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每個人都會在人生節點遇到選擇的時候，那選擇的到底是對還是錯呢？對了還好，那錯了怎麼辦？選擇重要嗎？看看陶勇醫生講的，我是受益匪淺，相信也會對你有幫助的，無論是看病還是人生問題。
學者劉擎指出，現代人擁有自由選擇信仰和理想的權利，但這種自由可能成為沉重的負擔。
從看病這件事便可見一二。在我爸和我小時候的年代，醫生是比較好當的。因為缺醫少藥，病人也沒有選擇的機會。人的平均壽命短，病也不多，藥物基本就是抗生素，惡性腫瘤之類的也治不了，所以要麼就是青黴素能治的病，要麼就是青黴素治不了的病。病人只有“沒有選擇的無奈”，沒有“選擇”的糾結。現在就不一樣了，醫藥科技如此發達，化學藥物就有好幾千種。分子靶向的生物藥層出不窮，養生保健營養品琳琅滿目，微創器械不斷更新迭代，治療方案之間的排列組合多如牛毛。
以前是病少要少，現在是病多要多，用白巖松老師的話來說，進入了患者賦權時代。醫生只是提供建議，由患者自己選擇，然後簽字確認。常見的現象便是患者和家屬要跑好幾家醫院，聽不同專家的說法，然後會發現專家們的說法不盡相同。於是便在網上搜索，打若干電話問清楚，最終選擇一個“騎牆”的方案。整個過程充滿疑問，糾結和痛苦。
有的患者實在沒轍，就會問醫生：“如果你是我，你會怎麼選擇？”醫生便會回答：“如果我是你，我就自己做選擇。”皮球又被踢回去。沒辦法，花錢和承擔後果的是病人。主題是誰做主，誰負責。其實醫生也感到鬧心，有時比較簡單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變得複雜了。
看病以外，也充滿選擇的苦惱，高知分子一樣難逃“想不明白”和“不會選擇”之網。
我身邊有一個一流院校的狀元級學霸，是個男生，他畢業後去了一家比較清閒的企業，被單位同事帶著，染上了炒股的毛病。先是加了聊天群，每天就在聊天群裡看，不知張三還是李四放出來的訊息股。然後幾個人線下分析討論這些股票，成天討論的不是基本面，就是k線圖，熱衷於從訊息股中選股。他說不討論還好，天天討論都暈了，而且就算是幾個人達成共識。一根陽線就改變信仰。“那怎麼辦呢？”我問他。“我們學不能白上啊，學了程式設計我們就自己開發高頻操作軟體。用軟體炒股，計算機自動分析，買進賣出，不用我們管。”這高科技炒股還真是令人心動，人腦哪算得過電腦？用不了多久，世上的錢還不都得被他們賺光了？“賺了很多吧？”我問他。“哪兒啊？都賠光了。”
幸虧我這些年按著他，要不然他都要抵押房子去補倉，不過每次我倆討論“究竟是選擇重要還是努力重要”時，他都還是堅定的認為選擇更重要。
我想試圖說服他：“我不是說選擇不重要，選擇也重要。努力也重要，但是我們不可能在當下的時間節點。看得清楚未來，所以選擇是沒有把握的。”
他也試圖想說服我：“選擇錯誤的方向，越努力越完蛋，我原來有個同事，在BP 機剛出來那會兒，選擇做BP 機，囤了很多貨，借了不少錢，還貸了款，結果BP 機不行了，手機很快出來了。他就完蛋了啊，借的錢現在還沒還清。”
我不放棄：“創業成功的企業家基本都不是一次創業成功的，有的創業好幾次。積累經驗，最後一次成功啊，第一次選擇錯了也不是就沒有機會了。”
他從機率論的角度來反駁我：“創業成功的企業家能有幾個？大部分還是失敗。能活過三年的企業只有3%，最後能盈利，活得不錯的企業也就1%。”
我也不服：“那是因為他們後來放棄了，認命了，沒有堅持到底的失敗。也沒有半途而廢的成功。”
當然我們是誰也說服不了誰的，所以到現在基本上他還是在選擇的道路上觀望，希望找到捷徑。而我也在以他鄙夷的蝸牛一般的速度，在醫學雪山上攀行。
雖然我學術進步很快，但我沒有實現他認為的成功標準——財務自由，當然他也沒有。
不過我們都沒有想到的事，這幾年趕上了國家大力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我關於眼科檢驗的技術專利不斷的轉化應用。未來實現財務自由的希望似乎比他大一些，至少到目前來看是這樣。
總想在選擇的時候選最對的，過程既痛苦，結局還令人失望。哪裡會有完美的結局，總會有這樣或那樣不盡如人意之處，所以結果百分之百是後悔。資訊爆炸的時代，正的反的，左的右的，各種建議，各種聲音圍繞在我們身邊。想從中挑選一個最對的，也許這個念頭本身就是錯的。
高瓴資本的掌舵人張磊說：追求大問題的模糊正確遠比追求小問題的完美精確要重要的多。
回到看病這個話題上來。
對於常見病和多發病，因為有專家共識和指南，醫生都是照著標準來的，多看幾個同級別的醫生，其實結果都差不多，病人只是塗了個自己心裡踏實。但對於疑難病，少見病和重症，多看幾個醫生，危害是極大的，因為對於這些疾病的治療並沒有形成統一意見。常常是醫生要觀察一段時間病情的變化，邊治邊看邊修正治療方法，有些摸著石頭過河的意思。如果反覆穿梭在看不同專家的路上，沒有將耐心和時間給到任何一位醫生，結果就是自己孤身一人奮戰在對抗疾病的前線。
我常和病人說的一段話就是：也許張三醫生的意見最後結果是80分；李四醫生的意見最後結果是78分；王五醫生的意見最後結果是82分，其實差不多。但如果總是希望從他們的意見中挑出一個最正確的，結果往往是自己混亂了，要麼在不斷看大夫的過程中遇到騙子；要麼最後把自己變成裁判，把這些醫生的意見綜合起來，組合出一套適合自己的方案；即使是從一而終，選擇了其中某一位醫生的意見。但最後也嘗試不滿意——因為從一開始，心中就帶著疑問和不信任，總能在結局中挑出毛病。以此來證實自己最初的選擇不是“最對”的。
下面的這段對話，可能很多人會覺得熟悉。
“醫生，你說我這個情況最好的結果是什麼？最壞的結果是什麼？要花多少錢？做幾次手術？”
“你這個病是慢性病，過程很長，就像是小孩兒上一年級，家長問老師，小孩兒高考最好上哪個大學，最差怎麼樣，根本沒有辦法回答。因為上學過程中的努力程度學的怎麼樣，不是完全由老師決定的，老師能做到的，只有和學生一起努力，去爭取最好的結果。”
“大概呢？我就想知道大概。”
這種對話場景對三甲醫院的專家來說，每天都在進行。因為醫生們會理解坐在面前的這個患者，太想知道準確的答案，只有這樣才能在不同的醫生的答案中去做簡單的對比。“張三專家說視力最好可以到0.5，李四專家說視力最好可以到0.4，我就選張三。王五專家說要做2~3次手術，趙六專家說要做3~4次手術，我就選王五。錢七專家說要花2萬，賈八專家說要花15000，我就選賈八”。對於這個患者，看病是一道選擇題，選完答案對了就對了，錯了就是錯了，但看慢性病和疑難病恰恰是一張試卷，很多道題需要的不是挑醫生，而是每次在和醫生做選擇的時候，讓他可以放心的和你一起選擇成功機率最高的那個選項。只有這樣，整張試卷的分數才能更高。
看病的時候，很多患者堅定的相信，選擇比努力更重要。但作為醫生的我，還是堅持自己的觀點：選擇重要，努力也重要。如果是慢性病和疑難病，努力更重要，那是不是就意味著要完全放棄選擇呢？也不是。如果坐在面前的主治醫師沒有把握的話，聽他的建議。選擇去上級醫院，最好是請他幫你做選擇。英國作家詹.豪厄爾說：選擇朋友應當向選擇閱讀的書籍一樣，一要謹慎，二要控制數量。在疑難病面前，我們選擇的醫生朋友是不是也應該控制數量呢？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前董事長兼執行長傑克.韋爾奇更斷定的認為：我們能做的就是把賭注壓在我們所選擇的人身上。
“懷疑”這隻雞不可能下出“信任”的蛋。
面對選擇時放棄選最對的想法，如果經驗和直覺夠用，就把肯定錯的那個去掉。
剩下的怎麼辦呢？也有胡亂選的，例如我們科的“考霸”朱老師，逢考必過，無論考大學還是考研，選單位甚至“選擇老公的考試”她也以事實證明，她在關鍵選擇上總能成功。我們向她請教經驗，她口吐真言：“三長一短選最短，三短一長選最長。看哪個順眼就選哪個，就憑第一感覺。”朱老師，老公偷偷和我們說：“她就是選哪個就信哪個，可不總選對嗎？”
選擇失敗也是可以翻盤勝利的。例如從常青藤大學歸國的王教授，她是生物學界冉冉升起的新星。在生物大分子基因修飾後的結構和功能改變上，做了不少開創性和引領性的工作。有一次吃飯時，她和我說起，她上大一下學期的時候就抑鬱了，我驚訝萬分：“你這樣的狀元級學霸，怎麼會抑鬱呢？”她說她根本不喜歡生物學專業，上學的時候整天就是去摘葉子，抓蝴蝶，一點都提不起興趣。我問她專業是怎麼選的？她說：“就是我爸洗車的時候，聽見廣播裡有人說了一句。21世紀是生物的世紀，所以就給我填了生物專業。”我又問她：“現在還抑鬱嗎？”王教授使勁搖頭：“不了，現在可開心了，我後來發現我特別喜歡英語。尤其是生物，英語在國外的時候，老闆說我是他見過的英語最好的外國人。別人論文投稿的時候，編輯一般都是說英語不夠native(地道)，而給我的評價卻是太Flamboyant(花哨) 來。”“哦，英文能怎麼花哨呢？”“就是押頭韻啊，就是來回倒裝，定語套從句。讀起來朗朗上口，就和寫詩一樣。”
感情這個王教授選擇了掛生物的牌子，努力幹寫詩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