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思琪
“可能《江照黎明》最終呈現在觀眾面前的狀態並不完美，但一向喜歡自嘲‘爛片編劇’的我，這次卻絕對無法戲謔調侃它為爛片。因為它表達的東西，有沉甸甸的分量。因為它提出的議題，需要板起臉來討論。希望我們能一起期盼黎明到來……”
正確，但“不好看”
曹笑天在《一個男編劇，寫給女性們的告白信》中，這樣定性他擔綱編劇的作品《江照黎明》：“沉甸甸的表達，嚴肅討論的議題”。這兩句判詞確是精準地抓住了《江照黎明》的定位，女性懸疑題材——作為傳統懸疑劇集女性總會淪為工具人的單一想象之擴充，在時代的情緒口上去創造被解讀、被救贖、被憐憫、讓人期待讚賞的女性角色。
這部講述了一個努力生活只求安穩的平凡女性，面對丈夫的背叛與惡意，生活的重擔和磨難，完成了一場完美的自我拯救的故事。將殺妻騙保、家庭暴力、重男輕女、性別偏見、逆來順受、婚姻困境等最現實系的性別議題全部囊括。女主角李曉楠表面看來擁有讓人豔羨的人生——銷售冠軍、事業有成、夫妻恩愛，然而在生活平靜的水面下暗流湧動，隨著敘事層層展開，她生活的B面是：晚上橋邊炒麵賺錢湊錢買房子，老公出軌和人生娃，夜裡哮喘發病奄奄一息，老公藏藥殺妻，還要順帶參與兇殺案……
李曉楠這一角色將兩種矛盾的特質融合得很有說服力：是脆弱又堅韌的、順從又決絕的女性，她被丈夫算計到開始謀劃反戈一擊，從獵物變為獵手。可貴之處還在於，她給出了被傷害、被打壓、被貶低的女性一個可以“不容忍”的指令碼，自救先於被別人拯救。
當我們在社會理論層面不斷地推演、探討“柔弱女性如何自強”這一命題時，無論我們對其自覺與否，一個悖論都橫亙在理論與現實之間：如同讓窮人透過理財致富一般，人們很難想象自己不曾擁有過的景象。如何變得勇敢？這道題需要一些具象化的示範：主動走出沼澤，去尋找岸邊的稻草，而不是顧及自己的猙獰，在這個過程中不斷被消耗，才能有力量度過困境。
《江照黎明》中羅列的直戳時代痛點的性別話題，讓理論、議題與解決之間的縫隙被一種故事的可能填補。螢幕前的觀眾和鏡頭下的主角，在一些時刻如同交換遊戲存檔一般，代入自己，將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困境與劇中人交換，也期待她們代替自己完成一次痛快的反抗。
在這個意義上，《江照黎明》更像是一次“論文體”的創作。有文獻綜述一般全面的女性困境列舉，也有清晰正確的論點論據作臺詞：在自我成就方面，說女性幹得好不如嫁得好是一種貶低；在親密關係當中，要對暴力零容忍——家暴只有零次和無數次；女性通往幸福的路，答案的對與錯不在滯後於現實的社會或家長的灌輸，而是要自己去思考、不斷校準自己的選擇，永遠要有走出沼澤的勇氣。碼論點的工整與正確程度，甚至一度讓人覺得自己看到了紅框黑體加粗加下劃線的效果，犧牲的是劇情自然的承轉，打破的是《江照黎明》試圖立下的於平靜中爆發的節奏。
這種“論文體”的問題是：正確，但不夠好看。從概念出發組織故事，對社會議題開刀的企圖過於明顯，塞了太多女性困境的樣本進來，到了直給、給標準答案的地步。同樣，口號化的臺詞如果出現的場景、方式不恰當，當劇中醫生以發言稿的論調講出“我也是女性，我相信……”其效果只能是破壞沉浸式觀劇的體驗。
“正確”離“好看”有多遠
也就是說，《江照黎明》同時又延伸出了另一個問題：“正確”與“好看”的距離有多遠？換句話說，扛起“永恆的女性引領人類前進”的標語旗幟，打出真實女性困境的話題組合牌能否成為一部文藝作品的“免罵金牌”？
兩種標準的不相容，集中呈現為《江照黎明》口碑的割裂：高分給“看見”社會議題的推動性，低分給劇情的生硬與投機。對《江照黎明》按下五星推薦的觀眾有真情實感，因為在這裡有“女性通往幸福的路在哪裡”，有“沒有幸福濾鏡，直面女性困境”，有“一篇無聲的女性戰鬥檄文”，有“國劇敢拍這渣男，必追到底”——有他們迫切需要喊出的口號，從角色設定到題材創作的維度來看，這樣的讚賞是成立的。但另一方面，也有一眾不買單的懸疑劇觀眾，稱其“故弄玄虛，偏離現實，劇情硬傷”，這些觀眾的不滿意更多的是集中於懸疑劇本身。
當迴歸到劇情本身，正是因為劇作想要討論的議題過多，懸疑的節奏屢屢被女性互助的抒情打破，人物設計的不合理與情節設定上的自相矛盾之處便凸顯出來。馬思純出演女主角李曉楠，如其影迷朋友的概括：不演美女的馬思純，將靈轉換成了“在市井裡瀝過一遍滾水的溫厚”，然而，她太憨了，同時又太壯了，橫豎看都像是在夜市裡樂觀生活、擺攤賺錢的手藝老闆娘。於觀眾處很難具有說服力，讓大家相信這是一個生活在丈夫陰影下、精神被嚴重摺磨的脆弱女人，也很難分辨李曉楠的心寬體胖，到底幾分是堅韌幾分是苦情。
從懸念的設定上，《江照黎明》與此前林心如製片的《華燈初上》類似，共享同一套模板：以兇殺大戲開局，一條明線猜死者，一條暗線猜兇手，而後用倒敘的方式交代線索，多線敘事匯於一處。在故事鋪開的過程中加入創作者所關心的女性議題——《華燈初上》是女性貧困維度的展示，《江照黎明》則是女性主義話題的一把打包。
但《江照黎明》的缺陷在於，導演一邊想要與觀眾“合作”，讓觀眾在懸疑解謎的過程中滿足燒腦的快感，但另一方面編劇過濃的說教性又十分不信任觀眾——謎團不斷丟擲，但又在無有效資訊量的鏡頭特寫中營造懸疑陰雲，太多的鏡頭埋下的伏筆都被揭示是廢線。蒙太奇的運用不斷抬高觀眾的胃口，下一秒又輕輕放下。多線敘事需要對群像人物的刻畫生動，角色塑造的豐滿程度不因戲份多寡而分配。
尤其，劇中女二於紅的角色過於工具人了，她的壞實在無邏輯，僅為了推動每每卡住的劇情，這讓整個懸疑故事罩上了各種“湊巧感”。“工具人屬性過重，需要她體現‘重男輕女’時，她就是可憐的姐姐，需要她體現‘被欺騙的情人’時，她就是寧願殉情的苦情女，需要她體現女主的難處時，她就是一個毫無腦子、不知感恩的惡毒第三者、報復者……我無法看到於紅的悲劇，因為她的悲劇性被工具性消解了。”於紅這一角色，又落入了另一種“弱有理”的刻板印象：“我的不幸全是父權制的錯，我做一切事情，但我不承擔責任。”
“女性+”無疑是當下創作題材的新寵兒，或許是出於挖掘歷史中被摺疊起的、被忽略的“她們”的命運，或許現實中的問題不斷爆發，暗合時下人們情緒出口的爆款往往出自於此。爆款是爆款，好劇是好劇，有時候二者並不百分之百重合——這個問題當下聰明的觀眾們已充分意識到，然而，“論文體”與好劇之間的差異，卻是暫時被藏起來了的一個問題：“正確”議題的野心很大，筆力有限，“社會新聞女主角的戲劇加工”實則是非常生硬地在幾個符號裡縫合故事。
畢竟，好的影視作品是拷問，而不是給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