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冷戰結束後首名在就職時未承諾要改善與俄羅斯關係的美國總統”——一年前，剛走馬上任的拜登因為其對俄態度的“與眾不同”而在國際輿論中掀起了一輪熱議；一年後的今天，拜登政府熱衷於散播“戰爭論調”，在俄烏危機中試圖激化矛盾，華盛頓似乎在對俄強硬的路線上更進一步了。是誰主導了這一切？有外媒分析稱，拜登身邊圍著一批與他在俄羅斯政策上“志同道合”的顧問，有較為人們熟知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也有“出鏡率”不高、但“反俄知名度高”的美國副國務卿紐蘭。當然，美國政府也有負責“滅火”的人，比如熟悉俄羅斯事務的中情局局長伯恩斯。在分析人士看來，“恐俄意識形態”與“現實政治”在拜登政府內共存，此類分工或許是有意為之，但這與健全穩定的美俄關係背道而馳，不太可能具有持續性，甚至有失控的風險。
俄烏危機中，他們“湧向”世界各國
1月底，美國政治新聞網曾描繪華盛頓官員如何“湧向”世界各國以應對俄烏危機的繁忙場景：國務卿布林肯四處奔走、打電話，除了與俄外長拉夫羅夫舉行會晤，還與印度、日本、韓國、科威特、沙特和阿聯酋等國家官員溝通；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及其副手一直在與同行接觸；從國防部長奧斯汀到財政部官員，從中情局長伯恩斯到美國駐歐洲國家大使，很多美國高階官員都參與了在對俄問題上的對外接觸。政治新聞網稱，雙邊和多邊層面的相關接觸已有幾十次，華盛頓的對話國覆蓋範圍凸顯其對俄攻勢的廣度和複雜性。
布林肯。資料圖
年初最忙碌的或許是美國國務院的二號人物、常務副國務卿舍曼。她率領美國代表團參與了1月中旬舉行的三場會談：俄美戰略穩定對話、俄羅斯與北約會談、俄與歐安組織對話。 美國《國會山報》評論說，72歲的舍曼一直是代表民主黨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人選，她被認為是“精明和堅定”的談判者。
美國的外交官四處奔走的同時，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NSC）的兩名顧問頻繁召集前政府官員和智庫學者開線上會議探討俄羅斯問題。政治新聞網披露，這種做法是從去年12月開始的，開會頻率大約每週一次，每次時長為30分鐘至60分鐘。一名與會者透露，NSC俄羅斯和中亞事務高階主管格林以及NSC歐洲事務高階主管斯洛特基本上是在重複政府一直公開發表的內容，會議更像是新聞釋出會，而並非尋求獲取更多建議和觀點。他描述說，當有人建議改變一項政策時，NSC官員通常以“謝謝，下一個”來回應，採取“閃躲”或者“防禦”態度。
從激烈辯論到趨於團結？
圍繞俄烏危機，華盛頓的官方表態、出訪活動令人眼花繚亂，其中“出鏡率”最高的官員當屬布林肯和沙利文。布林肯是拜登最親密的政策顧問，被俄羅斯《莫斯科晚報》視為美國現政府對俄採取更嚴厲政策的堅定支持者。2015年至2017年，布林肯擔任美國常務副國務卿，在當時奧巴馬政府的敘利亞政策以及美國對克里米亞問題的回應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稱，他那時候就以強調民主和人權價值觀著稱，走到哪裡都是這樣。在其國務卿提名確認聽證會上，布林肯聲稱，納瓦利內等俄反對派人士的聲音需要被聽到，“俄羅斯在一系列戰線上構成挑戰也是一個更緊迫的問題”。
在拜登就任美國總統之初，俄羅斯《莫斯科時報》分析說，布林肯和沙利文的過往表態反映出，他們奉行的是既對抗又合作的對俄政策。布林肯認為，普京以零和態度看待俄美關係，他領導下的俄羅斯之所以與西方發生衝突，是因為“當西方民主取得成功時，構成對他在俄建立的制度的最深切控訴”。沙利文則對美俄合作的前景提出質疑，說“認為美俄在當今一些重大問題上能夠以某種方式達成一致的想法最終會以失望告終”。不過布林肯和沙利文都曾表示，美國在不同場合用它的行動向俄羅斯傳遞了錯誤的資訊。
美國政治新聞網稱，在拜登政府執政的前幾個月，沙利文及其副手芬納被認為在俄羅斯問題上沒有布林肯和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紐蘭那麼強硬，在美國政府去年5月決定放棄對“北溪-2”天然氣管道專案運營方及企業負責人實施制裁一事上，就體現了拜登團隊內部對俄立場的分歧：美國國務院支援實施制裁，而沙利文等人不同意此舉。《華盛頓郵報》當時披露說，上任以來，拜登政府有關俄羅斯政策的辯論一直很“激烈”，“各方情緒都很強烈”。
報道認為，沙利文和芬納那時候構成一個強有力的二人組，推動拜登政府在與克里姆林宮打交道時採取一種靈活且經過調整的方式。但有外交政策人士告訴政治新聞網，如今，拜登政府內部在有必要對抗克里姆林宮這一點上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團結。
他們反映出美國對俄政策的“雙重人格”
“美俄關係回暖前景註定渺茫”，擁有一半烏克蘭血統的紐蘭擔任美國副國務卿後，美國《國家利益》雜誌曾發出這樣的感嘆，她可以算是拜登政府中最出名的反俄人士。
紐蘭在小布什政府時期是美國常駐北約代表，在奧巴馬執政時，先擔任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然後於2013年至2017年成為美國對烏克蘭政策的關鍵人物，擔任國務院負責歐洲和歐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正是在擔任這一職務期間，她成為不受俄羅斯歡迎的人而被列入黑名單。《國家利益》稱，紐蘭支援並推動了奧巴馬時代在多個政策戰線上對抗、遏制和威懾莫斯科。
美國能源情報集團網站刊文說，紐蘭曾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董事會成員，這個表面上宣稱促進民主的組織被俄羅斯指責非法資助俄反對派。她還曾於2020年7月在《外交》雜誌上發表題為“壓制普京”的文章，提出如何應對俄羅斯的一系列政策建議，包括建立遏制和威懾俄羅斯“軍事侵略”的全球統一戰線等。美媒稱，其中不少提議在拜登的外交政策團隊中獲得廣泛支援。
去年6月，俄美總統舉行會談，之後兩國的首次重要外互動動是由紐蘭執行的——她在去年10月訪問莫斯科。為了能讓俄取消對紐蘭的入境禁令，美國從制裁名單上移除了部分俄羅斯官方人士。紐蘭當時的行程包括與俄副外長里亞布科夫、俄總統助理烏沙科夫等人舉行會談，但她此行看上去一無所獲，里亞布科夫其間怒稱俄美外交關係可能崩潰即是例證。
紐蘭訪問莫斯科後過了半個多月，中情局局長伯恩斯也去了。有外媒對比說，紐蘭是普京傲慢的批評者，伯恩斯則受到俄外交和國家安全機構的喜愛。後者的行程包括會見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帕特魯舍夫，此人被認為是普京核心圈內最有權勢的情報官員。《紐約時報》形容，伯恩斯“出人意料”的訪問是其目前任職與前美國高階外交官身份的“合併”，他是拜登政府在對俄事務上最有經驗的高階官員之一。
2005年至2008年，伯恩斯擔任美國駐俄羅斯大使，《莫斯科時報》稱，那時候美俄關係正處於特別艱難的時期。21世紀初，原蘇聯加盟共和國喬治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先後發生“顏色革命”，2008年，俄與喬治亞發生戰爭。不過，伯恩斯仍然受到俄官方的尊重。後來，他成為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紐蘭當前的職務）和常務副國務卿。2014年從外交部門退休後，伯恩斯成為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會長。
2019年，伯恩斯在《大西洋月刊》撰文評述道，美俄相處的模式有時暗示歷史是不變的——兩國似乎註定要處於競爭和無休止的猜疑中，“很多時候，我們都不知道對方在說什麼”。
在拜登政府中，伯恩斯被任命為中情局局長，但他其實沒有直接與情報工作打交道的經驗。《紐約時報》稱，白宮一直將伯恩斯當作一個“流動的外交官”。
“美國的俄羅斯政策，一個有關兩名外交官的故事”，美國海軍陸戰隊前情報官員斯科特·裡特2021年11月撰文稱，先後安排紐蘭和伯恩斯訪問莫斯科反映美國對俄政策的“雙重人格”特徵：恐俄意識形態與現實政治相互衝突。文章稱，隨著紐蘭堅定地承擔起管理美俄關係的角色，拜登政府不太可能放棄對抗俄在歐洲及世界各地的影響力。與此同時，伯恩斯的角色更像是一名消防隊員，隨時準備撲滅任何或將燃起熊熊大火的政策餘燼。他認為，這種分工也有可能是有意為之，但這與一種健全穩定的美俄關係背道而馳，而且不太可能持續，反而有失控的風險。
美國的對俄心態變了嗎？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信強15日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在對俄羅斯事務中，美國各級官員起到的作用大小除了與其自身職務有關，也要看他們與總統的關係以及獲得了哪些授權。信強認為，拜登是資深政界人士，對外交事務非常熟悉，在如何處理美俄關係上，他自己心裡也有既定想法，“其他官員可能更多的是提供意見或負責執行”。
信強說，整體而言，拜登政府上臺後的對俄政策更加強硬。中國社科院美國問題專家呂祥則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拜登政府在對俄、對歐問題上基本繼承了奧巴馬時期的政策。相較而言，特朗普希望拉攏俄羅斯，同它達成妥協，而且他也認為北約是一個“過時”的組織。“而拜登更重視跨大西洋關係，為了重新掌控歐洲，他必須採取措施，”呂祥說，“美國政府如今的戰略邏輯就是充分利用並強化烏克蘭危機，阻止歐洲國家同俄羅斯成為經濟夥伴。另外他們也很清楚，美聯儲的無限量化寬鬆政策導致大量美元外流，而俄歐關係緊張帶來的地緣政治動盪能讓美國成為避風港，進而有利於美元迴流。”
俄羅斯“卡內基莫斯科中心”網站曾經刊文說，冷戰結束後，幾乎每一位美國總統都在嘗試制定對俄政策，但一直沒有成功。30年來，美國總統的政策都有不切實際的部分。俄美關係中有兩個方面特別突出：美國不希望看到俄羅斯的現狀，試圖改變其政治制度；克里姆林宮一直在抵制在俄境內和鄰國煽動不穩定的威脅。
在呂祥看來，冷戰結束後，美國對俄“自始至終”都是對抗心態，只是在不同領導人的執政時期會出現一些搖擺，但即便是在特朗普時期，也沒有改變美俄在一些重大利益上出現衝突的狀況。而美國政府之所以偶爾產生搖擺心態，是因為美國在世界上合作最緊密的大國就是中國和俄羅斯，“想要遏制其中一個，就需要與另一個擁有相對緩和的關係，但實際操作這種邏輯時並不容易”。
（來源：環球時報 駐美國特約記者 李準 環球時報記者 李萌 倪浩 陳欣 柳玉鵬 丁雨晴）
【實習編輯：汪宇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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