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園拾零
作者 | 高峰崗
1979年秋至1983年夏，我在北京大學讀書。未名湖畔待了整整四年。那是東風浩蕩、激情澎湃的年代；那是細雨潤物、萬木競壯的地方。時間過去四十年了，燕園經歷的一些事，依舊時常想起，難以忘懷。
周培源校長交待的兩件“寶”
入校初，校長是周培源先生。記得第一次見先生是在七九級新生迎新會上。當時學校沒有像樣的禮堂，會議是在學生就餐的“學一”食堂開的。兩千四百餘新生自帶板凳坐在臺下，校領導一干人坐在臺上。會議在主持人的主持下按程式進行，校級領導、往屆學生代表、新生代表，依次照本宣科鄭重其事地“讀稿”發言。最後，主持人請周培源校長講話。在同學們的掌聲漸漸平息後，周先生緩緩說道：我這不算講話。就當是跟同學們談談心，交流交流。首先祝賀同學們來到北京大學讀書學習。眼下我們的國家剛從動盪中走出來，百廢待興。一個大學生大概要有20多個農民的辛勤勞作來供養。同學們的學習機會很寶貴，可得要十分珍惜。北大有兩件“寶貝”，大家要記住，千萬別錯過了。一是老師的手指頭。你們學生多，教你們的老師少，他們顧不過來，不可能要求老師熟悉你們每一位同學，細心關心到每一位同學。這就要靠你們自己主動地找機會，接近你的老師，認識你的老師，請教你的老師。老師有“點石成金”的指頭。你這塊石頭能不能成金成玉，是要靠老師來“點化”的。我們北大的好老師有這個“魔法”，有這個功能。二是學校的圖書館。我們北大圖書館有2000多座位，有3000多萬冊圖書，是當下我們國家藏書量第二多的圖書館。到圖書館就知道，你原來讀的書太少了，你的知識太貧乏了。你來圖書館才能感受到什麼是“滄海一粟”。過了這個村就沒了這個店。同學們一定要珍惜這個機會，多到圖書館。
校長的耳提面命，諄諄教導，留給了我們深深的印記。那時，我們學生的讀書學習真稱得上是如飢似渴。當時學校給我們每個同學六張圖書館的借書卡。其中，期刊類一張，文學類一張，經典類一張，專業書籍類兩張，機動一張。每本書刊可憑圖書卡借閱一週，續借一週，再續一週。當時同學們都把“借書卡”視作寶貝，輕易不會借給別人。我的書包裡，就常常會同時裝有4本從圖書館借來的各類各樣的圖書。
在學校偶爾會遇到先生攜夫人在校園裡散步。我們駐足向校長示禮，先生總是一臉慈祥地伸手向我們示意：繼續走你們的。
說來真是幸運。當年我們在校園，還時常會碰到陳岱遜、鄧廣銘、季羨林、王力、朱光潛、侯仁之……這些“神仙”般傳奇的大師。聽過這些大師的課。
韓天石書記潑下的一瓢水
我們入校大約半年時，學校換了位新的黨委書記，名字是：韓天石。
不明什麼緣故，學生們對之前的校黨委書記不是很認可。記得當時還有師生公開貼過那位書記的大字報，大意是希望他能自己主動辭職離開學校。那時“文革”剛剛結束不久，有事沒事貼張大字報，特別是給領導貼張大字報，在北大不是稀奇的事。領導、黨委書記的名號，在北大也不是多麼神聖和響亮。
正是這個時候，韓天石來到北大走馬上任。不久，這位新來的書記就和我們見面啦。記得好像是1980年春季的一天，學校在五四體育場召開七九級學生大會（當時學生多，學生大會多以年級形式召開），對上學期的學習情況進行總結。副校長王路賓宣佈了對中文系陳建功（1978年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獲獎者）等同學表彰的決定。會議快結束時，韓天石書記插話講了幾句。
韓書記的講話不長，大意是：同學們，非常恭喜你們考進北大。“文革”十年的社會青年，一塊兒參加考試，經過嚴酷的拼搏，你們取得了好的成績，考進北大，應當祝賀。接著，他話鋒一轉：但我不得不提醒大家，高考考進北大，這只是你們人生經歷中的偶然一段。也可以說是人生漫長經歷中，偶然一段的僥倖成功，萬萬不可飄飄然。前幾天，我看到有同學在自辦的一個刊物上說什麼“我們北大8000精英”，怎麼怎麼樣。這話說大了，也說早了。“精英”是一個社會評價，不是自封的。你們現在的身份主要是在校學生，主要任務是讀書學習。能不能成為精英，憑的是將來在社會上的作為，由社會、由民眾來評判。
“順口再說件事兒”。書記欠欠身子，又說到：昨天我路過北大三角地，在海報欄看到有兩份學生剛貼出的“尋物啟示”。一份是說丟了一串鑰匙，希望拾到的同學送回；一個是說丟了一個書包，希望知情者告知。你丟了把鑰匙，丟了個書包要尋找，這是兩件具體小事兒。張貼牆壁上的告知文字應該用“啟事”，而不是“啟示”。“啟示”是什麼？是啟發提示，使人有所領悟。三角地帶牆壁上貼出的這兩個東西只能是“啟事”而不能叫“啟示”。這是一個初中生都不該犯的錯誤。北大學生出現這樣的錯誤，還一塊牆上同時連著兩處，說不過去呀。
韓天石書記當頭潑的這瓢涼水，把我們澆了個激靈。相互打探，知道他還真有不凡的經歷。他是中央為了加強對北大各項工作，特別是撥亂反正工作的領導，從中共雲南省委書記任上調來的。韓天石當年是東北的流亡青年，入關考入北大。“一二·九運動”期間，他激情澎湃奔走呼號，從容鎮定指揮有方，贏得了同學們的擁護，被推薦擔任了北平大學學生會的主席，成為這場運動的主要參與者和領導人之一。不久，他加入中國共產黨，併成為中共北平市委的重要成員。“一二·九運動”後，韓天石被當局開除了北大的學籍。根據黨的指示，他來到了四川，考入了四川大學。1939年底，韓天石到了延安，不久擔任了中共葭縣的縣委書記。1949年4月，他參加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會上被選為團中央常委。1956年從中共鞍山市委書記任上調往雲南，擔任了省委副書記。
北京大學是“文革”動亂的重災區。我們入校時，學校還正處撥亂反正，百廢待興，時有小動盪。校園內還不時會有部分師生集會、遊行、貼大字報。韓天石書記到任後，發揚北大傳統和北大精神，依靠廣大教師和學生開展工作。那時還是計劃體制時期，近萬名學生按所在院系被分在“學一”至“學五”食堂就餐，不能流動。學生多，食堂少，矛盾大。我們“學一”食堂就有十幾個系的3000多名同學在那裡就餐。吃飯時，同學們連坐的地方都沒有。飯菜質量也挺差，菜也經常洗不乾淨。同學們很有意見，並透過各種渠道向上反映。這些反映有的到了韓天石那兒。他親自到食堂跟同學們一起排隊打飯，站著就餐。一邊跟同學們交談徵求意見，一邊嚴厲指示學校後勤部門重視搞好伙食衛生，在食堂周邊儘量挖潛，擠出空間安上一些簡易飯桌。同時吸收和安排一些同學，以勤工儉學的方式到食堂幫忙，感受工人師傅的辛苦。特別是，他極力提倡並推動打破各食堂間的人為壁壘，允許學生“就近、方便、自願”地自由選擇食堂就餐。學生食堂間以飯菜質量和價格展開競爭，與職工的收入掛鉤。如此一來，學校食堂的環境和質量好了許多，同學們的怨氣平了不少。
年輕的學生喜歡運動。但當時學校的操場、體育館又小又少。每到下午課後時間，運動場館都十分擁擠。韓天石書記親自調研，召集學生、老師和後勤部門討論商議。很快，校方因陋就簡，在學生宿舍樓的周邊開出了許多的小場地，佈置了沙坑，安上了單雙槓。
對一些師生喜歡貼大字報這件事，當時公安部門的人員提出要進校處理。韓天石書記親自出面予以拒絕。他相信和依靠廣大師生，利用學生會、共青團，依靠學生中的黨團員開展工作。還親自出面，找那些師生做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與他們建立起一種理解、坦誠、信任的關係。慢慢地，貼大字報這類事情在校園中就越來越少了。
聽李澤厚先生講座的小插曲
李澤厚先生是學貫中西的大家。他的研究領域涉及中國近現代史、美學等多個領域，著作豐碩，造詣很深。當時在年輕學子中享有很高的地位。記得我們開設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課，列在前面的必讀著作，就是李澤厚先生撰寫的《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論》。那時，“美學”剛剛引入校園，李先生的“美學著作”成了學生們推崇青睞的流行書。一天，從三角地的海報上得知，李澤厚先生晚上要在學校的學二樓大教室講授美學。這個機會可不能錯過。早早吃過晚飯，約上一位同學趕來教室佔了座兒。來聽講座的同學可真多，非但座無虛席，就連講臺下和教室兩邊的走廊裡也都坐滿了人。講座開始啦。李先生的口才極好，旁徵博引，口吐蓮花，滔滔不絕。“美學”學術理論，有諸多拗口難解的內容，他卻能夠輕鬆順暢地講述出來，引人入勝。我正緊張地耳聽筆記，突然鋼筆沒水啦。急忙從書包中摸出了備用。誰想屋漏偏遇連陰雨，備用筆沒用兩下也沒墨水了。情急之下，見鄰座旁邊有一位學校地質系學生常用的“地質大書包”。因一塊來的同學，通常總是揹著個同樣式的“大書包”。我便想當然認為那是他的書包。見他正在奮筆疾書，不忍打攪，便自己到他包裡翻找鋼筆。突然一聲低沉的質問：“你翻我包乾嘛？”隨之，我翻包的手也被人緊緊攥住。抬頭一看，一張怒視的臉正對著我。我忙低聲解釋：“鋼筆沒墨水啦，從我同學包裡找一個用。”“那你動我的包乾嘛？”“我以為是我同學的包呢，他的包跟你的一樣。”這時，一塊來的同學也知道這邊出了什麼事，連忙把他的書包放在了憤怒的同學面前解釋。一場風波方才平息。當時的感覺真是尷尬，顏面盡失，百口莫辯。更可惜的是李澤厚先生的課，經此一擾我注意力難再集中，後邊內容便記之寥寥。現在想來仍覺遺憾。
這是一個聽講座的小插曲。回憶起來，那時的北京大學校園裡名家講座特別多。那幾年，我聽過曹禺先生親自講解《雷雨》；聽過錢其琛先生（時任外交部副部長）講授中蘇關係；聽過宋史大家鄧廣銘先生講授岳飛的滿江紅；聽過何理良先生（時任外交部禮賓司司長）講授國際關係與外交禮儀；聽過鄧力群先生專題輔導“葉劍英1979年國慶紀念會講話”；聽過白樺先生親自講授《今夜星光燦爛》；聽過紅學大家李希凡先生專題講授《金瓶梅》；聽過厲以寧先生講授的“凱恩斯與凱恩斯理論”。更有意思的是，還曾專門搶座聽了李政道先生兩個小時的專業課，儘管對這個領域的知識一竅不通。現在想起當年聽過的這些課，還是滿滿的獲得感、幸福感。
“團結起來 振興中華 ”的響起與傳唱
40多年過去了，依然清晰地記得那個夜晚。“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口號，首先在北大31號學生宿舍樓前響起，並迅速傳遍燕園，傳遍中關村，傳遍北京城，傳遍全中國。
1981年3月20日，本是個普通的日子。由於“團結起來，振興中華”口號的響起與傳播，使其有了特別的紀念意義，被永載史冊。這天，根據世界盃男排的賽程安排，中國隊與韓國（當時叫南朝鮮）隊的亞洲區預賽，在香港的伊麗莎白體育館舉行。這場比賽的獲勝方，將代表亞洲參加在日本舉行的男排世界盃。那時我們國家剛剛對外開放不久，對外交流還不是很多。國人，尤其是北大的學生們，對這場比賽充滿了期待。當時學校給每個學生宿舍樓配有12英寸電視，每個樓層一臺，有專人負責定時播放。早在這天的下午，宿舍樓的電視機前，同學們就已經用小方凳佔好了位置，等著觀看這場激動人心的比賽直播。晚飯後，我和同學們一起早早地就坐在了電視機前。這場比賽真是一波三折。開始，中國男排出師不利，連輸兩局。但隊員們在隊長汪嘉偉帶領下，不氣不餒，頑強拼搏，奮起直追，連扳兩局。最為關鍵的第三局，兩隊比分一直膠著攀升。在最扣人心絃的時刻，韓國隊又贏得了賽點，領先一分。同學們都屏住呼吸，眼睛盯在了螢幕上。恰在這時，學校幾棟宿舍樓故障停電，樓道一片漆黑。同學們焦躁不安，急切地詢問停電原因，焦急地打探比賽結果。突然間，樓道里就傳開了：中國隊贏了。這時宿舍樓的供電也剛好恢復，電視裡在轉播中國男排隊員向觀眾熱情致意，祝賀勝利。頓時，宿舍樓沸騰了。同學們敲盆敲碗敲板凳，奔跑著，喊叫著，並陸陸續續下了宿舍樓，走到空地上。當時，我住在校園最南端的37號樓，也隨大家走下了樓。這時就看到從各個宿舍樓走出的同學，敲打著呼喊著，向學生宿舍樓相對在中間的31號樓走去。31號樓前已是一片沸騰的海洋。大家喊著、唱著、叫著、跳著。一開始大家喊的口號各色各樣，有“中國隊萬歲”，有“中國萬歲”，也有的喊“科學民主萬歲”。後來又有人唱起了“團結就是力量”。這時，有一夥同學將剛在不久前的北大同學競選海淀區人大代表時，“以東方女性美”為題參與競選的中文系張曼菱（曾參加過1976年的四五運動，被審查，後考入北大）同學拋在空中。同學們邊拋邊喊，“張曼菱領大家喊口號唱歌吧”。隨後，就從這一圈同學中喊出了“團結起來，振興中華”。一時間，這個口號此起彼伏，響徹燕園。接著，同學們又自發地排成了隊伍，走出校園，沿海淀路走到中關村、走到人民大學。沿途，“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口號聲不斷，響成了一片。
這件事也引起了輿論和社會的關注。新華社的記者專門來學校採訪，3月22日出版的《人民日報》，登載了新華社記者的新聞特寫，大標題就是《團結起來 振興中華》。“團結起來 振興中華”這個飽含力量的口號，隨即在改革開放初期的華夏大地上迅速傳播開來。
201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迎來70週年華誕。在群眾遊行的佇列裡，由北京大學師生組成的“凝心鑄魂”方陣，以青春昂揚的精神面貌走入長安街。當走到天安門前時，北大方陣齊聲高喊“團結起來，振興中華”。這一振奮人心的口號，又一次在雄偉的天安門廣場上空久久迴響。
坐在電視機前觀看實況的我，心裡一熱，淚水不覺浸溼了眼角。
高峰崗，山東省政協常委，省政協委員聯絡委員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