我把它稱為——最後的特科。我們應該看看，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為中華民族做了什麼重要貢獻？
（未完待續）
第2集：1988年，中央首長告訴她，毛岸英的事保密期已過，你可以說出來了
本文作者：卓朝陽（即西西河大V老拙），“這才是戰爭”加盟作者 ，未經作者本人及“這才是戰爭”允許，不得轉載，違者必追究法律責任。
編者簡介：王正興，原解放軍某野戰部隊軍官，曾在步兵分隊、司令部、後勤部等單位任職，致力於戰史學和戰術學研究，對軍隊戰術及非戰爭行動有個人獨到的理解。其著作《這才是戰爭》於2014年5月、6月，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欄目分兩期推薦。他的公眾號名亦為“這才是戰爭”，歡迎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