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國集團領導人（G20）第十六次峰會對設立15%的全球最低企業稅率表示支援，並呼籲各方儘快制定實施細則，以便於2023年在全球範圍內開始實施。全球最低企業稅率是國際稅收制度改革兩大支柱之一，旨在結束各國稅率長達40多年的“逐底競爭”並打擊國際避稅行為，既有利於大部分國家拓展稅源和緩解財政赤字壓力，也有利於我國對外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和國際稅收治理話語權的提升，但其負面影響也不容小覷。
旨在結束長達40多年的“逐底競爭”。“逐底競爭”簡言之，就是各國政府透過不斷直接降低稅率或者增加間接稅收優惠，增強自身對跨國公司投資的吸引力，而後者則不斷將企業利潤從高稅率地區轉移至低稅率地區，前者不得不加碼減稅或優惠以提高自身吸引外資的競爭力，反過來又使得其稅基不斷被侵蝕。
20世紀80年代以來，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為吸引外商投資，德國、日本、美國、印度、法國等主要國家先後下調企業所得稅率，呈現惡性“逐底競爭”態勢。2008年1月1日起，德國企業所得稅率從之前的25%大幅下降至15%。自2012年4月1日起，日本將中央企業所得稅率從之前的30%逐步下調至2018年的23.2%，對中小法人、公益法人的優惠稅率則從之前的19%相應下調至2018年的15%。從2018年1月1日起，美國特朗普政府將聯邦企業所得稅率從之前最高35%的累進稅率調整為21%的單一稅率。2019年9月20日起，印度將企業所得稅率由此前的30%降至25%左右，對當年10月1日之後新成立的製造業企業初始所得稅率則降至約17%。2020年，又有包括法國在內的9個國家降低企業所得稅率。美國稅收基金會資料顯示，全球企業所得稅率的平均水平，從1980年的40.1%下降至2020年的23.9%，降幅超過40%。
全球企業稅率“逐底競爭”，雖然短期內能提高減稅國的外資吸引力、促進其外資增長，但長期內卻為跨國公司在全球避稅提供空間、加劇其國際避稅行為。谷歌公司、蘋果公司等美國跨國科技企業於20世紀80年代末發明了一種“雙層愛爾蘭—荷蘭三明治”的避稅策略，即將其在歐洲的部分營業收入先轉移到愛爾蘭或荷蘭等低稅率國家的分支機構，再進行納稅。據經合組織（OECD）估算，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利潤簿記在“避稅天堂”的比例由2000年前後的30%提高至2019年的60%。總體而言，雖然少數低稅經濟體從中受益，但包括美國、日本在內的多數國家和地區卻顯著受損。目前，全球85.5%的經濟體企業所得稅率在15%之上，僅有14.5%的經濟體低於15%。據聯合國初步估算，每年全球各國因跨國公司利潤轉移行為損失的稅收達到5000億～6000億美元。
有利於大部分國家拓展稅源。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長期低迷不振，多數國家已經長期財政入不敷出、政府債臺高築。特別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暴發，大規模財政刺激讓各國政府的財政資源更加捉襟見肘，美國政府債務甚至屢次“爆表”。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21年10月釋出的《財政監測報告》資料，2020年，全球公共債務規模達到88萬億美元，接近GDP的100%；預計到2021年年底，全球財政赤字將達到8.6萬億美元，較2019年增長2.7倍。2021年11月15日，美國總統拜登正式簽署1.2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法案”。根據這一法案，美國財政部需在2021年12月15日之前向高速公路信託基金劃撥資金1180億美元，美國債務違約警報再度拉響。為此，美國國會不得不在2021年12月15日透過一項立法，將聯邦政府債務上限調高2.5萬億美元至31.4萬億美元，以暫時避免政府債務違約。美國財政部資料顯示，截至2022年1月31日，美國聯邦政府債務規模已突破30萬億美元大關，距離提高後的債務上限僅剩1.4萬億美元“餘額”。
15%的最低企業稅率縮小了包括G20在內的大部分國家與“避稅天堂”稅率的差距，使跨國企業利潤轉移的動力下降，利潤留在甚至迴流至母國的可能性隨之上升。根據OECD資料，15%的全球最低企業稅率每年將為世界各國新增大概1500億美元的稅收。這將有利於大部分國家拓展稅源和緩解財政赤字壓力。作為全球跨國公司最多的國家，美國因此受益最大。如作為美國第二大跨國公司、世界第三大500強，亞馬遜公司自2017年以來在美國的聯邦企業所得稅實際稅率一直遠遠低於15%。據美國智庫稅收與經濟政策研究所統計，亞馬遜在美國的聯邦企業所得稅率實際稅率，2017年和2018年分別為-2.5%和-1%，2019年和2020年也分別只有1.2%和9.4%。
由於跨國公司企業利潤總量並沒有增加，全球最低稅率其實只是“轉移蛋糕”，而非“做大蛋糕”。簡單地說，一方面，全球各國新增1500億美元的稅收，只是從跨國企業轉移到各國政府而已；另一方面，美國等G7大國政府新增的稅收，也不過是從低稅率的中小國家轉移而得的。如目前愛爾蘭企業所得稅率為12.5%，是一些數字巨頭歐洲總部所在地，據其財政、公共支出與改革部資料，推行全球最低稅率可能致愛爾蘭損失20%的跨國企業稅收。無論哪種情況，對世界經濟的復甦和發展未必利好。前者其實就是一個“竭澤而漁”與“放水養魚”的問題，後者也不過是一個“劫貧濟富”與“劫富濟貧”問題。對於中小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來說，稅收優惠是其吸引外商投資和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政策工具，這一政策工具在全球最低企業稅率推行後某種程度上很難再發揮作用。尤其是考慮到當前世界經濟復甦步伐很不平衡，許多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復甦和增長仍然舉步維艱，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對其發展無疑是一個嚴峻考驗。
對我國的影響利大於弊。目前，我國企業所得稅率以25%為主，15%的全球最低企業稅率有利於我國對外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和國際稅收治理話語權的提升。
一是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和稅收營商環境優勢會更加凸顯。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將削弱依靠低稅率吸引投資的經濟體的吸引力，原註冊在“避稅天堂”的跨國公司可能重新進行產業佈局。跨國公司在統籌考慮海外佈局時，會更加看重需求市場、營商環境等因素。這將有利於我國吸引外資。“中國經濟是一片大海”。目前，我國有14億多人口和4億以上中等收入群體，每年進口商品和服務約2.5萬億美元，不僅市場規模巨大，而且消費潛力巨大。不僅如此，黨的十八大以來，尤其是2021年3月印發《關於進一步深化稅收徵管改革的意見》以來，我國深入推進稅務領域“放管服”改革，以數字手段賦能稅收治理，以智慧技術提升納稅服務，稅收營商環境不斷得到最佳化。未來，我國具備的完整產業鏈、超大規模市場、巨大消費潛力、日益改善的稅收營商環境等優勢將會更加凸顯，成為跨國公司進行產業佈局的重要衡量因素。
二是我國在國際稅收治理中的話語權將顯著提升。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將結束各國減稅政策的“逐底競爭”。未來，國際稅收領域內“以鄰為壑”的態勢將被扭轉，國際稅收治理格局將朝著多邊合作的方向深入推進，G20有望成為國際稅收治理合作的新平臺。不僅如此，國際稅收治理還將為區域間國際稅收合作提供示範效應，既有利於我國加強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稅收合作，也有利於我國推進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和《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的程序。
三是國際投資流向變化也會間接利好我國企業“走出去”。發達經濟體跨國企業投資於發展中經濟體的步伐可能逐步放緩，從而推升後者對我國跨國企業投資的需求，我國企業可乘勢而上，加大國際化市場佈局。
當然，也要認識到，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對我國地方政府招商引資也可能會產生一定負面影響。稅收優惠是我國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主要優惠政策之一。我國地方政府現行稅收優惠政策主要有兩個：一是針對高新技術企業的15%優惠稅率，二是研發費用加計扣除、部分地區稅收獎補返還等政策。對於創新型企業來說，通常可以疊加享受這兩個政策，其實際稅率很可能會低於15%。因此，全球最低稅率可能會對高科技外資引進產生一定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