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教育安全是指“國家內的教育安全”，即主權國家的教育主權以及與之相關的教育體系、教育制度、教育傳統、教育資源、教育功能、自身教育發展等要素集合統一以規避來自內部或外部敵對力量的干涉、侵蝕與顛覆，夯實自身教育主權，充分發揮教育應有功能，進行文化引領與價值塑造，提升公民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最終實現總體國家安全的一種執行狀態。百年來，國家教育安全不斷髮展演變，從思維伏流到舉措鮮明，從帝國列強外患倒逼到立足國本內發警覺，從單一主權訴求到多元態度表達，始終貫穿著我國積極爭取國家教育安全的邏輯演變。
初步覺醒期（1911—1948）：反帝愛國意志下收回教育權運動
兩次鴉片戰爭爆發之後，中國同列強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以此為契機，外國傳教士大規模進駐中國並進行所謂的“精神感化”。但在中國傳統舊制遺留的思維形態下，西方文明的文化輸出並不順暢，外國勢力轉而透過開辦學校的方式來處理在華的文化進駐問題。教會學校數量迅速增加，“西方文化優越感”逐漸顯露，外人理所應當地基於強權立場，將信仰教化強加於國人。一些有學之士敏銳地捕捉到這一危險訊號，團結廣大民眾，發出廢除不平等條約以收回權利的呼聲。隨著與民族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的路、礦物、關稅等主權陸續收回，教育主權的收回也逐漸提上日程。
清末民初，民間自發興起“非宗教”思潮，清洗西方殖民意識滲透，形成了國家教育安全的輿論陣地。特別是在“民主與科學”口號的倡導下，各界人士開始關注國家教育主權喪失問題，國家主義派、教會教育派、教育團體等圍繞“教會教育是否觸及國家主權”問題展開爭論，非宗教的呼聲漸起。蔡元培主張教育“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應“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超然的教育應當實現宗教與教育相分離。餘家菊亦率先提出“收回教育權”。諸如此類的反對宗教教育化的革命遭到了教會學校的鎮壓，愛國青年隨即開展實質性反抗。反帝愛國鬥爭中，“五卅慘案”“三一八慘案”的相繼發生，將群眾運動推向高潮。廣州、湖南、福建等地教會學校的學生紛紛開展罷課遊行，或是轉入公立學校，堅決反抗列強對國人的文化控制，指責外人企圖利用教育亡我國家、滅我民族的不良居心，力爭主權。
隨著民間反帝愛國運動的高漲，官方開始規範外人辦學細則，實化“非宗教”思想。北洋政府於1925年釋出《外人捐資設立學校請求認可辦法》，規定“凡外人捐資設立各等學校，遵照教育部所佈之各等學校法令規程辦理者，得依照教育部所頒佈關於請求認可之各項規則向教育行政官廳請求認可”，且“校長鬚為中國人”“學校不得以傳佈宗教為宗旨”，課程設定“不得以宗教科目為必修課”。教育與宗教相分離的態度首次呈現於官方檔案之中。1926年，教育部發布《私立學校規程草案》，進一步提出“不得強迫或勸誘學生參加”宗教儀式，校董或校董會主席“須由中國人充任”。
總的來說，我國收回教育權運動是在爭取民族獨立背景下的行為。該時期對於國家教育安全的維護，以民間最為激烈，各界人士反抗情緒與教育救國實踐如星火燎原之勢漸起，為中國近代的民族覺醒奠定了思想基礎，也為我國警惕外來多樣文化的衝擊提供了參照。
穩步發展期（1949—1977）：逐步肅清外國在華文化影響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各方面建設步入正軌，黨和政府開始騰出手來處理教育問題。“在一個獨立的民主國家裡，是不允許外國辦學校的，除非是他們的僑民自己設立的、教育他們子女的學校，這是世界通例。”針對原有教會教育，政府堅持尊重與保護並舉，維持原狀。前提是這些學校須遵守中國政府教育法令，尊重中國主權。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錢俊瑞傳達了中央對於新解放區教育工作的態度，即“對於舊教育工作者……是採取適當方法，教育他們，使他們獲得新觀點、新方法，為中國人民服務”。這是基於全面考量的理性決策。一方面，友好接納教會學校中的積極因素，期望其儘快復課，助力新中國成立初期教育事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建構中國自己的秩序體系，劃定了清晰的進駐底線。
然而，中國友好的處理態度並未得到相應的回應，帝國主義藉助教會學校屢次進行反動宣傳，阻撓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繼續開展。鑑於此，中國開始逐步清洗帝國主義殘餘影響，樹立教育國有的立場邏輯。在新民主主義文化與西方文化勢力的對峙較量中，這無疑是新中國主權意識全面覺醒與國民教育維護的有力指南。以牙還牙、旗幟鮮明、態度堅決、果敢徹底，是該階段維護國家教育安全的真實寫照。
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黨和政府反思蘇聯經驗，創造性地提出了以蘇為鑑探索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議題。毛澤東指出，“應當更加強調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努力找出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隨後，黨中央圍繞“十大關係”的重要論斷，聚焦“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核心，確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於教育文化事業中進行民主擴大化嘗試，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蘇聯模式下教育指導思想一元化和教學內容統一化的僵化形式。
顯然，新中國在國際格局中審時度勢，確定了自己的意識形態道路，對於國家教育安全的領導更加全面徹底。以蘇聯為藍本，清洗帝國主義透過教會教育的在華反動滲透，強化黨內政治教育以夯實紅色根基，再到謀求自主發展的新道路，乃至試圖肅清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行動，都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基於民族自決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的勇敢嘗試。該時期對於國家教育安全的維護，為現代世界格局中中國話語地位的確立與中國新角色的塑造提供了經驗。
穩固形成期（1978年至今）：開放多元背景下國家教育安全內外聯動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對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審視與建構應不再侷限於市場方面的探討，而應圍繞國家與社會以及現代治理等問題進行新的論證。國家教育及其相關領域謀求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成為新時代的關鍵議題。
於內而言，強化民族思想意識、厚植愛國主義情懷，是新時期公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塑造的前提，也是更好應對全球化趨勢中機遇與挑戰的思想根基。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強調，應始終把國家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堅決維護國家安全，警惕內外敵對勢力的滲透、顛覆和分裂活動。在應對外部危險的問題上，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國民思想教育，尤其是青年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透過實現小學到大學思想道德與政治素養建設的全貫通，開展“青馬工程”“軍事訓練”等，解決好新時代人才培養的根本問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培養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錘鍊忠誠乾淨擔當的政治品格”都是對黨的隊伍建設以及後備力量培養的深刻凝練。青年大學生處於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繫好理想信念這顆“人生的扣子”，才能為新時代國家教育安全的深入落實打下思想基底。
於外而言，為了使教育對外開放更好地造福於我國的人才培養與社會主義建設，黨和政府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秩序體系。出國留學教育上，確立“支援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工作方針。中外合作辦學上，頒佈《中外合作辦學條例》等規範性檔案，強調引進國外優質教育資源服務於國家戰略發展的核心理念。在愈發多元的教育對外開放形式中，我國基於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始終強調中國自身的秩序邏輯。資源引進上，建立起嚴格的篩選引入機制，充分考慮我國新時期社會發展對人才結構的合理訴求以及人民群眾對境外優質教育資源的需求與適應性，避免經濟全球化程序中境外教育文化不分優劣的強勢輸入，有選擇地同境外優質教育力量開展平等互惠的教育往來。
改革開放以來對於國家教育安全的維護，延續了以往對國家主權與民族獨立的捍衛，同時更加重視深化社會大眾的國家認同理念。將教育作為強基固本的陣地，教育方針中明確了“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務指向。與以往不同的是，新時代的今天，黨和政府立足國家發展戰略，面對多元文化安全的微妙形勢，主動革新教育理念與合作方式，尋求教育領域的多邊合作。這一新型轉向是中國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有力佐證，也意味著國家教育安全呈現出愈發複雜的時代特點，需要我們加強國家教育安全警覺，探索多方面的實現路徑。
（作者單位：陝西師範大學教育學部）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祁佔勇 杜越 陳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