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子珍的晚年，幾乎受盡了疾病的折磨。
因為在革命歲月裡所經受的苦難，她的身邊狀況並不理想，到了她七十多歲的時候，賀子珍無時無刻不被疾病折磨，只能無奈的久坐輪椅生活。
作為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輩，她的一生是曾經那段艱難歲月的真實反應，她的一生幾乎是時代的故事，更是締造了一個有故事的時代。
1909年，9月28日。
賀子珍出生在江西永新一個沒落的鄉紳家庭中。
那是一個極度悲情的年代，王朝板蕩，列強欺凌，百姓流離。生活在那個時代的國民，或多或少都曾感嘆過歲月的悲涼。
賀子珍作為家中的長女，父親賀煥文對她寵愛有加，取名“桂圓”。
在父親賀煥文的眼中，小桂圓自幼聰明，在她七歲的時候就將自家閨女送入學堂讀書識字，聰明的賀子珍在學業上成績優秀，順利畢業之後又被父親送入了永安女子學校讀書。
上個世紀雖是一個變革離亂的時代，雖是一個西方自由民主思潮傳入中國的時代，但是女子讀書這種事情在大多數人的家庭中還是不被認可。
大多數的女子，一生能夠讀幾本書，識得幾本書已經足夠。
這已經是學習生涯的天花板，賀子珍的父親卻顯得異常的開明，他開明地支援著賀子珍一路上學，並且順利在永安女子學校畢業。
那一年的賀子珍，也僅僅只是一個17歲的孩子。
這一年，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了五年的時間，作為剛剛從學校畢業的賀子珍，卻見證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軍事革命。
---南昌起義。
她所在的永安也發生了一場暴動，賀子珍不僅參加了永安暴動，還是其中的一名組織者。
因為當時的中國共產黨革命力量尚且薄弱，賀子珍參加過這次行動之後便跟隨自己的各個選擇來到了井岡山，冒著生命危險做了一名宣傳幹事，成為了井岡山的一名得力干將。
那段時間，她開始閱讀毛澤東的作品。
對於這位素未蒙面且日後成為中國新一代領袖的毛澤東，賀子珍的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敬佩和崇拜。
圖 | 毛澤東青年舊照
她佩服毛澤東的才情，更佩服這樣願意冒著生命危險，拋頭顱、灑熱血的年輕人。
1927年，10月。
賀子珍終於見到了毛澤東，那是她和毛澤東的第一次初遇，她還不知道那會是他的一生所愛。
賀子珍和毛澤東初見後，對彼此印象都很好。毛澤東覺得賀子珍是個秀美清麗、落落大方的好姑娘，又很有革命熱情。而賀子珍早就拜讀過毛澤東的著作，對他領導的湖南農民運動非常欽佩。
毛澤東進駐井岡山後，住在茅坪，而賀子珍也住在茅坪。機緣巧合下，兩個人的見面機會很多。空閒的時候，兩個人會坐下來聊天。在彼此的聊天中，兩個人都對彼此有了更深的瞭解。再後來，賀子珍被選為前委秘書，幫助毛澤東處理日常事務，兩個人在工作、生活中的接觸日益增多。
隨著接觸的增多，賀子珍越來越瞭解毛澤東。越瞭解，賀子珍便越欣賞毛澤東的才學和抱負，也漸漸被他所吸引。而毛澤東也發現賀子珍不僅相貌出眾，而且剛柔並濟，工作能力和談吐修養都極為吸引人。
不久後，賀子珍和毛澤東之間的感情便從革命同志轉變成了男女之間的愛情。
剛開始，兩人心中還有所顧慮。不過後來，在袁文才和王佐的極力促成下，兩人最終得以結合。
1928年，5月。
毛澤東和賀子珍在象山庵舉行了一場簡單的婚禮。
那個年代的婚禮，算不上的隆重，以我們今天的眼光審視曾經的那場婚禮，只能算得上一頓飯菜，而定終生。
沒有什麼所謂的儀式感，更沒有什麼所謂的山盟海誓。
今天的我們，之所以更加地注重在婚姻中的儀式感，不是因為她代表一段真實的感情，而是在一個物質生活相對富裕的時代，這樣的儀式感更能證明一段婚姻的價值。
即便，這段價值有待衡量。
賀子珍和毛澤東結婚的那一天，不過是一群志同道合為建設新中國貢獻終身的同志聚到一起，圍著幾道好菜、兩壺老冬酒和花生糖果之類的點心，一起談笑風生，意氣風發，也別有一種浪漫情懷。
井岡山上的艱苦歲月，給毛澤東和賀子珍兩人都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但因為有了毛澤東，卻讓她時常覺得浪漫。
賀子珍晚年的時候回憶起這段日子還曾經非常動容地說，那時的他們物質生活雖然貧困，但是他們的精神生活卻非常富有。
兩人一個講，另一個聽，不知不覺就會傾談一晚，琴瑟和鳴，非常恩愛。
南昌起義後，因為國軍對於紅色革命根據地的重兵圍剿，中央紅軍開始進行戰略性大轉移，賀子珍也跟隨毛澤東選擇離開了井岡山。
從井岡山到遵義，從遵義到陝北。
超越了兩萬五千裡的漫長征途，他們之間經過了磨難、苦楚，更經歷過生死。
1936年，紅軍終於順利抵達陝北，在陝北有了棲身之所。
然而，賀子珍卻因為長征，原本就單薄的身體更加的薄弱，便決定前往蘇聯治病，同時取出她體內的彈片。
自此，賀子珍開始了在蘇聯的生活。賀子珍原本以為在蘇聯的生活會是重生，可誰知這卻是她一生的夢魘。
在蘇聯的賀子珍，身體狀況仍舊沒能完全恢復，戰爭帶給她的創傷沉重，短暫的時間，她還不可能在蘇聯養好。
1941年，毛澤東託朱德的女兒朱敏將他們四歲的女兒李敏送到了蘇聯，一方面為了讓賀子珍不至於太過孤獨，二則是為了李敏的安全。
可是嬌嬌的到來並沒有讓賀子珍的日子變得好過起來。多年以後，賀子珍提起這段異國她鄉的日子，唯有“煎熬”兩字以蔽之。嬌嬌來到以後，由於蘇德戰爭的爆發，蘇聯的物資突然變得極度匱乏，嬌嬌險些因此喪命。而賀子珍更是因為與嬌嬌所在的國際兒童院發生衝突後，被人莫名以精神病人的身份強行送入精神病院。
而在這個精神病院，賀子珍一待就是六年。
艱辛歲月，蹉跎前行。
她們是負重前行的一代人，也是飽經風霜的一代人。
異國他鄉，賀子珍找不到人幫忙，更沒有證據證明自己不是精神病，這樣的日子有多煎熬，可想而知。
精神病院的日子單調空洞而無味，人生彷彿在此定格。可是時間匆匆，卻從不等人。
1947年，王稼祥來到了莫斯科，他在來到莫斯科以後，便開始打聽賀子珍的下落。賀子珍的生活終於因為王稼祥的到來迎來了曙光。
賀子珍在見到王稼祥以後，就如同見到了多年未見的親人一樣。在王稼祥問她以後有何打算以後，賀子珍便斬釘截鐵地提出她想要回國。終於，在王稼祥的幫助下，賀子珍同李敏、岸青回到了闊別多年的中國。賀子珍也至此結束了多年的蘇聯生活。
賀子珍回到中國以後，一直在上海生活。她回國後，便一直都很想和毛澤東見一面。
可是，彼時的新中國剛剛成立，毛澤東整天忙於國家事務，並沒有太多富裕的時間，兩人也因此沒有機會見面。
雖然沒有和毛澤東見面，但是她一直被照顧得很好。
上海市委為賀子珍安排了秦安路的一處住處，後來又為她安排了湖南路262的住處，賀子珍在這裡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
賀子珍剛剛回到上海的時候，毛澤東便和陳毅說賀子珍在上海的生活費由他負責。當時作為上海市長的陳毅，全權託管此事，並且給毛澤東回電。
“一個賀子珍，我們上海還養得起。”
後來，賀子珍的所有費用都一應由上海來負擔。最開始，賀子珍在虹口區工作，有工資。可是後來賀子珍生病，便沒有工作了。她的生活便開始由上海招待處負責，每個月按照行政12級的待遇，給她200元的生活費。而且，賀子珍平時的生活用品和四季衣服，都由上海招待所幫忙負責。
1954年，賀子珍身體不適，住進了華東醫院。
經過醫生的認真檢查，賀子珍被檢查出患有精神分裂症，同時馬上住所開始接受治療。上海市委得知此訊息後，非常重視賀子珍的健康狀況，他們組織醫療組專門負責賀子珍的病情。而且為了照顧賀子珍，還專門配備了幾個專門護士。
不僅如此，賀子珍的病情還得到了毛澤東的極大關心。
毛澤東專門派了當時的衛生部長傅連璋去到上海為賀子珍診治病情，還給賀子珍寫信叮囑她好好治病。毛澤東還時不時會派人給賀子珍送食物和生活用品。
除了毛澤東的關心，賀子珍的女兒李敏也會經常去上海探望她，春節的時候，會陪她一起過年。不在一起的時候，李敏也常常給賀子珍寫信，叮囑她好好治病。而且很多信裡也可以看到毛澤東對她的關心。李敏在某一次信中這樣寫到毛澤東為了賀子珍的病，千辛萬苦幫賀子珍找藥，並叮囑賀子珍一定要好好治病，不要放棄自己。
紙短情長，感受到親人的濃濃愛意，賀子珍的病情也漸漸穩定。
1959年，賀子珍和毛澤東終於在廬山成功見面。
十年夫妻在闊別多年後再度重逢，賀子珍情緒十分激動，卻也知道她再也無法回到毛澤東的身邊了。而這也成為她和毛澤東的最後一次見面。從此，她和毛澤東真正“訣別”了。也許是因為廬山是她和毛澤東最後見面的地方，在往後餘生的歲月裡，賀子珍還專門去過廬山好幾次。每次去到廬山，她就坐在當初和毛澤東見面的地方，靜靜發呆，回憶他們曾經的美好時光。
1976年9月9日，偉大領袖毛澤東在京逝世，舉國悲痛。
賀子珍卻不敢相信毛澤東的去世，總是自言自語怎麼會就這麼走了之類的話。後來，賀子珍的情緒慢慢變得穩定，也漸漸接受了毛澤東逝世的事實。接受事實的她常常坐在藤椅上，看著電視機裡滾動播放的毛主席逝世的新聞，想著他們曾經的崢嶸歲月，在巨大的悲傷裡，一看就是一天。
1979年6月，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召開，在這次大會上，賀子珍被增補為政協委員。這一訊息讓賀子珍極為振奮，這是對她革命貢獻的認可，是她崢嶸歲月的見證。
這個訊息也讓賀子珍對北京有了嚮往。她還從來沒有去過北京，她很想去看看北京，也想看看毛澤東。
上海市委同意了賀子珍的請求，並向中央組織部提出申請。而且中央組織部很快給予回覆，並且為賀子珍來北京做好了安排。
1979年，賀子珍終於來到了北京。這是她第一次去北京，到北京以後，賀子珍被中央組織部安排主導了301陸軍總醫院高幹病房。安頓好以後，賀子珍便迫不及待提出要去見毛主席，盼望殷切，令眾人動容。
1979年9月9日，賀子珍在女兒李敏和女婿的陪伴下，坐著輪椅來到毛主席紀念堂，並在這裡和毛主席的坐像一起合照。在毛主席的遺體旁邊，賀子珍再也剋制不住情緒，望著水晶棺裡的愛人，賀子珍眼淚滂沱。在別人的眼中，毛澤東是一代偉人，是偉大領袖。但在賀子珍眼中，這是她從19歲便愛上，深愛了一生的愛人。如今，卻天人永隔。
往事只能回味，賀子珍在毛主席紀念堂久久不願離去，最終卻也只能離開。在這之後，賀子珍不願離開北京，於是她在組織的安排下，在北京301陸軍總醫院高幹病房住了一年，可以在距離上離毛澤東近一點。
不過一年後，賀子珍便開始想念上海，想要回去。中央領導對此表示：上海和北京，你可以任來任去，常來常往。
對於這位為革命做出過突出貢獻的革命戰士，中央給予了優渥待遇。回到上海以後，賀子珍過著平靜的晚年生活。只是身體的苦痛再次找上了賀子珍，賀子珍突患中風，雖然很快被送進華東醫院，但是卻已經左半身癱瘓，這之後再也沒有離開華東醫院。
1984年3月，賀子珍一直穩定的病情突然惡化，賀子珍的哥哥賀敏學、女兒李敏和女婿孔令華都趕來上海看望賀子珍，並且整日輪流陪伴在她的身邊。
不過最後，雖然不惜一切人力物力財力，全體醫護人員都想盡辦法搶救，但是賀子珍還是被病魔奪去了生命。
1984年，4月19日。
在下午五點的時候，賀子珍溘然長逝，終年75歲。至此，賀子珍結束了她波瀾壯闊的一生。
在賀子珍死後，賀子珍病房的遺物暫時由華東醫院保管，後來又交給市委保管。輾轉後，這些賀子珍的遺物都交給了賀子珍的女兒李敏手中。
賀子珍的遺物沒有什麼歸屬權的疑問。但是關於賀子珍的骨灰安置卻令眾人猶豫不絕。
上海市委本來想著把賀子珍的骨灰安置在龍華烈士陵園。可是賀子珍的情況比較複雜。因為賀子珍是屬於中央下屬的幹部，上海只是代為照管，並沒有最終的決定權。而且賀子珍唯一的女兒李敏住在北京，似乎將賀子珍的骨灰安葬在北京是更為合適的辦法。
上海市委沒有辦法決定，於是便將這件事報告給了中央，請求批示。不過中央領導也不敢輕易做出決定，最後申請被送到鄧小平桌邊，鄧小平拍板定下了賀子珍的骨灰安置規格，同時用飛機將賀子珍的骨灰接到了北京。
鄧小平批示：
“我們中央的領導人都要送花圈，賀子珍的骨灰放一室。”
至此，賀子珍的骨灰安置事宜塵埃落定。
同月26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早間新聞聯播播送了賀子珍逝世的訊息。隨後，其它各家媒體也開始刊載這個訊息。
那一年，賀子珍的遺體告別儀式在上海龍華革命館舉行，儀式簡樸而隆重。根據鄧小平的指示，中央領導人都敬送了花圈。後來，賀子珍的遺體被火化，中央派專機將賀子珍的骨灰送到北京，並安置到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一廳。
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一廳裡所存放的都是中央領導人的骨灰，而賀子珍的骨灰安放在這裡，是黨和中央對賀子珍這位革命女戰士的敬重，也是對賀子珍對革命貢獻的認可。
我們如何理解那個時代的革命先輩，她們飽受艱辛的一生，今天的你我可能早已經無從感知。
對於曾經的那段艱難歲月，我們大多數人也只能是覺得艱辛，可能並不知道，在那個艱辛的歲月裡，生離死別的生活常態。
無數的革命先輩倒下，又有無數的革命先輩挺起頭顱，默默承受著時代的悲歌。
這是中國先輩精神，更是我們應該一直秉持的人格精神，時代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