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與此同時，在達達尼爾的旗艦上正在展開最熱烈的討論。
3月18日以來，海軍的上層圈子裡流行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激進的一方比任何時候更相信剷除堡壘、掃清雷區、最終打通海峽是切實可行的行動。他們毫不懷疑艦隊可以穿越海峽進入馬爾馬拉海。他們不斷地提醒海軍上將努力完成這項任務是海軍的職責。他們對陸軍遭受的慘重損失無限悲傷，他們感到無論如何難以忍受的是，在海軍接到命令和為他們制訂任務後海軍竟袖手旁觀，無所行動。因此他們敦促中將向海軍部提議恢復海軍進攻。
所有這些壓力和陸軍受折磨的景象對有膽有識的德·羅貝克中將產生了作用。他終於下決心向海軍部發了一份電報，表達了自己願意恢復海軍進攻的意願。這份電報蓋有好幾個人的印章，也包括持反對意見者的印章。但是很顯然，正如我們現在知道的，所有出席“伊麗莎白女王號”會議的人都相信海軍部在收到此電報後會立即下達作戰命令。法國司令官蓋普拉特上將打電報給海軍部長，表示他充分期待參加決定性的進攻，並要求增加一艘更強大的軍艦來增援法國中隊。因此，海軍的所有參謀人員和指揮人員都等待著一項偉大而莊嚴的決定。為了執行這項決定，他們要做好面對一切危險和忍受一切損失的準備。
德·羅貝克中將致海軍部
1915年5月10日
加利波利半島形勢。
漢密爾頓將軍通知我陸軍受阻，部隊向阿齊巴巴每次只能推進數碼，恐怕會出現類似法國北部的事態。因此，我在292號電報中指出的情況發生了：
“如果陸軍在向基利德巴赫爾推進中受阻，海軍該不該在不摧毀沿岸堡壘的情況下強行透過狹窄段？這個問題完全取決於艦隊在向狹窄段推進中能不能最好地支助陸軍。艦隊可以從恰納克累下方推進保持交通線完整無損；艦隊也可以從上方推進，但自己與基地的聯絡將被切斷。”
海軍能給予前進中陸軍的幫助雖然有效地壓制了敵人炮臺的炮火，但並沒有預想的那麼大；在阻擋陸軍的是戰壕和機槍時，海軍的支援就不大了；而阻礙陸軍推進的正是戰壕和機槍。
從敵人抵抗的強度來看，艦隊駛入馬爾馬拉海可能不會起決定性作用，因此有同樣可能是達達尼爾海峽會在艦隊駛過後重新封鎖。如果敵人的抵抗能被及時制服，從而避免艦隊由於缺乏供應而被迫撤出，那末海峽重新封鎖就沒有多大重要性了。
如果艦隊進入馬爾馬拉海，支援陸軍進攻的任務將託付給巡洋艦和某幾艘老式戰列艦——包括那些並不適合於大規模炮轟狹窄段的法國軍艦——這種支援的效果將顯然遠遠小於目前整個艦隊提供的支援。
半島上土耳其陸軍計程車氣表明，艦隊強行透過達達尼爾海峽，然後出現在君士坦丁堡海外，這件事本身並不能起決定性的作用。
決定的關鍵似乎在於：
其一：海軍強攻達達尼爾海峽能確保戰鬥的勝利嗎？
其二：如果海軍受挫，那肯定將是一次嚴重的挫折，它會使陸軍形勢非常嚴峻，以至於危及整個戰局？
這個電報值得仔細研究。它的用意顯然是直截了當地提出恢復海軍強攻達達尼爾海峽的問題。德·羅貝克中將在電文中權衡了利弊，總的來說更強調不利的一面。但是同時他也明確無誤地表示，如果海軍部下令，他隨時準備執行。這份電報令我不安。我當然一直主張恢復海軍進攻。但是現在的形勢與3月份和4月份的形勢已大不相同，而執行德·羅貝克中將3月2日的決定，我們就要遵行另一條政策路線。這期間已發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陸軍損失了近兩萬兵力才登上了加利波利半島。目前陸軍確實受阻，但基奇納勳爵告訴我，他打算向伊恩·漢密爾頓爵士增援他所要求一個軍團。在炮火下登陸一直是最可怕的戰爭特徵。登陸已經成功，而且，既然土耳其人沒能阻擋住登陸，看來他們必定也無法阻止陸軍進一步向前推進，只要大量的增援部隊能迅速地投入戰鬥。因此，如果足夠的增援部隊能迅速派往，有合理的可能性使陸軍戰鬥取得成功。
第二，義大利即將參戰。根據剛剛簽署的英意協議，我們必須派4艘戰列艦和4艘輕型巡洋艦加入亞得里亞海的義大利艦隊。我之所以採取這個行動是因為自3月22日以來德·羅貝克中將已明確地放棄了海軍進攻，我們已決定動用陸軍力量來解決問題。儘管法國增援軍艦能起到緩解的作用，但從德·羅貝克中將的艦隊抽調這些戰艦是與進行堅決甚至是拼命的努力，單獨以軍艦強攻達達尼爾海峽的決定是不相容的。
第三，我們長期以來擔憂的事終於發生了。德國潛艇已經駛入愛琴海。有數次報道說在達達尼爾海峽附近水域已出現一艘或許兩艘甚至三艘潛艇。“伊麗莎白女王號”的位置變得異常危險，而且在達達尼爾海峽整個艦隊的安全都受到了不能低估的影響。不僅如此，如果艦隊成功地強行透過海峽抵達馬爾馬拉海，它就會在那一水域受到德國潛艇的騷擾。儘管這個事實不是結論性的，但艦隊的行動可能會受阻，假設海峽在其身後被封鎖，它在戰略上發揮作用的有效期將會在一定程度上縮短。
除此之外，由於陸軍已經登陸而且一直激烈作戰，艦隊的責任就大大增加了。正如奧利弗將軍一語道出的那樣——“3月18日海軍還是個單身漢，現在它在岸上有個妻子了。”
我腦子裡考慮的全是這些事情，它們對我的影響越來越大。當然，如果德·羅貝克中將展開決定性進攻的意願不變，我們有可能在幾周內重新創造能使他進攻的條件。我們的海軍資源龐大，幾乎與日俱增。到6月中旬我們就能夠使他的艦隊的實力大大強過以往，並且能夠完成進攻準備工作的每一個細節。而且，到那時我們就可以知道，我們怎樣對付在愛琴海的德國潛艇，就可以知道，其威脅又有多大。然而，目前反對海軍採取決定性行動的理由有很大分量。
另一方面，我極其渴望採取有限的作戰行動。我希望海軍攻擊狹窄段的堡壘，從而驗證一下我們所收到的有關敵人彈藥短缺的報告是否真實。在進攻的掩護下，我希望能清掃凱佩茲雷區使它不再能阻止航行。現在掃雷部隊已全部組織起來，這些是完全可行的行動。達達尼爾艦隊儘管縮小了，但完成這項任務還是綽綽有餘的。清掃了凱佩茲雷區本身就會開始危及土耳其人部署在半島上的陸軍的交通線。
然而，我看得出費希爾勳爵處於嚴重的過度疲勞。74歲的年紀不饒人。在我前往巴黎參加英意海軍協議談判期間，他顯得心力耗竭。他對獨自負責海軍部工作表示出毫不掩飾的苦惱和擔憂。毫無疑問，當時的巨大壓力和事態的發展使這位年邁的海軍上將擔心得幾乎發瘋。德·羅貝克中將的電報尤其讓他傷神。他預計將要面對他最恨也是最怕的那個要求：恢復海軍作戰，而且要一直弄個水落石出。
11日上午我們一起討論形勢。我一再努力講清，我想要做的一切是要恢復攻打狹窄段的堡壘，並在炮火掩護下清掃凱佩茲雷區；我無意促使大家作最大努力強攻達達尼爾海峽和深入馬爾馬拉海。但是我沒能打消費希爾的憂慮。毫無疑問，他認為如果行動成功，會大大加強後階段重大進攻的理由；事實也的確如此。凱佩茲雷區是土耳其人的、也是他們的第一道防線。在我們交談之後，費希爾勳爵在同一天“極不情願地”送給我一份正式的備忘錄，在這份備忘錄中他全面而有力地重申了對達達尼爾軍事行動的觀點，他的結論是他不會：
在任何情況下站在德·羅貝克中將一邊，除非兩岸已經有效地佔領，才同意他發動穿越達達尼爾海峽的進攻。……我因此希望大家清楚地理解，我與任何這類計劃無關。
在同一天我給他答覆：我絕不會向他提出任何“突擊”達達尼爾海峽的建議，在此事上我與他意見相同。我又一次提出，作為對陸軍行動的一種支援，有可能要求德·羅貝克中將攻擊堡壘和清除凱佩茲雷區。我再次表示，我希望在任何實際問題上我們一直是團結的。我向他呼籲：
我們現在時歷史上最重大的水陸兩棲作戰負有責任。你絕對負有責任。要將此事推向勝利需要最大程度的同志情誼、才智、堅毅、耐心。……
他第二天寫信給我說，由於我的答覆沒有明確放棄在陸軍佔領狹窄段兩岸之前海軍攻擊雷區的想法，他已經將給我的備忘錄副本遞交給首相。
關於你所說我絕對負有責任的話，我只能說，你必須明白(還有首相也一樣)，我勉強預設的範圍沒有擴充套件到那種進一步的冒險，如在陸軍完成其任務之前重複3月18日的行動。
由此可以看出，3月22日之後海軍部和海軍總司令永遠不能同時做出進攻的決議。在21日他們還是團結一致的。此後則一方熱一方冷了。在3月23日和24日，海軍部沒有下達實際命令就強烈要求進攻，而在戰區的海軍中將則說“不”。到了5月10日，當戰區的海軍中將願意進攻時，海軍部則說“不”。到了8月18日，受蘇夫拉灣慘敗的影響，海軍部再次提出這個問題，並授權海軍中將最大程度地使用他的舊戰列艦，而此項提議卻遭到了海軍中將理由充分的斷然拒絕。最後，在最後撤退來臨之時，剛剛接手指揮權的威姆斯將軍在凱斯准將起草的進攻達達尼爾海峽的極為詳盡的計劃支援下，熱情呼籲批准執行這個計劃，但這次海軍部又拒絕了。
04.
此時從俄國、法國以及達達尼爾海峽壞訊息頻頻傳來，根據我在陸軍戰場上得到的印象，我向海軍部各個部門發出如下總備忘錄：
致戰時國務大臣及海軍部委員會成員
1915年5月11日
請通知海軍部各部門首腦，據目前估計，此次戰爭不會在1916年12月31日前結束。海軍部制訂的一切安排與計劃均應以此為依據。任何加強海軍實力的措施若能在此日之前發揮作用，均應予以考慮。這一點適用於有關人員、艦艇、武器和儲備的所有問題以及艦隊、船塢的組織與維護，所有這些都必須適應力量的長期不斷髮展而不致過分緊張。我期待各部門提出發展與擴大它們活動的建議。
W.S.丘吉爾
05.
5月12日晚，一艘德國水兵駕駛的土耳其驅逐艦在達達尼爾海峽用魚雷將“歌利亞號”擊沉，這一事件促使費希爾勳爵下決心召回“伊麗莎白女王號”，他向我提出有關此類的最強烈反要求。我本人並不反對這麼做。最初的兩艘裝有14英寸大炮的重炮艦(當時命名為“斯通沃爾·傑克遜號”和“法拉格特上將號”)已準備就緒；如果派這兩艘重炮艦和其他的炮艦、兩艘“鄧肯”級戰列艦以及另外一些輔助軍艦去替代“伊麗莎白女王號”，那末她可以返航回國。我同意了第一海軍大臣的意見。我的表態令他大大鬆了口氣並深表感激。我們陷入了非常痛苦的處境。他希望不惜任何代價以減少損失，並從令人討厭的境況中解脫出來。我卻一定要竭力推動這個雄心勃勃的計劃，並全力支援正處於艱苦鬥爭中的我們的陸軍，這不僅是出於信念、而且還出於榮譽的呼喚。
我不得不向基奇納勳爵宣佈此訊息。我邀請他來海軍部參加5月13日晚的會議。我們圍著八角桌而坐；基奇納勳爵坐在我左側，費希爾勳爵坐在我右側，同時在座的還有其他高階官員。得知海軍部要撤回“伊麗莎白女王號”，基奇納勳爵頓時怒不可遏，往日面對艱難考驗的鎮定自若，已不復存在，他以前忍受內心痛苦時習慣性的剋制態度消失了。他強烈抗議這種在他看來是在最危機時刻拋棄陸軍的做法。而另一方面，費希爾勳爵更是大發雷霆。“伊麗莎白女王號”應該回國，應該馬上回來，當晚就該回來，否則他立刻離開海軍部。”我們若能在這關鍵時交換一下這兩位了不起大人物的位置，讓基奇納掌管海軍部事務，而派費希爾前往陸軍部去抨擊增援政策，倆人就會覺得快樂，一切都將進展順利。但這樣的解決方案是我們力所不能及的。我保持同意第一海軍大臣的意見，並盡最大努力向基奇納勳爵解釋，說明重炮艦能提供同樣有力的支援，而海軍實力受損的風險卻要小得多。我還向他介紹了我們將要派出的軍艦，並向他做出最鄭重保證——我的這一保證得到了海軍參謀部的支援——我們決心以最有效的方法支援陸軍。我想他在離開前有些放心了。
因此在一系列的電報中我與費希爾勳爵意見一致。我們下令德·羅貝克中將在絕對保密的情況下以最大速度派“伊麗莎白女王號”回國。我們通知他“埃克斯默思號”和“崇敬號”馬上歸屬他的艦隊，在月底之前他將得到最早兩艘重炮艦，它們是最新型的炮艦；他得到的補償遠遠大於失去一艘“伊麗莎白女王號”。第一批6艘重炮艦從造船廠接手後將派遣去他處。等到他所指揮的法國中隊的戰列艦總數達到6艘時，他要將“女王號”、“倫敦號”、“無情號”和“威爾士王子號”在瑟斯比海軍少將指揮下同樣絕密地派往馬耳他，準備和義大利艦隊在亞得里亞海一起作戰，以及滿足英意海軍協議中條款的規定。我們還通知德·羅貝克中將，我們認為海軍獨立行動強攻狹窄段的時機已經過去，在現有的條件下不會再出現；所以，他的職責是支援向前推進中的陸軍。
發出這些電報——這些是我們一起所發的最後一批電報——費希爾勳爵和我就在那晚分手了。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