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學習的歷史，就是透過學習不斷探索，不斷進行自我革命，進而引領偉大社會革命的歷史。在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時期，幼年的中國共產黨正是透過各種形式的創造性學習，推動了黨的隊伍和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
一
國民大革命開展以後，面對動員領導廣大工農群眾參加反帝反軍閥鬥爭的歷史任務和中共自身力量相對弱小的局面，中共中央認為，革命形勢要求黨在“數量上及質量上有相當的組織”，不僅隊伍要壯大，而且質量要提高。首先就要在產業工人裡“擴大我們的黨”，在革命高潮時還要鞏固發展黨的勢力於工農群眾之中，使黨“變成真正群眾政黨的組織”。革命隊伍急需擴大的現實使黨在組織發展上採取了一定的擴大優先的政策：“社會上一切革命分子，只有加入我們的黨後，才有受到黨的訓練及真能瞭解黨的理論之機會，我們決不可妄想在中國的社會能夠得到許多現成的黨員。”這一歷史邏輯在一定程度上給黨內教育帶來一些問題和不足。黨的四大對此予以尖銳批評：“黨中政治教育做得極少。在黨報上我們幾乎很難找到教育黨員關於黨的政策的討論文字，在小組會中很少有政治報告。因此，遂影響到我們黨員在國民黨機關報上常常有批評本黨或更有不滿意或誤解本黨政策的奇怪議論發生。”而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早就強調，“黨內教育的問題非常重要”，黨的教育工作在革命事業中居於重要地位。如果不全面解決組織發展問題，則黨“決不能由宣傳小團體的工作進到鼓動廣大的工農階級和一般的革命群眾的工作”，這已經成為“黨生存和發展之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從政治高度看待黨內學習教育，明確加強政治教育的方針，是此時黨的一個重要思想。這種數量增長和質量提高的現實需求，給黨的教育訓練工作提出艱鉅的任務，需要進行全新的探索。
建立教育宣傳委員會的學習制度。1923年10月，中共中央成立教育宣傳委員會，形成統一管理全黨學習教育的工作機構，並制定《教育宣傳委員會組織法》。教育宣傳委員會由黨、團中央協定委派委員組成，政治上的指導直隸於黨中央，主要職責即“研究並實行團體以內之政治上的主義上的教育工作以及團體以外之宣傳鼓動”。下設編輯部、函授部、通訊部、印行部、圖書館，分別負責黨報黨刊編輯、各地人員培訓、中外報刊編譯、印刷發行和圖書資料的儲存借閱等工作。教育宣傳委員會選舉書記一人，會議由書記召集。各地方委員會中須選定一人負責教育宣傳工作，該地方委員同時亦為教育宣傳委員會成員。《教育宣傳委員會組織法》還規定了富有特色的開展學習教育的具體辦法：一是中央透過函授方式對各地方組織開展教育培訓。課程有經濟學及社會進化史、社會學及唯物史觀、社會思想及運動史和社會問題、國際政治及帝國主義等。“函授辦法即以各門之講義或書籍定每月分印若干寄與各地地方組織”，“各地閱者之疑問由函授部主任分發各門編講義者答覆”。二是地方組織在平時大會中，除要認真討論黨、團中央的一切命令，“尚須討論教育宣傳委員會定期刊物之政治題目”和工人運動刊物中的重要材料，並每月將討論情況報告教育宣傳委員會。三是各地方至少應當組織讀書會性質的馬克思研究會，由地方教育宣傳委員負責組織，並須有詳細報告，內容包括一月內開會討論次數、會員人數、到會人數、所讀何書、有何問題、如何討論、如何解決等。據此，黨的第三屆第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透過《教育宣傳問題議決案》，進一步具體規定了黨內學習教育的內容和方法，推進了上述制度的落實。
推進以支部為基礎的學習制度。黨的早期基本組織為“組”，黨的四大確定黨的基本組織為支部，基本工作職責是教育黨員、發展新黨員，並在群眾中做宣傳工作。黨的四大明確提出：“黨的支部是我們黨的基本教育機關，我們應在每次會議注意於政治報告和黨的策略之解釋，以及內外宣傳遇有困難的報告和討論。”中共黨員都要編入黨支部及各個小組，定期召開支部會、小組會，主要內容是傳達、討論支委會的工作安排、決定，學習黨的基本知識和黨章，討論時事政治，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等。1926年5月，中共中央釋出《支部的組織及其進行的計劃》，系統提出了以支部為基礎的學習制度。其中指出，支部在黨內教育中佔有重要地位，它是“黨的教育和宣傳的學校”，共產黨員要學習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政策，只有在支部中去學習；要把思想和行動無產階級化，也只有在支部中才能達到目的。支部開展內部教育的標準是：思想的政治化——反對文人和書生厭惡政治的思想；行動的紀律化——反對無政府的傾向；研究的系統化——反對浪漫的色彩及學院派的傾向；生活的集體化——反對個人主義；要有信任黨的心理——反對一切主觀的見解；養成無產階級革命的人生觀，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職業家——反對小資產階級式的浪漫革命的思想和行為。支部中教育宣傳員的任務和最重要的責任，是“政治教育和主義宣傳的工作”，即要使支部的同志對於全國和地方實際政治問題有個明確的觀點，對於主義有系統的知識，尤其要使他們能以理論的觀點去分析現在各種問題。《支部的組織及其進行的計劃》比較系統地總結和闡明瞭建黨初期支部建設的基本理論和實踐經驗，發揮了黨的基本組織的普遍教育功能，加強了黨內學習教育的制度化。
安源黨校舊址
開始探索黨校教育。鑑於黨內教育的重要性和緊迫性，1924年5月，黨的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在黨的歷史上首次提出“設立黨校養成指導人才”。黨的四大進一步強調，要“設立黨校有系統地教育黨員，或各校臨時講演討論會增進黨員相互間對於主義的深切認識”。1925年10月，黨的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擴大會議決定開辦兩類黨校，即地委之下的普通黨校，任務是訓練工人黨員，以及區委之下的高階黨校，任務是教育政治知識較高和已有工作經驗的黨員。同時指出，“黨校內的教育方法，應當根據國內革命運動的經驗，說明共產黨在許多革命運動中的作用。在黨校聽講的同志，不應當與群眾隔離，黨校裡的學生應當同時在校外工作，在同志或同志間工作。只有這樣，才能使黨校的學生得著真正的無產階級的思想”。根據這些精神，各地黨組織先後開辦一些黨校。1924年12月，安源地委創辦安源黨校，劉少奇任校長，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校。1925年至1926年，還建立了北方區委黨校、湖南區委黨校、江浙區委黨校、廣東區委黨校、武昌高階黨校、上海區委黨校等。1926年2月，中共中央特別會議提出要開辦最高黨校，這是黨最早提出建立中央黨校，但由於嚴峻的革命形勢，直到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才得以實現。各類黨校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培養了一大批黨員骨幹和優秀幹部，為推動革命事業發展提供了重要人才保證。黨校的創辦是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時期的一大創舉。
二
中國共產黨早期革命家群體把創辦報刊作為把握時代脈搏、教育動員黨員群眾、推進革命發展的有力武器，在大革命時期領導或主持創辦的報刊種類繁多。1922—1923年中共中央創辦或繼續發行的機關報有《嚮導》週報、《新青年》季刊、《前鋒》月刊以及不定期的《中國共產黨黨報》等。《嚮導》設定“時事評論”“讀者之聲”“寸鐵”等欄目，是“國內外時事的批評宣傳機關”和“黨政策之指導機關”，“反映中國革命民眾的日常鬥爭而與以指導”；《新青年》是“學理的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宣傳機關”，“適應革命的思想鬥爭之急需”；《前鋒》是“中國及世界的政治經濟的研究宣傳機關”，重視實際問題的調查研究；《中國共產黨黨報》為黨內問題討論及“發表正式的議決案報告等之機關”，是“秘密組織用以教育黨員的最重要機關”。在五卅運動中，中共中央還創辦了第一份日報《熱血日報》，用以宣傳和領導反帝愛國運動。青年團中央創辦了《中國青年》《青年工人》《團鐫》《平民之友》《少年共產國際》等刊物。這些報刊由黨、團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重要領導人擔任編輯或主要撰稿人，包括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蔡和森等，他們在中共中央領導下形成堅強的戰鬥集體，體現了革命家和政治家辦報的時代風格，對於大革命時期黨和革命隊伍的迅速發展壯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刊物對於政策的解釋“力求詳細”，文字“力求淺顯”，文風樸實生動，貼近實際，以其鮮明的革命性、思想性和戰鬥性在全國享有很高聲望，受到廣大黨員和群眾的歡迎。同時，它們在思想上、理論上、政治上相互配合，成為推動革命前進的思想嚮導和指路明燈。
地方黨、團組織也創辦了一批報刊，發揮了重要作用。地方黨組織報刊有北京的《政治生活》週刊、廣東的《人民週刊》、湖南的《戰士》週報、湖北的《群眾》週報、河南的《中州評論》、浙江的《火曜》、江西的《紅燈》週報、福建的《革命先鋒》等。地方團組織報刊有北京的《北方青年》、上海的《少年通訊》、廣東的《少年先鋒》、湖南的《湖南青年》等。地方黨、團組織及其領導人經常在刊物上發表宣言、文告、宣告、評述及有關文章，及時把黨的聲音傳達到黨員群眾中去，統一黨員思想認識，指導群眾革命鬥爭。黨領導的工人、農民和婦女團體組織，也出版有各類報刊。另外，國共合作以後，毛澤東擔任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長，全面整頓國民黨報刊宣傳系統工作，創辦了一批由共產黨員主持、以國民黨名義出版的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報刊，如《政治週報》《中國農民》《革命工人》《漢口民國日報》等。這些報刊不僅為廣大黨員學習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提供了便利條件，也為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提供了重要媒介。
三
大革命時期，在共產國際幫助下，國共合作創造了促進革命發展的有利環境。中國共產黨抓住這一歷史機遇，順勢而為，積極建立國共合作的各類學習組織，推動黨內學習教育尤其是對黨員幹部的培養取得重要成果。
參與創辦黃埔軍校，大力培養軍事幹部。我們黨在領導工農運動中認識到革命武裝的重要性，十分重視對軍事幹部的培養，要求各地黨團組織積極發動推薦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和進步青年報考黃埔軍校。中共中央派出一批優秀黨員到黃埔軍校擔任領導職務。1924年11月，周恩來任政治部主任，聶榮臻、惲代英、蕭楚女等人也陸續任職。黃埔軍校建立了共產黨組織，國共合作期間培養了數百名共產黨員。周恩來親自制訂政治課教學計劃，先後開設社會主義原理、中國農民運動、中國職工運動、軍隊政治工作、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蘇聯研究等課程。毛澤東、張太雷、蘇兆徵、惲代英、蕭楚女等都擔任過政治教官。黃埔軍校是中共探索和開創軍事政治教育工作的起點，積累了寶貴經驗，作出了卓越貢獻。
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等專門學校，多方面培養專業幹部人才。在蓬勃發展的革命形勢下，中共針對不同階層不同領域的實際情況，開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政治講習班、農民訓練班、婦女講習所、北伐宣傳訓練班、青年訓育養成所以及勞動學院等各種專門學校。1924—1926年，在廣州舉辦了六期農民運動講習所，1927年又在武漢舉辦一期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共培養1600多名農民運動幹部。毛澤東主辦第六期農民運動講習所，周恩來、林伯渠、蕭楚女、彭湃、惲代英等共產黨員任教，培養來自20個省區的農民幹部。學習內容有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農業社會分析、農民運動實踐、農民運動與軍事運動的關係等。學員還進行軍事訓練，併到海豐、陸豐等地進行實地考察和學習。他們畢業後奔赴全國各地，在革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有些學員還按照這種模式在當地創辦地方性農講所，播撒革命火種。
主辦上海大學等高校，廣泛延攬社會人才。上海大學是在推進國共合作的過程中，由一所私立學校改組而來。1923年4月，李大釗推薦鄧中夏任總務長，主持學校行政工作。不久瞿秋白來校擔任學務長，同年底任校行政委員會委員。他們都是學校的實際領導者，提出對上海大學的改造“應該具有劃時代性和革命性”，辦學目的是要用進步的思想和知識武裝學生頭腦，使他們具有獨立認識社會、改造社會的能力，擔起革命的責任。學校開設馬克思主義理論有關課程，並強調學生要深入社會生活和革命鬥爭，一邊學習，一邊參加實際工作，“改造思想和取得實際經驗”。李大釗、瞿秋白、鄧中夏、蔡和森、蕭楚女、惲代英、張太雷等都曾在學校任教。他們的教學很受歡迎，其他大學的黨團員和積極分子也趕來聽課。上海大學因此獲得很高聲譽，吸引全國各地大批青年學生接踵而至，還有從異國歸來的華僑青年。上海大學建立黨的基層組織，鄧中夏、瞿秋白等人結合教學宣傳黨的政策，積極做發展黨員的工作。領導婦女工作的向警予也常到上海大學與學生“談形勢，談學習，談思想，談工作”，吸引進步學生團結到黨的周圍。學生中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曾達到一半以上。
四
共產國際先後在莫斯科創辦東方大學和中山大學，招收中共黨員、國民黨員和革命青年。東方大學於1921年成立，學制初為7個月，後改為3年。課程有科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國際職工運動史、社會學等。1921年冬，東方大學中國班建立中共旅莫支部，成員有劉少奇、羅亦農、任弼時等。大革命時期，中共中央繼續利用這個有利條件，選派優秀黨團員到此深造，1925年就計劃選派60人。規定的選拔條件也特別強調政治因素，如“革命意志確定”，“不迷信個人自由，能受團體拘束”，“懂得赴莫是學習革命，不是研究學問”等。
莫斯科中山大學創辦於1925年，專門幫助中國培養革命人才。從大革命時期到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逐漸派來大量學生，包括張聞天、王稼祥等。課程與東方大學相似，歷史課有社會發展史、中國革命史、俄國革命史等，哲學主要講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還有政治經濟學、列寧主義、社會學、軍事學、黨的建設等。學校堅持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方針，注意引導學生研究中國實際和了解蘇聯社會的情況，強調學生除課程學習外，還要參加“行動學習”，行動第一，理論第二，包括參加各種會議，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參與各種社會工作等。後東方大學中國班併入中山大學，1928年改名為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在國共合作破裂後只招收共產黨員。
中國共產黨還選派一批黨員到蘇聯紅軍學校等軍事學校學習，培養軍事幹部，其中有聶榮臻、葉挺等人。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對黨員幹部初步開展了出國留學教育，培養了一大批治國安邦的政治軍事人才，他們回國後在革命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五
大革命時期，國共合作開展的國民革命呈現廣闊的發展空間，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學習成長得以多方面展開，黨的學習理論和實踐初步成型。
從政治上把握學習的歷史方位，把學習作為關係黨的生存發展的關鍵因素。實現國共合作為中共較快開啟革命局面創造了條件，同時也把黨置於更為廣闊的天地，面臨更為艱鉅的任務，其自身力量的發展就成為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黨清醒認識到，透過學習教育尤其是“政治教育”發展黨的隊伍，使黨由一個“小團體”成為適應廣大工農革命需要的黨，成為歷史發展的關鍵。
以馬克思主義和黨的政策為學習的核心內容，佈局各領域幹部人才培養。大革命時期，黨員隊伍比初創時期呈現較快增長的態勢，大批革命分子在入黨後才有機會透過黨的訓練而“對於主義有系統的知識”。因此，黨在各級組織的學習教育、各類學校教育以及報刊宣傳教育中，都把黨的理論、政策學習作為首要核心內容，從而使黨員真正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凝聚起來。同時，革命鬥爭的全面展開需要系統建立一支適應各方面需求的幹部人才隊伍。
注重學習與實踐相結合，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孕育一批領袖人才。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中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中國共產黨與生俱來的突出優點。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這方面取得重要進展。就學習而言，黨在各方面各領域的學習教育中，都特別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針，要求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研究實際問題，反對“學院派的傾向”，反對脫離群眾，要在實際工作和實地考察中學習。即使是黨的理論報刊，也要求重視對實際問題的調查研究，反映革命群眾的日常鬥爭並給以政策的指導，黨的一些報刊的影響力甚至超過創辦已久的上海《民國日報》。
努力探索切合實際的學習制度，保證學習成效。抓好學習對一個處於成長過程中的黨，是至關重要的。而在革命戰爭年代，開展學習將面臨更為複雜的局面和更多困難。發揮好學習的作用，保證學習成效，提高黨員隊伍質量，是一個重要歷史課題。大革命時期，黨建立統一領導學習教育的中央機構，將支部作為開展普遍學習教育的基本機關，初步開展黨校教育培養重點人才，以報刊系統為重要學習平臺等，都是可貴的制度探索。在具體方式上，創辦黨的函授教育、建立讀書會性質的馬克思研究會、確立支部學習的系統標準和辦法等，具有重要的創新意義。在教育方針上，堅持“政治化”“紀律化”，都是寶貴的歷史經驗。
來源｜學習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