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爆發整整兩年了，我們也聽過無數次的一驚一乍。
忘記從何時起，外貿預期下行壓力日益加大，開始佔據各路財經欄目的重要版面。
被改變的外貿預期
1月下旬公佈的年度成績單顯示：
2021年，全國進出口總值累計達到6.05萬億美元。
過去一年裡，外貿增量達到1.4萬億美元，相當於2005年全年的貿易規模。
但理性來講，對外貿易的增長強勁，本質上依賴兩大核心要素：
一是2020年疫情衝擊之下，出現了統計學意義上的“窪地效應”：
2020年，對外貿易在經歷“一季度大幅回落、二季度止跌企穩、三季度全面反彈、四季度鞏固提升”之後，全年的增長率同比只有1.9%。
正因如此，2021年想要完成既定增速目標其實並不難。
你想想看，同樣是玩跳馬遊戲，你按著潘長江跳和按著姚明跳，是完全不一樣的體驗。
二是疫情衝擊下全球供應鏈遭受較大沖擊，使得大量訂單轉向我國，進而形成替代效應。
最典型的就是相當一部分訂單從東南亞和印度迴流，這要放在2020年以前，你敢信？
另一方面，國內為了守衛供應鏈，也採取了很有針對性的策略：
1）堅決執行疫情動態清零
2）做強跨境電商綜合實驗區
3）支援加工貿易發展
4）舉辦線上廣交會
這就不難理解為啥2020年我們會是全球唯一保持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不少經濟學家把這個現象稱為“疫情紅利”。
然而，所謂“疫情紅利”終究是把雙刃劍——
時至今日，全球貿易仍然不得不面對三重幽靈：
貿易保護主義
供應鏈加速重構
國際分工秩序持續動盪
此外，海運物流、匯率、用工以及原材料方面也施加了不小的壓力。
經濟修復的弛緩性和市場主體預期的悲觀態度共同決定了——
等到新冠疫情徹底被控制住，這些全球貿易的幽靈都不見得能壽終正寢。
2021年外貿增速大幅反彈之後，預期下行的猜測也便由此而來。
就在這個時候，許多沿海發達省份跟著躺槍了，理由是——
它們曾經靠外貿紅利拉起來，現在外貿預期下行，東部沿海地區也要扛不住了！
最有市場的栗子就是——
重慶要把廣州挑落馬下？成都、武漢要把杭州、南京甩在身後？長沙、鄭州、合肥要領先佛山、東莞、常州一個身位？
外貿表現，和你想的不一樣
事實真的有那麼簡單嗎？
可以負責任地說，一些地方營銷號自當水軍，寫寫軟文這麼說沒問題：
一篇爽文，你賺一個振奮人心，它賺一個點贊轉發，完美！
可要拿它當真事兒來指導投資，就要了親命了。
下面，請看樓市老司機如何用科學的方法反“迷信”——
1）外貿依存度連年走低
首先科普一個概念，啥叫外貿依存度？
說白了，就是進出口貿易總和與GDP之間的比值，它主要體現三重指標：
經濟體依賴對外貿易的程度；
透過進出口結構體現產業分工；
反映經濟體參與國際經濟的深度。
從改革開放時起，有幾個年份的資料格外值得注意：
首先是1978年的貿易依存度只有9.8%，很明顯，那時我們對國際經濟參與度不高；
1990年，外貿依存度猛漲到30%，2002年突破50%；
中國貿易依存度上升最快的時期，出現在2001-2005年，也就是加入WTO之後的最初五年；
在2006年，達到67%的峰值之後，我們的外貿依存度便開始一路下降。
巧合的是，經濟轉型和內外需結構調整當時已經提上日程；
2008年次貸危機的警鐘敲得很及時，老這麼依賴對外貿易拉動增長終究不是個事兒；
到2011年前後，中國外貿依存度就已經迴歸到了入市前後的水平；
到了2020年，貿易依存度僅剩32%上下。
此時我們的外貿依存度僅比日本高出不足3個百分點，連韓國的1/2都不到。
可以很負責任地說：
縱使國際產業鏈和全球分工出現一定動盪，但對我國的宏觀經濟基本面的衝擊已經明顯降低；
好在貿易摩擦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不是在2006年爆發，否則我們還真不一定有今天的招架力。
2）外貿強省正在以質換量
在外貿下行壓力之下，最常被盯上的東部省份無外乎廣東、浙江、江蘇。
過去15年中，上述外向型經濟省份外貿依存度也在逐年走低，但外貿順差卻不斷走高。
以2006年和2021年的首尾資料對比，便一目瞭然：
在這個過程中，這些省份無一例外努力做著兩件事：
一是積極擴大內需，以擺脫外貿的高依存度。
從2006年到2021年廣東、浙江、江蘇三省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上升了3.42倍、3.75倍和4.10倍。
二是提升貿易質量，截至2021年底，三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佔比一直處在穩步上升的態勢。
但即便如此，還是有個別沿海城市的確需要格外注意：
作為“世界工廠”的東莞，2020年外貿依存度高達137.9%，位列全國第一；
蘇州、深圳、金華幾座城市同樣高度依賴進出口貿易，其外貿依存度均超過了100%。
3）東西部之間的國內貿易生態鏈已然形成
這條貿易生態鏈，事實上早在“內迴圈”概念橫空出世之前就已經形成了。
其主要的存在方式有兩個：
一是市場分工主導下的產業轉移；二是一對一的幫扶摘帽。
這裡只說成果——
東部沿海地區已經開始增強對高技術產品的採購力度，並且透過資源整合人才培養初步實現了製成品的迭代；
幾乎在同一時期，中西部地區也相應提高了加工貿易梯度轉移承接點的數量，在吸引整產業鏈條和關聯產業協同轉移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單是2021年，全國就有多個省份的地市譬如河北張家口、吉林延邊、湖南湘西以及湖北恩施，都取消了接受幫扶。
足以證明東西部之間的幫扶和產業轉移是值得肯定的。
去外貿化的15年裡，經濟版圖的新變化
1）東強西弱的基本格局未曾改變
從2021年的經濟增速來看，東部省份並未出現明顯下滑：
其中，廣東、江蘇、山東、浙江、福建、上海、北京等外貿依存度較高的省份，增速均保持在8%以上。
不考慮疫情影響，即便是兩年平均增速，上述省份依然普遍高於絕大多數中西部省份。
要知道，這些沿海省份本就基數龐大，且能保持中高速增長，這意味著東部與中西部的整體差距，還沒到全然縮小的歷史節點。
但應該看到，近10年來，成渝都市圈、武漢都市圈、長沙都市圈以及西安都市圈的崛起的確是個不小的奇蹟。
其中，成渝都市圈的兩座核心城市經濟規模已經接近5萬億；
武漢、長沙、西安分別來到1.77萬億、1.33萬億和1.07萬億左右的規模。
這些明星城市脫穎而出，對於所在省份而言，相當於有了發力的支點。
2）中西部城市崛起尚處在點對點的超越期
這套打法很明顯受了日韓做強做大首都經濟圈的啟發——
經常有半吊子經濟學民科人士批評，某某省會城市就是吸全省的血造出的門面…
但有一說一，除此之外似乎還真的沒有更好的方案。
從河北、山西、黑龍江、甘肅等等省份的經驗來看，如果省會城市都沒能做起來，那對於區域經濟成長並無益處。
當然，目前中西部城市對於部分東部沿海地區的超越，實際上是點對點的超越，還不具有普遍性。
換句話說，超越東部沿海地區的中西部城市，幾乎無一例外是配套資源干預與高鐵紅利的必然。
目前的超越，更多是體現在經濟體量與城建規模上的超越。
透過比對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存款餘額幾項關鍵民富指標，就會發現：
與東部沿海地區依舊有著不小的差距。
2021年重慶市的國內生產總值達到27894.02億元，高於蘇州的22718.34億元，但重慶的人均支配收入只有蘇州的1/2；
2021年成都市的國內生產總值有19916.98億元，比杭州的18109億元足足高了1807億，但成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杭州少了近22000元。
這組枯燥的資料背後是什麼？
是消費市場的購買力，是房地產市場的承價力，也是宏觀經濟的內生力。
3）產業轉型依舊是東部沿海城市的命門
未來，外貿依存度較高的東部沿海地區，能否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兩點：
一是製造業與服務業比重的此消彼長，二是在產業轉型的過程中能否掌握更多話語權。
從國際上的經驗來看，貿易依存度較高的經濟體，普遍以製造業作為主導。
這就使得其過剩的勞動力必須透過外貿口徑釋放。
但缺點就是，國際市場的波動因素對該經濟體的影響將非常大。
要擺脫這樣相對被動的處境，推動產業轉型幾乎是唯一的出路——
截止至新冠疫情爆發之前，日本的外貿依存度約為29.9%，而韓國則高達68.7%。
無論產業結構、利潤空間還是抗擊打能力，日本經濟對韓國幾乎都保持著碾壓級的優勢。
在當前以及可見的未來，東部沿海地區仍舊是我國最具有投資價值的區域。
截至2022年，京津冀、長三角、大灣區和成渝都市圈依然圍合成一個超大菱形，其中有三個都在東部沿海地區。
特別是長三角和大灣區的資源整合力與跨成協調發展，目前在國內依舊無出其右。
除此之外，兩大都市圈以及第二梯隊的福建、山東兩省，還是民營經濟發展最為活躍的地區，而這便很好地印證了其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
幾乎所有宏觀經濟優勢，無一例外地形成房地產市場和其它資本市場的購買力。
儘管外貿預期下行壓力在加大，但似乎從來不存在東部沿海地區扛不扛得住的問題。
因為，那些經濟排名靠前的省份，早已在醞釀新的玩法了…
有這個擔憂外貿的功夫，倒不如好好研究研究如何提振消費，那才是真的善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