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財經

作者 | 譚保羅

春節前後，2021年的城市經濟資料出爐，給人一種“洗牌”的感覺。

一線城市的四大金剛之中，北京和上海超過了4萬億，分別為4.03萬億和4.32萬億，成為我國最先晉級“4萬億俱樂部”的城市。廣州和深圳同樣保持了穩步增長，GDP分別達到2.82萬億和3.07萬億。

四座城市經濟體量穩步提升，充分顯示了中國一線城市經濟的韌性。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過去的一年，每一位兢兢業業，同時忍受著城市擴張所帶來巨大通勤成本的工薪族，無不為城市經濟總盤貢獻了微小而不可或缺的份額。

2021年GDP50強城市排行榜｜圖源：國民經略

現在，一種觀點認為，從體量上看，一線城市的傳統格局可能已經過時。

首先，北京和上海晉級“4萬億俱樂部”，明顯拉開同廣州、深圳的差距，可以說獨為一檔。同時，後面的重慶和蘇州也追了上來，其GDP分別達到了2.79萬億和2.27萬億，和廣深的差距並不大。因此，一線城市的陣營未來是否應該加入重慶或蘇州？

然而，一線城市從來都不是一個可量化的概念，它包含的東西遠遠超過了GDP。

不同城市兩種“結構”

城市的GDP資料到底是多少，和工薪族，特別是白領、中產階層的關係並不大，真正關係的巨大的是GDP資料中的服務業（第三產業）狀況。

服務業到底有多重要？它讓你的生活更有品質，因為有更好的生活服務提供給你，一出門就有按摩店、理髮店等。顯然，這些只是對服務業的字面理解。

城市服務業的真正價值在於，它決定中產階層是否可以在這座城市安身立命，年輕的大學畢業生找到合適伴侶、組建家庭和安居樂業的機率。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在很多GDP資料非常可觀，甚至有著晉級一線之勢的大工業城市，年輕白領面臨著嚴重的擇偶難。擇偶難，在一線城市不是很普遍嗎？大家要求高而已。不過，在一些大工業城市，擇偶難則是真的難，不是矯揉造作。因為在於，無論線下撮合，還是透過交友軟體、相親網站等線上方式，可以選擇的“合適約會物件”並不多。

長三角的蘇錫常和廣東東莞、佛山無不是著名的工業強市，我曾和其中某座城市一些非常優秀的年輕人交流，他們就遇到了這個問題。當線下有人介紹物件，那麼對方極有可能在另外一座城市，需要坐著高鐵，穿越半個省去約你；如果自己去網路徵友，更會發現，如果某座工業城市GDP是某座一線城市的1/2，那麼這個地方可供選擇的適齡青年的資料庫規模，可能只有那座一線城市的1/5，甚至更少。

一些外來務工人員會在年後早早來到城市，尋找就業機會

這並不讓人吃驚，造成這種不成比例差距的原因，在於城市的服務業。

在工業城市，社會是一種M型結構，即低收入者（工廠務工的勞動者）和高收入者（工廠老闆、拆遷受益者等）佔據多數，他們是“M”字母的兩個尖端，而中間的中等收入者（寫字樓白領、公務員和工廠管理層）群體則出現塌陷，處在“M”的中段，向下凹陷，數量少得可憐。

當然，也不排除一部分中等收入者希望和高收入者進行婚配，然後實現了財富的階層跨越。但現實情況是，擇偶除了財務因素之外，意趣相投也很重要，所以，並不是所有中等收入者都願意和這裡的高收入者進行婚配。於是，中等收入者必然出現擇偶難。

深圳蓮花山相親角

在一線城市，社會則是一種橄欖型結構，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兩頭小，中等收入者則數量巨大，猶如橄欖球的腹部。這種健康的社會結構，功臣就是發達的服務業，而絕大多數白領的工作崗位都在服務業。

我們看一組2021年部分城市的服務業資料：2021年，廣州的第三產業增加值為20202.89億元，深圳為19299.67億元。蘇州的GDP為2.27萬億，約為廣州（2.82萬億）的80%，深圳（3.07萬億）的74%，但第三產業增加值卻只有11655.8億元，幾乎只有廣州的一半、深圳的六成。

廣東東莞，荔枝大豐收，工人們正在加緊晾曬荔枝幹

這是巨大的“斷崖式”差距，遠比GDP差距大得多。當然，蘇州是非常優秀的城市，可以說是中國工業的“支柱城市”之一，但它畢竟屬於工業城市，和一線城市並不處在一個範疇之內。

服務業有很多種分類，我們以傳統的兩分法來看，它分為消費性服務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前者是指那些直接給個人消費者帶來效用的服務業，生產和消費往往同時、同地發生，比如按摩、餐飲等。生產性服務業則是不像消費者提供直接效用，而是為工業生產提供“配套”的服務業，比如金融、物流、商貿和資訊服務業（包括網際網路）等。

一般來說，產生中等收入者的服務業主要是生產性服務業。但兩種服務業也是互相促進的，只有中等收入者足夠多，那麼才會消費暢旺，消費性服務業才會發展。而消費性服務業發展，又反過來證明城市的工薪族收入殷實，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不錯。因此，服務業作為一個整體資料，衡量一座城市的發展模式和社會群體結構，無疑有極其關鍵的參照價值。

服務業的價值遠遠不止於此，它還關乎到城市社會結構中的公平正義。

資本與勞動的分配問題

2016年，城市經濟領域發生一樁不起眼的大事。當年，我國首次突破1萬億（10089億）大關。其中，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市的個稅收入總和超過4000億元，在全國的佔比竟然達到了40%。要知道，四大一線城市的常住人口不到全國城鎮總人口的10%。高薪來自高階服務業在一線城市的集中。

在國民經濟的統計概念中，所謂高階服務業並不是一個常用概念，只是透過人們的約定俗成，讓它逐漸開始指代某一些對提升城市能級很重要，對其他產業影響很深、很廣，同時也產生高薪崗位較多的服務業。它們也主要集中於生產性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和資訊服務業（包含網際網路）兩大“天王”。

2020年，中國最洋氣的本土投行中金公司高層的總薪酬，約為1.7億元。中金一直都以高薪著稱，也因此引來了不少議論。但和騰訊比，中金還是差點意思。同樣是2020年，騰訊公司13位高層總酬金大約31.64億元，之前的2019年，這一數字約為26億元。

中金特別是騰訊的薪酬，無疑是高階服務業中的“極端現象”。它說明了一個很有現實意義的問題：越是“高階”的服務業，在分配上，越是會對勞動者有利，而後者主要就集中於一線城市。

2019年6月18日，工銀中金美元貨幣市場ETF（交易所交易基金）在香港交易所掛牌上市

在這些行業，資本和勞動者之間並不一定是此消彼長的存量博弈，而是一種基於共贏的新型分配模式。此外，由於股權激勵制度的廣泛存在，資本和勞動者的界限正在變得模糊。騰訊的總裁劉熾平的年收入最高超過了4億元人民幣，而且，他還持有騰訊的股份，雖然不到1%，但在股價的高點，市值達到了330億港元（騰訊在香港上市），摺合人民幣也差不多280億元。

高薪，它最能代表一個社會對勞動者的尊重。錢，畢竟是這個世界上最不會撒謊的一種存在。當然，炫富式超高薪是另外一回事，並不值得提倡，並要堅決打擊。但適當的，足以維護勞動者體面居住、舒適生活和教育子女需要的薪水，的確可以體現勞動者的地位和價值。而且，有足夠的，有著體面薪酬工薪族的存在，也是一個城市保持核心競爭力的最好體現。

在工業城市，顯然是另一種情形。資本在分配中會佔據絕對的優勢，超高收入的工廠廠主（提供的資本是機器和廠房）和拆遷受益者（提供的資本是建設工廠、住宅的土地使用權）是最富裕的階層，他們決定或影響著分配機制，而工廠工人作為勞動者，在分配機制的構建中並沒有什麼影響力。相對而言，在高階服務業集中的一線城市，勞動者在分配上往往有著更大的話語權。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講，一線城市也是對勞動者最友善的城市。

在江蘇省南通市，工人在位於崇川區陳橋船舶配套工業集中區的一家企業內作業

除了以上這種市場化的分配，另一種非市場化的“分配”—公共服務，也是一線城市的獨特優勢。公共服務的底氣來自城市的財力，而一線城市顯然不可能輸。以深圳為例，2021年，深圳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4257.76億元，人均財力位於全國所有城市的頭部，這比蘇州高出一大截，遠遠超過了兩座城市的GDP差距。究其原因，既有稅收體制的因素，也有兩座城市產業結構不同，導致經濟“含稅量”有差異的原因。

基於雄厚的財力，以及財力帶來的對基層管理者的激勵和充裕的公共資源，再加上本就相對高的地方治理水平，一線城市能提供中國第一流的公共服務，越來越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新冠大流行的這兩年，這一點表現得更加明顯。

一線城市遠遠不止於GDP資料，這個名詞本身就是中國中產階層對社會發展的心理期待，投射到城市領域的一種符號，它指向了一種和諧的社會結構，一種讓人滿意的生活品質，一種可以衝破固化並出人頭地的可能性。

對工薪族來說，一線城市無疑最適合奮鬥。當然，這些思考都排除了資產價格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