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你有沒有想過，你所在的城市或是你嚮往的城市，在十幾年後，它的競爭力會發生怎樣的改變？在中國城市格局中，它的地位會不斷上升還是會日漸下滑？在北大光華的這份報告中，或許你能找到一些答案。
黨中央在我國“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中提出，要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構建國內大迴圈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到2035年實現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達到現行高收入國家標準。作為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空間載體，到2035年，我國的城市格局也將發生巨大的改變。
在深入研究城市格局演變及趨勢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教授陳玉宇及其研究團隊釋出了《2035城市發展新格局》。他們的研究發現：
第一，城市化繼續進行。2035年，我國城市化率將提升至74%，城市人口將增加至10.6億。
第二，我國頭部城市將進入世界一線城市序列，大城市的數量和規模都將增加。
第三，城市的擴張和收縮並存。過去我國的城市化是遍地開花，未來十五年能夠持續增長的城市將只有100-150城，這些城市將成為我國經濟的拉動力，吸引要素流入。其餘城市將會瘦身健體，向“小而美”發展。
第四，我國的城市發展階段進入“2群+n圈”時代。粵港澳大灣區和長三角城市群的都市圈發展已經較為成熟，將“以圈促群”，透過發展都市圈來促進城市群發展。而其餘都市圈將“以心育圈”，透過大力發展中心城市、逐步發展周邊城市來推動都市圈發展。
01
20箇中國城市將進入全球前50
按市場匯率算，2035年中國GDP總量將追平美國。2019年中國的人均GDP為1萬美元，預計2035年達到2萬美元，中國GDP總量將達到30萬億美元，追平美國。到2035年，GDP前五將變為中美印日德。
伴隨著中國經濟趕超的是中國城市登上全球一線城市舞臺。當前上海、北京、深圳的GDP位列全球第9/10/14位，預計2035年提升至第2/4/7，從亞洲一線城市擠進全球一線城市。屆時中國將有20個城市進入全球前50，超過美國的12個。
表1 2019/2035年GDP規模TOP10國家
從發達國家城市化中後期的經驗來看，人口會持續向都市圈，特別是頭部都市圈集聚。全球現有34個千萬級城市，未來15年預計新增14個，其中中國現有6個，未來15年新增3個（武漢、成都、南京）。全球現有51個五百萬級城市，未來15年新增22個，其中中國現有11個，未來15年新增7個（如：長沙、蘇州等）。全球現有494個百萬級城市，未來15年新增145個，其中中國現有114個，未來15年新增41個。
02
全國經濟展望：
前150的城市“強者更強”
華東華南“騰籠換鳥”，高技術、高開放引領快速發展。東部地區面臨勞動力成本上升和土地資源緊張，正在進行“騰籠換鳥”。東部的產業升級將成為其發展的新動力，未來仍能保持高於全國平均的增速。自貿區和自貿港將迎來更高程度的開放，如海南大力發展旅遊業、現代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將進一步提升其增長前景。
長江經濟帶產業集聚高增長，貴州等省份高債務透支增長潛力。一方面，非沿海城市運輸成本較高，依靠發展中心城市延長產業鏈和形成產業叢集，用產業集聚的效應抵消運輸成本的提升，而產業集聚進一步要求集中發展中心城市。另一方面，貴州等省份過去靠高負債發展，在控制金融系統性風險的背景下，未來增速有所回撥。同時，貴州也正謀求經濟轉型，依靠當地優勢發展大資料等新興產業，未來依然能夠保持高於全國平均的增速。
“三北”地區在2020-2025年間會逐步恢復正增長，未來增長依賴於供給側改革效果。
東北省份的普遍問題是過於依賴單一產業。遼寧省依賴裝備製造業，但高階裝備製造比重低、龍頭企業數量不足、自主創新能力不強。黑龍江省依賴能源產業，能源業佔工業比重最高達73%，存在“資源詛咒”問題。吉林省則依賴汽車製造業，受汽車業行情影響較大。而且吉林的服務業發展落後，服務業產值佔比不到40%，遠低於全國平均。東三省需要調整產業結構，將產業鏈向上下游延伸，形成產業群，改變單一結構。
華北地區的產業依賴資源、重工業，產業層次低、質量效益差、汙染排放重。隨著近兩年的“擠水分”，這些省份可以拋開歷史包袱輕裝上陣，未來經濟增速會有所抬升，但短時期內難以回到全國平均水平。
西北地區的產業結構依賴能源、原材料，在宏觀增速降速下問題暴露，未來增速會進一步放緩。西北地區工業比重大，其中重化工業和原材料工業佔比高。如甘肅以石油化工、裝備製造、有色冶金、能源電力為支柱，工業中重工業比重超80%。之前西北地區曾出現的高增長是因經濟總量比較低，高增長掩蓋了內部的結構性問題。西北國土面積廣大、生態環境脆弱、自然資源豐富，必須因地施策。此外，還要充分利用“一帶一路”為西北帶來的新機遇。
強者更強、集聚百強。全球金融危機後，世界和我國的經濟均發生深度調整：粗放型發展的小城市逐步失速，城市發展逐步轉向強者更強。同時，在全國增速放慢的背景下，大部分城市難以實現超越，城市經濟格局基本奠定，僅少部分城市能有機會躍變。2015年前尾部城市的GDP貢獻度一度較高，但未來十五年，前150的城市將貢獻全國約75%的經濟增長，佔全國GDP比重從2020年的83%提升到2035年的85%。展望城市沉浮，新興的城市不斷向上，如重慶、成都、鄭州等城市，而鄂爾多斯、邯鄲等城市卻增長堪憂。未來15年，城市排名將有所變化。在宏觀增速放緩的大背景下，落後城市再想趕上則難上加難。
03
城市人口展望：
人才搶奪戰，誰會是贏家？
未來十五年，各地區的人口出現如下特徵：東南增長最多：人口向溫暖地帶遷移，高遷移高生育的廣東、浙江對全國人口增量貢獻率最高，分別為20%和10%。中西部平穩增長：在中西部內，安徽和貴州人口增量貢獻率最高，達6%。東北西北流出：東三省黑龍江、遼寧、吉林的貢獻率分別為-4%、-4%、-2%，西北特別是甘肅由於環境脆弱，未來人口可能流出。
人往高處走：尾部城市依次出現負增長。到2030-2035年，前1-50的城市保持正增長，前51-100以及前101-150的城市增減平衡，其餘城市人口減少。
未來的人口競爭主要是前100城搶奪後200城人口，以及前100城內部對高階人才的競爭，而後200城內部的競爭較弱。
其原因在於：第一，人口密度會向經濟密度收斂，而後200城人均收入差別不大。若某地經濟密度高於人口密度，則代表該地的人均收入高於平均水平。當兩地人均收入差值高過遷移成本時，人口就會向高人均收入地區流動。我國不同大小城市之間人均收入差距較大，2020年前50城市人均GDP約11萬元，前51-100城市人均GDP約6萬元，而百名以外城市的人均GDP約3-5萬元，百城以外內部差距較小。這說明前100城較後200城有更大的吸引力，而後200城內部的收入差距較小，因此人口主要從後200城向前100城流動。第二，要素市場化降低遷移成本，將推動人口從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動。長期以來，我國的要素市場建設要慢於商品服務市場。“十九大”正式提出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促進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資料等要素價格市場決定、流動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隨著政策的落地，除特大城市還有所限制外，大部分大城市開始逐步放寬落戶限制、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這將大大推動人口從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動。過去因遷移門檻和成本過高，人口向大城市的流動受限，遷移人口可能會就近選擇進入中小城市。
未來十五年我國城市的擴張和收縮並存，將有五類擴張城市和五類收縮城市。
五類擴張城市。（1）“中心城市”：在要素市場化改革下，土地和人口要素向大城市集聚阻力減少，有利於大城市發展。除北京上海會控制人口外，杭州、成都、重慶等大城市將得到大發展。（2）成熟“都市圈”的周邊城市：當中心城市充分發展後，會向周邊城市轉移資源，且周邊城市也能擁有整個都市圈的市場規模，產業轉移和市場潛能將共同推動周邊城市發展。如北京過去對周邊城市產生虹吸，但隨著北京非核心功能的向外轉移，周邊的廊坊等城市將具備較快發展的潛力。（3）重大戰略輻射範圍內的城市：如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擁有自貿港開放優勢的海口。（4）發掘自身自然稟賦的城市：如以便宜的電力發展大資料的貴陽、具有豐富旅遊資源的三亞。（5）交通條件便利的城市：如廈門附近的漳州成為廈深鐵路、龍廈鐵路、鷹廈鐵路、福廈高鐵交匯的重要樞紐地區、國家區域級流通節點城市，發展速度較快。
五類收縮城市。（1）成長型“都市圈”周邊城市：仍處於成長期的中心城市將會對周邊城市產生虹吸，如鄭州周邊的焦作等城市。（2）非“城市群”地區：在我國實施城市群戰略後，不適合城市化的地區的發展有限，除部分邊境城市需保留適當人口外，其餘非城市群地區的人口可能逐步流出，如甘肅的酒泉。（3）資源枯竭的城市：如大慶、伊春、鶴崗等因礦產、石油資源枯竭，經濟發展後勁不足，人口外流。（4）產業結構單一且產能過剩的城市：如河北保定等地依賴鋼鐵、煤炭、水泥等產業，在去產能和環保政策收緊下，這類城市將進入深度調整階段。（5）債務過高透支發展潛力的城市：先建城再吸引人口的“造城”運動違背經濟規律，大量的新城和產業園區不能吸引足夠多的人口和產業，且留下高昂的債務負擔，如貴州的黔南、甘肅的白銀。
04
將新增2億城市人口，
逐步進入“都市圈時代”
我國城市化步子穩健，正沿歐美髮達國家路徑前進。當前，我國進入城市化的中期，未來十五年有望再上升14%至74%。2019年，我國城市化率達60.6%，城市人口達8.8億，農村人口5.5億。預計到2035年，城市化率將提升至74%。城市人口將增加至10.6億，增長近2億人。而農村人口將減少至3.7億人。
圖1 我國城鄉人口數量和城鎮化率
應對老齡化帶來的養老金支付衝擊和擴大內需將成為我國城市化的新動因。在解決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養老金壓力時，歐美的做法通常是吸收外來移民，而中國可以依靠將更加年輕、出生率更高的農村人口吸入城市來應對養老金缺口問題。此外，城市化是培育中等收入群體、擴大內需，從而實現國內大迴圈的關鍵舉措。透過引導勞動力從低生產率部門向高生產率部門轉移，培育更多的中等收入群體，真正實現擴大內需。
未來15年，我國將新增3個千萬級城市（武漢、成都、南京），達9個，人口占比從12%提升到14%；新增7個五百萬級城市，達18個，人口占比從9%提升到11%；新增41個百萬級城市，達155個，人口占比從25%提升到27%。2020年城區人口百萬以上城市有131個，預計2035年將達到182個。
城市發展有四個階段：城市、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都市圈和城市群均是城市發展的最高形態，但並不是所有都市圈都會成為發展為城市群。城市的發展伴隨著要素集散、產業分工和知識積累，這三者在城市發展的不同階段呈現不同的特點。
當前，我國真正有條件實行城市群協同發展的地區只有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其次的京津冀、成渝和長江中游城市群還處於培育階段，其餘城市群則遠達不到要求。陳玉宇教授團隊認為，對我國城市發展階段更好的判斷是“都市圈時代”。其中粵港澳和長三角處於由都市圈向城市群過渡階段，其它都市圈屬於發展中心城市、培育都市圈階段。
粵港澳和長三角兩個灣區處於城市群協調發展階段，要“以圈促群”。大灣區和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就是要實現城市群的協調，但真正實現協調發展非一日之功。發展這兩個城市群的抓手就是都市圈，要透過發展都市圈來促進城市群發展。
而其餘城市群還處於發展中心城市階段，要“以心育圈”。從各城市群發展規劃可以看出，各地普遍存在兩大問題：一是中心城市發展不足，帶動能力弱，與周邊城市交流不緊密等。這些地區的中心城市都還未得到足夠的發展，當前帶動其都市圈內城市發展的能力和意願都不強。還需要充分發展中心城市，逐步培育其都市圈。二是都市圈內中小城市數量不夠，發展質量不高。都市圈的周邊城市需要足夠的經濟實力和人口規模，才能成為承擔中心城市轉移產業，成為都市圈分工的一環。基於這兩點原因，這些地區的都市圈發展還需首先發展中心城市，在發展中逐步培育都市圈。
2017年“十九大”後，我國城市化進入都市圈時代，“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成為承載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形式。在這種特徵下，城市化將發生如下8個轉變：
從“限制大城市”到“發展都市圈”。隨著世界經濟的轉型，產業集聚度在上升，巨型企業在崛起。更適合新興產業、巨型企業的空間載體是能夠發揮規模經濟效應的大城市。我國的城市化政策導向也逐步轉向發展“都市圈”。
從“遍地開花”到“順勢而為”。先建城再吸引人口“造城”運動違背經濟規律，大量的新城和產業園區並不能吸引足夠多的人口和產業。未來的城市化將主要在城市群地區進行，儘量避免“遍地開花”；資源枯竭、過度依賴外需、產能嚴重過剩的城市會逐漸收縮。
從“同質化競爭”到“差異化競合”。在分稅制改革（土地財政）和官員晉升激勵體制影響下，我國許多城市同質化現象嚴重，產業無法形成互補，部分城市過度工業化。未來我國的城市應該採取差異化競合策略，都市圈周邊城市要圍繞中心城市進行佈局，實現產業合作，從“單打獨鬥”轉為“緊密聯絡”。
從“資源錯配”到“集聚中走向平衡”。2003年後我國推出了一系列區域平衡政策，包括建設用地偏向中西部的土地政策。然而在人口向沿海遷移的背景下，此類政策造成了土地資源的錯配——人口流出地的土地供應持續高於人口流入地。戶籍制度則限制了人口的流動。土地和戶籍制度改革將推動我國人口與土地資源在集聚中逐步實現均衡。
從“低密度擴張”到“集約發展”。城市的根本特徵就是“高密度”，造成“大城市病”的一個原因不是密度過高，而是密度不夠。北京都市圈的面積是東京都市圈（以下簡稱東京）的1.2倍，常住人口為約為東京的60%，GDP只有東京的三成，能耗卻是東京的7.4倍，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則為東京的4.7倍。限制城市的密度反而會阻礙城市的發展，導致物價上漲、總體環境惡化、階級分化。
從“堵”到“疏”。造成我國大城市“大城市病”的另一個原因不是人口過多，而是城市功能過多和資源分配不平衡。在我國的行政體系下，資源往往按城市的行政級別分配，這導致資源過度向高行政級別城市集中，進而人口會不斷向這些城市集聚，引發“大城市病”。要解決“大城市病”就需要向都市圈疏解非核心功能，更合理地分配資源。
從“以鄉補城”到“以城帶鄉”。建國後的60年間，農民透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為非農地區提供廉價勞動力、為城鎮化提供土地三種方式為國家建設積累資金至少17.3萬億元。這種“以鄉補城”的做法犧牲了農村和農民的利益，造成了城鄉間的嚴重對立。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鎮化”，就是要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增強城市的輻射功能，帶動小城鎮和鄉村的發展，改變城鄉的二元對立。
從“鄉城流動”到“城城流動”。在流動人口中，“城城流動”比例從2010的21%上升到2015年的38%，鄉城流動從63%下降到49%。隨著農村向城市提供人口速度變慢，城市間將展開存量競爭。
05
總結：
未來15年我國城市格局的兩大改變
陳玉宇教授團隊認為，未來十五年我國城市格局將出現兩大現象：一是僅有前150城能夠保持持續增長，二是將形成“2群+n圈”的城市空間格局。具體來說，我國城市發展正順應世界發展規律，人口、土地、資本等要素流動的政策阻礙逐步破除，各類要素向高收益地區集聚。在“雙迴圈”新發展格局下，我國更加依賴城市的集聚效應來提升生產率、擴大內需，實現創新和可持續發展。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將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承載空間。未來十五年，經濟能持續發展、人口能持續增加的，僅有約150城，2035年前150城將佔據全國85%的GDP和70%的人口。而在空間格局上，將形成“2大城市群+n個都市圈”的城市新格局。
陳玉宇，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教授，並擔任北京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所長。2014年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傑出青年獎，併入選2016年度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他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生產率、人力資本和增長、健康和汙染、行為經濟學與勞動市場、收入分配、地區差異等領域的研究。他的研究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報》（PNAS）等國際學術雜誌。曾獲得教育部高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 厲以寧研究獎、北京大學優秀教學獎，多次獲得光華管理學院教學優秀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