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未安，百姓未撫，且當靜以撫之”。唐太宗李世民心懷大志，為了使國家長治久安，在制定“撫民”的國策後，他又採取了多方面的發展生產、恢復經濟的安民措施，其中以重農措施尤為得力，同時“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這些都充分顯示了他作為一代帝王的深邃智慧與謀略。
“倉廩實然後知禮節”，任何一個統治者，都會著力解決他的子民吃飯穿衣問題。唐太宗當上了皇帝，能夠在十數年間解決民眾吃飯穿衣問題，“鬥米數錢”，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奇蹟!
要使百姓安靜下來。必先解決百姓的衣食，要衣食無憂，必須讓人民有田可種。貞觀三年(公元629年)四月，在《賜孝義高年粟房昭》中說:"自登九五，不許橫役一人，唯冀遐邇休息，得相存養。”貞觀八年，又指出:“朕有天下以來，存心撫養，無有所科差，人人皆得營生，守其資財，即聯所賜。”從這些話裡，可以窺見唐太宗是注意貫徹靜為農本思想的。他不僅規定了以“靜”為特徵的施政方針，而且採取具體措施加以落實。
唐太宗的重農政策擇其要者有以下幾點:
推行均田，獎勵墾荒
隋末的大亂，割據勢力互相攻伐，十人中有八九人因戰爭而死去。豪傑四起，草莽巨寇趁火打劫，弄得一片蕭條，人們為躲避戰亂而流離失所，田地荒蕪，出現了“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荒涼景象。人口的急劇減少和大量空荒地為實行均田制提供了前提條件。武德七年四月，唐高祖頒佈均田令，規定:“丁男、中男給田一頃……所授之田，十分之二為世業，十分之八為口分。世業之田，身死則承戶者便授之;口分，則收入官，分給其他人。”這種按人口分配土地的辦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士族、豪強對土地的壟斷。但是，武德七、八、九3年間，皇室內訌激烈，均田令雖然已經頒佈，但並未認真貫徹。直到朝廷內亂結束，唐太宗即位之後，才開始切實地推行均田制。但是，在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情況下，所謂“均天下之田”是不可能徹底實行的。因為官僚貴族、地主佔有大量土地，使得政府缺乏足夠的土地分給農民。誠如元代馬端臨所說:“似所種者皆荒閒無主之田……固非盡奪富者之田，以予貧人也。”所以，在空荒 地較少的地區，農民群眾往往得不到法定的百畝，而富人卻有千畝以上的土地，這種貧富不均的現象在土地私有制的情況下是永遠也無法解決的。
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七月二十日。太宗下詔:將明德宮和飛山宮的玄圃院，分給遭水災的農民。貞觀元年，關中旱災，糧食歉收。組織農民到外地“分房就食”。
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提出:“安置客口，官人支配得所，並令考司錄為功最。”希望地方官“善相勸勉”。所謂“客口”，就是遷居各地附籍的客戶。其中有災民、流民，也有部分自耕農，他們遷居的地方主要是寬鄉。
貞觀十一年，新頒佈的《唐律》規定，寬鄉佔田逾限不作違反律令論處，移民墾荒可以得到減免租稅的優待。據後來編纂的《唐律疏議》卷十三解釋:"若佔於寬閒之處不坐。謂計口受足以外，仍有剩田，務從墾闢庶盡地利，故所佔雖多，律不與罪。”如果“人居狹鄉，樂遷就寬鄉”的可以免除賦役負擔:“去本居千里外，復三年;五百里外，復二年;三百里外，復一年。”官員不按賦役令執行，要受“徒二年”的刑律處分。這些措施清楚地反映了唐初統治者鼓勵農民移居寬鄉墾荒的意願。
貞觀十八年(公元644年)二月，唐太宗巡視靈口後，“詔雍州錄尤少田者，給復移之寬鄉。”以上證明，推行均田制的重點在於寬鄉佔田 獎勵星荒。
租庸調法與“輕徭薄賦”
唐初賦役稱為租庸調法，收取賦役的標準初定於武德二年二月，其中有很多內容不太合理，於是在武德七年四月重新修訂，簡單說就是分到土地的農戶每年交納粟二石，叫做租。服役(不論是何種徭役)二十日，如果不想服役，可以用交絲綢米代替服役，一天交絲綢三尺，二十天共計六丈，叫做庸納絲綢二丈，外加絲綿三兩;或者納麻布二丈五尺，另加麻三斤，叫做調。
唐太宗登基以後、大力為貫徹靜以撫民的政策、國家很少再發動戰爭和做些勞民傷財又不利於經濟發展的事情。很少再徵搖役、於是放寬了直接生產者服搖役的年齡，也可以用別的物件抵徭役。但服庸役卻非常嚴格，說白了就是大力發展生產、國家不但鼓勵而且透過法律強行發展農業。唐太宗即位以後、對租庸調法沒有做過重大的更改或調整、只不過加大了貫徹力度，盡力使法令下達到最底層。
實際上、唐初能夠減免的租賦是很有限的、因為當時“國庫猶虛”國家的運作需要大量的糧食，所以說當時的物質條件並不充裕。因此“貞觀之治”的主要內容不是減免租賦，而是防止濫徵民力，反對影響農時的勞役。
唐初統治者親眼目睹了隋亡的全過程。統治者永無止境的私慾，無窮無盡的徭役讓人民疲於奔命，苦不堪言，才紛紛揭竿而起，隋朝很快就步秦王朝的後塵、灰飛煙滅，歷史是多麼相似。對於這些歷史的教訓，唐太宗也不希望重蹈覆轍，做事儘量去奢省費，躬行節儉。
貞觀元年、唐太宗對大臣說:“自古帝王凡有興造，必須順乎民情。”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太宗又對大臣們說:“崇飾宮宇，遊賞池臺、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勞敝之事、誠不可施於百姓。”古人云:"不作無益害有益。”人如果縱慾，其心必亂、心亂則志喪、然則危亡之期馬上就會到來。唐太宗減少了農民群眾的“勞弊之事”，這就意味著農民在自己土地上的勞動時間相對地增多，勢必提高了生產積極性。唐太家還下令:“自王公以下、第宅、車服、婚嫁、喪葬、準品跌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斷”。太宗在貞觀時期一直保持這種作風，致使社會風氣比較淳樸，國力隨之增強。
在限制徭役方面，唐太宗做得還是比較到位，為了能徹底執行，太宗甚至還動用了《唐律》，如果不執行或執行不到位，就受到刑法懲處。《唐律蔬議》卷十六規定:“修城郭、築堤防，興起人功，有所營造，依《營繕令》、計人功多少，申尚書省，聽報始合役功。或不言上及不待報，各計所役人庸、坐贓論減一等。”這樣的處罰用意顯然是在防止濫用人力。
助課農桑，不奪農時
勸課農桑是鼓勵人民積極從事生產，使經濟得到發展。唐太宗不但經常遣使到各地巡視，還恢復了被廢棄的籍田儀式。頒佈《籍田詔》，預作準備，皇帝親耕。據《舊唐書·禮儀志》載:
“太宗貞觀三年正月，親祭先農，躬御耒耜，籍於千畝之旬……此禮久廢，而今始行之，觀者莫不駭躍。”
天子親耕籍田本是古代帝王一直相傳的儀式，但由於後來的帝王不重視農業，從東晉起，便沒有再舉行過這種儀式。唐太宗這種舉措。顯然是想提倡農耕。所以他對那些遊手好閒，不事生產的人非常痛恨，他曾經下令懲治這些人。貞觀四年，他對諸州考使說:“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為此，他自己在園苑裡種了幾畝莊稼有時鋤草不到半畝，就感到非常疲乏。他透過親耕嘗試到了勞作的辛苦曾經發出過這樣的感嘆:"以此思之、勞可知矣。農夫實甚辛苦。”這是發自他內心的感受。他派人到各州縣去體察民情，對派去的人說:“遣官人就田隴間勸勵，不得令有送迎。若迎送往還、多廢農時，若此勸農，不如不去。
貞觀二年(公元628)京大旱，招來了鋪天蓋地的蝗蟲。太宗來到禁苑，看到那裡的主稼已經被蝗蟲吃得所剩無兒，他隨手抓起一隻蝗蟲祝告說:“百姓辛辛苦苦種的糧食全讓你們吃了，你們這是在坑害百姓。你們可知道你們這是在要天下百姓的命啊。百姓沒有過錯，如果要有過錯，責任也都在我，你們如果要是有靈性，只該吃我的心，而不要傷害百姓。”祝告完畢，張嘴就要吞下蝗蟲，身邊的大臣急忙勸說:“皇上，別吃，吃下去要生病的。”太宗說道:"如果能以我的病痛換回百姓的糧食。我也就安心了。”說著，他就把蝗蟲吞了下去。太宗的舉動顯示出他的憂民之心。
唐太宗十分強調不違農時。因為災荒不是年年都有。所以唐太宗對有違農時的事情，一概以農時為主，其餘事情酌情調到另外時間去做，他認為農時一失不再來。例如，真觀五年，就發生過與農時相沖突的事件。按陰陽家的說法:"皇太子將行冠禮，宜用二月為吉，請追兵以備儀注。”太宗以為二月正是春耕大忙季節，太子舉行冠禮會影響春耕，於是把太子的冠禮改在了十月，十月秋收已經完畢，足見他對不違農時的重視。
為了保證農業生產的順利進行，不耽誤農時，唐太宗還運用法律手段來保證這項措施的貫徹。(唐律》中指出“諸非法興造及雜徭役，十庸以上坐贓論”。《疏儀》解釋，"非法興造，謂法令無文。雖則有文，非時興造亦是。若作池亭賓館之屬及雜徭役，謂非時科喚丁夫，驅使十庸以上，坐贓論。”這裡，所謂“非時興造”，就是農忙時候動工，違反農時，所以被視為“非法”，這項法令旨在杜絕官史在農忙時動用民力。體現了唐太宗“不奪農時”與民休息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