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趙匡胤在陳橋驛被黃袍加身後，他的內心是十分不平靜的。
一方面他覺得愧對後周孤兒寡母——幼主柴宗訓和符太后，對不起周世宗柴榮對他的知遇之恩。一方面，五代以後槍桿子裡出政權的政治現實，也讓他覺得自己的寶座不太穩當。
趙匡胤黃袍加身
後晉大將安重榮有句名言：“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趙匡胤很快就迎來了對他很不服氣的兩位前同事的挑戰。
北宋建隆元年（960年）四月，澤潞節度使李筠發動叛亂，九月，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叛亂，兩次叛亂雖然都被順利平息了，但趙匡胤心裡仍不踏實，他在思考怎麼能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自唐末以來的頑疾痼瘴。
解決這個問題有一個很簡單、很暴力的方式，那就是屠戮功臣，消除隱患，所謂“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漢高祖劉邦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但趙匡胤沒有這麼幹，為人豁達仁義的他，獨樹一幟地選擇了一個巧妙的方式：杯酒釋兵權，以和平的方式解除了開國功臣手中的兵權。
你好我好大家好，曾經的拜把子兄弟、顯德舊臣們各保富貴，紛紛採用自己的方式享受人生去了，如石守信，“專事聚斂，積財鉅萬”；高懷德，娶了趙匡胤守寡的妹妹，成了皇親國戚；張令鐸，把女兒嫁給了趙匡胤的三弟趙光美，成了太祖的親家叔，輩兒都升了一級。
趙匡胤杯酒釋兵權
趙匡胤不但沒有朝自己的老兄弟們下黑手，連被他滅掉的亡國之君們也以禮相待。
著名的南唐後主李煜，兵敗被俘後，被封為違命侯，拜左千牛衛將軍，仍能享受部級待遇，雖不能再參政議政，但還可以繼續從事他喜歡的文學創作，亡國之痛加上對故國的思念，給他帶來更多的靈感，讓他的詩詞更具內涵，更加驚豔，“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問君能有幾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東流。”詞如泉湧，名句紛出，成就了李煜“千古詞帝”的不朽地位。
就連以殘暴荒謬而著稱的南漢皇帝劉鋹，投降後也得到了趙匡胤的厚待，最後竟得善終。
趙匡胤厚道、仁義的作風，迅速讓天下歸心。不久之後他又以碑刻的形式定下來三條家法。
據陸游《避暑漫抄》記載，宋太祖稱帝的第三年，即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敕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
每當宋朝新皇帝登基，祭拜完宗廟祖祠之後，就由一個不識字的太監取得太廟寢殿夾室的鑰匙，進去後點亮蠟燭、焚香，在揭開遮蓋誓碑的絲布後，迅速走下臺階，全程都得弓著身子不得仰視。然後皇帝莊重地走到誓碑前，一拜，跪下默默誦讀誓碑上的碑文，再拜，然後退出夾室。
誓碑上寫的是什麼呢？在當時，除了趙匡胤和北宋歷代當朝之君外，沒有任何人知道。直到靖康之變後，趙家宗廟洞開，外人闖入，誓詞才為世人所知。
原來，這是宋太祖留給後世繼承人的三行家訓：其一，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死，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其二，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其三，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太祖誓碑
宋太祖的誓詞在北宋時期得到了嚴格的執行，就算是大臣盧多遜和丁謂謀圖皇位，也僅僅是被流放了事。
這種作風甚至一直延續到南宋。事實上，兩宋時期，僅有兩位皇帝對大臣開了殺戒，一位是北宋的宋欽宗，即位後誅殺官民皆憤的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等所謂“六賊”；一位是南宋的宋高宗，先後殺了降金媚敵的漢奸張邦昌、宋齊愈，直言敢諫的名士陳東和歐陽澈，阻礙和議大計的抗金名將岳飛、張憲和岳雲。其他的皇帝，鮮有誅殺大臣者。
太祖遺風持續了上百年，到宋仁宗的時候達到了頂峰，仁宗朝的官員們不用擔心說錯了話而掉腦袋，即使當面和皇帝頂嘴也不會受到懲罰。
北宋四大諫官之一的餘靖，平時不修邊幅，可能也不愛洗澡，夏天體味比較大，有一次，為阻止宋仁宗修開寶塔，他據理力爭，爭得面紅耳赤，甚至把唾沫星子都噴到了皇帝的臉上，仁宗不但不生氣，反而一邊拿袖子擦臉，一邊聽餘靖吐槽，回到後宮，才對妃子發了句牢騷，今天“被一臭漢薰殺，噴唾在吾面上。”
鐵面包拯的唾液也曾多次噴到仁宗的“龍顏”上，仁宗往往一笑了之，不以為忤。御史中丞王拱辰為了讓仁宗收回一個人事任命，竟然在朝堂上抓住他的龍袍不放，不收回成命不讓走，宋仁宗不但沒有發怒，反而採納了他的意見。
宋仁宗畫像
宋太祖的作風不僅影響了後代皇帝，也影響了宋代群臣。中樞執政者始終堅持對官員不殺或少殺的原則，甚至在北宋後期乃至南宋激烈的政治鬥爭中，不管是路線之爭抑或是個人恩怨，將對手置於死地的情況都不多見。
慶曆新政時期，主政的范仲淹和富弼曾經因為高郵知軍晁仲約私通盜賊的處置問題發生了意見分歧，富弼主張將之正法，明正典刑，范仲淹認為情有可原，主張刀下留人。宋仁宗聽從了范仲淹的意見，晁仲約逃過一死。
富弼因此對范仲淹意見很大，范仲淹對富弼說了這麼一句話，北宋學者邵伯溫所著《邵氏聞見錄》有記載：“上春秋鼎盛，豈可教之殺人？至手滑，吾輩首領，將不保矣。”
范仲淹的意思是，宋朝開國以來，皇上從不誅殺臣下，這是一個很好的傳統，如果現在慫恿皇上殺人，日後越殺越多，萬一殺得興起，殺習慣了，“手滑”了，說不定哪天就殺到我們頭上了。
所以兩宋時期，官員被殺的少，被流放的多。被砍頭了，就徹底完蛋了，被流放了，就還有東山再起的機會，就還有等待皇帝糾錯乃至重新啟用的機會，況且官員被流放，也還保留著一定的官職和級別，仍然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實踐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負，有的因為頂撞皇帝而遭流放的官員，甚至因此可以獲得巨大的清譽。
如范仲淹就多次被貶，蘇東坡多次被流放，如果兩位大咖因為杵觸皇帝而被殺了頭，今天的我們，不但無法欣賞“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千古名句，也無法吃上美味的東坡肉、東坡豆腐了。著名的南宋權臣秦檜和韓侂冑，雖然睚眥必報，但對很多士大夫的懲罰，也僅僅是將之流放嶺南或海南島而已。
蘇東坡流放圖
宋太祖身體力行的“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的家風，成為兩宋時代的制度保障，使得趙宋這個由武夫開創的王朝，達到了讓後人豔羨的“文治巔峰”，士人的風骨、學問和能力，得到全方位展示。
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說：“國家所以能混一海內，福祚延長，內外無患，由太祖以仁義得之故也。”
北宋名臣范仲淹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一臣下，此盛德之事。”
北宋大儒程頤評論稱：“太祖之有天下，救五代之亂，不戮一人，自古無之，非漢、唐可比，固知趙氏之祀安於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