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社會，家庭成員在家中藏私房錢的現象，其實是尤為普遍的，而在這當中所涉及到的，除了家庭政治以外，還包括情感邏輯，以及權利邏輯之間的微妙關係等等。
在情感邏輯上，夫妻雙方都希望能獲得彼此之間的絕對信任，以及在感情上的和睦，而在權利邏輯上，家庭成員所追求的則是，個體對家庭財物的掌握程度，以及在這段關係中，能夠擁有的自主、自由的程度。
但在中國古代，家庭財物通常被稱為家產、祖產等，旨從父系單系傳承下來的一種繼承性質的財富，且那時的人們，對於這種家庭同居財產的使用，也有著“一錢尺帛，不入私房”的說法。
然而，因為一座明代羅漢首木雕的出現，讓人們對於中國古代男子在家庭中地位，以及曾經的“私房錢”文化，都有了顛覆性的認識。
流落在外的明代木雕
2016年10月11日，澳大利亞慕世閣拍賣行的亞洲藝術主管雷·特里加斯基斯，正在對一尊羅漢首（達到涅槃境界的修行者）的木質雕像，進行著拍賣會開始前最後的常規儀器檢查。
但當主管看到，木雕在掃描器器上所顯示出來的畫面時，卻突然不由自主得激動了起來。
主管發現，這尊羅漢首木雕的頭部位置其實是空心的，且其中似乎還藏有著什麼東西。
經過一系列的專業處理，主管和工作人員終於從木雕當中取出了一張，皺皺巴巴的紙，再開啟仔細一看，發現這竟然是一張，有著600多年曆史的中國明代鈔票，也就是中國最早的印刷貨幣之一。
在場的所有人都驚呆了，隨即主管連忙帶人翻閱並詢問著相關文獻，以便能儘快確定下來這張紙幣的價值。
對於明代紙幣的形制，《明太祖實錄》中曾有記載，其紙幣的材料為桑穰，質地為青色，周邊紋樣為龍紋，紙幣上方的橫題端正中書“大明通行寶鈔”6個字，且紙幣中心的位置還印有“洪武三年”，以及3個官方紅印，和代表紙幣面值的錢貫串圖案等。
據記載，其紙幣的錢貫圖案的下方，通常印有一段楷書文字，即“偽造者斬，告捕者賞銀貳佰伍十兩，仍給犯人財產”等，而縱觀這些特徵，都與羅漢首木雕中所發現的紙幣樣式，如出一轍。
“這是我們第一次在木製的佛教雕塑中發現古代鈔票。”主管激動得說道，“當看到這張紙時我們都很驚訝，在我們翻譯過紙上的文字，然後明白了它的價值後，我們也是特別的激動！”
據拍賣行的專家們分析，這個羅漢首木雕應該是被放置在家族祠堂，或是佛教寺廟中用來供奉的雕像，且被發現的明代紙幣，應該是在木雕被製作出來的40-50年後，才放入其中的。
這座木雕的提供者，斯塔爾先生（Raphy Star）也在隨後表示，這座木雕曾是他在1990年英國倫敦旅行時，從一位古董商人手中買下的，在這之前，他也不知道木雕中紙幣的存在。
也就是說，這筆由明朝男子藏在木雕內的私房錢，在歷時六百年的歲月，以及兩位收藏家的轉手厚，都沒有被發現。
斯塔爾先生是一位來自澳大利亞墨爾本的，私人亞洲藝術品收藏家，他曾在環球旅行的35年間收集了許多珍貴的東方藝術品。
隨後，斯塔爾先生將木雕與紙幣作為了一個整體，在2016年12月，澳大利亞悉尼舉行的Raphy Star亞洲藝術收藏拍賣會上，對木雕進行了拍賣，其標註的價格則是48,032 澳元（約218,685人民幣）。
在各界媒體爭相報道之下，人們也逐漸瞭解到，這個木雕大約是在八國聯軍侵華時，流失在海外的中國文物。
據亞洲藝術品專家關先生表示：“僧人或喇嘛有時會將經卷、舍利、穀物、香料，或是裝飾用的寶石，放入佛教的鎏金青銅雕塑之中，但很明顯，這個並不適用於我們這次的發現。”
並且，在這張明代紙幣上印有的“壹貫”的字樣，也就是價值1000個銅板或1兩白銀，是當時面值最高的紙幣，因此專家們猜測，將紙幣放進木雕中的人，很有可能是一位宗室貴族。
如此，人們也不禁開始懷疑和分析起來，難道這張藏在羅漢木雕中的，擁有著600多年的歷史的明代紙幣，曾是古代人家藏起來的私房錢嗎？
大明通行寶鈔
如若想要了解，為什麼這張紙幣會被藏入木雕之中，以及為什麼這張紙幣的收藏價值如此之高，那就勢必先要來了解何為“大明通行寶鈔”。
1374年，明太祖朱元璋為了解決市面上銅源緊張，所帶來的銅錢供應困難，以及國家財政貨幣儲備量較少等問題，設立了寶鈔提舉司，並頒佈了立鈔法，開始發行紙幣，也就是“大明通行寶鈔”。
大明通行寶鈔一共分為6個面值，即一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且在寶鈔中間的部位，都印有相對應的錢貫串圖案，而寶鈔上面的文字，則是採用篆書與楷書2種文體撰寫。
對於寶鈔在市場當中所採用的發放形式，明朝政府提出了2種方法，即固定性財政支出和臨時性財政支出，且需全面禁止市面上的金銀貨幣交易，民眾只能透過政府來交易金銀和寶鈔。
在固定性財政支出中主要包括，俸祿支出、鹽戶工本、軍兵月鹽3個大類，這也是明朝政府支出寶鈔的常規方式，且除了常規性的財政支鈔以外，大部分的大明寶鈔還是以臨時性財政支出的方式流入市場的。
在臨時性財政支出當中，則主要包括，賞賜、賑濟、政府物資採購、軍事所需購買，以及糧草馬匹等物資的配置等等，且臨時性財政支出的名目普遍較為繁雜，且數量龐大。
在寶鈔逐漸流通以後，為了鼓勵民間對於寶鈔的使用，政府進而頒佈規定，即如繼續使用金銀來交易貨物者，則需罰鈔千貫，而如果在朝官員貪汙、受銀一兩，則需要罰鈔萬貫，
另外，對於寶鈔的幣值問題，在寶鈔剛剛發行時的1374年，一貫寶鈔可換得米一石，在隨後的1425年，則為五十貫寶鈔可換得米一石，而到了1444年，其米價則上漲到了需要寶鈔一百貫，才可換得米一石。
消失的明代紙幣
明代時期的紙幣其實有4個特點，即強制民間使用、全國通行、紙幣銅錢兼用，以及以舊換新的紙幣收兌方法。
然而，隨著寶鈔的發行與其支出數量的逐漸增多，其紙幣的價值也就不可避免的，開始逐漸衰減，在1394年，寶鈔的幣值曾一度貶為，鈔一貫換銅錢一百六十文，也就是最初寶鈔發行時價值的六分之一。
明太祖為了維護寶鈔的價值，也為了改善因過量流通的紙幣，而迅速上漲的物價，隨即便頒佈了銅錢禁令，即不準人民再使用銅錢交易。
但因為民間私下裡，仍然採取著金銀交易的方式，導致其所頒佈的銅錢禁令收效甚微，所以明太祖便更進一步，向民眾重申了金銀禁令，然而，卻依舊沒有改變寶鈔持續的貶值。
1397年，迫於無奈，朝廷將寶鈔的幣值更定為鈔三貫五百文值米一石，這使得市場上至此出現了“物重鈔輕”的現象，以及嚴重的通貨膨脹。
隨後，朝廷也曾嘗試採用，如提高財政稅收回籠寶鈔，以及放寬禁令等方法，想要來挽救寶鈔的貶值趨勢，但最終都以失敗告終。
直至最後，因朝廷所頒佈的，多項自相矛盾的政策，使得寶鈔“愈更愈亂，愈禁愈疑”，且自1488年開始，寶鈔就已經在市場交易中變得毫無意義。
到了明朝中葉後期，曾經輝煌一時的“大明通行寶鈔”，便在無人使用了。
而對於羅漢首木雕中，藏有“大明通行寶鈔”的原因，人們猜測應該有2點，即明代時期嚴苛的監察制度，以及中國古代的皇族宗室藏匿“私房錢”的傳統。
明代的監察制度
相比元朝時期，明朝時期的監察制度要更為嚴密和成熟一些，其不僅將御史臺改為了都察院，還設六科給事中，方便對六部進行監察。
為了保障社會的穩定性，也為了更好地維護君主的專制，明代時期的監察和管理制度，主要涉及到以下的3個方面。
其一，是對吏治貪汙腐敗的整頓。
因元末時期，吏治監察制度萎靡，導致官吏貪汙腐敗現象盛行，其社會民族之間逐漸出現階級矛盾，最終使得元朝傾覆，因此，在明代初期，儘快建立新的政權，加強對吏治貪汙的整頓，是監察的首要任務。
其二，是對權利執行的保障。
隨著其經濟的不斷髮展，國家相對應的職務、官吏也都在不斷的增多，為了保障、依賴，並限制文武百官的權力與職能，則就需要建立起一個，縝密的監察網路，來保障相關權力的執行。
其三，是對君主專制權利的加強。
為了更好的維護執政者的權力，明太祖朱元璋在即位後，便廢除了丞相制度，解除了歷代君權和相權之間的制衡和矛盾，同時也為監察制度的建立和發展，掃清了障礙。
中國的封建專制統治，在明朝時期達到了頂峰，從中央到地方，都設定了完備的監察機構，即中央監察機構（都察院、六科給事中、通政使司），以及地方監察機構（提刑按察使司、巡按御史、督撫）。
就其監察的力度與效果來講，在明朝前期，還是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的。
在明朝前期，因為監察力度較大，其對於貪官汙吏的懲罰制度也是極為嚴苛的，從中央到地方，每個大大小小的職位和關卡，都在嚴格監管並抑制著貪汙之風。
如官員貪汙的銀兩在60兩以上，則會被直接判處死刑，且彼時的朝廷，是支援並鼓勵官員們，對皇族宗室們的貪汙行為進行密奏的。
明太祖朱元璋因出身寒微，所以更加能明白公正廉潔四個字，對於當官者的重要性。
其在執政期間還頒佈了《大明律》作為明朝的基本法律，在《大明律》當中，則規定了許多有關貪官汙吏的懲治條例。
另外，在官吏的選拔上，就明朝前期來講，還是極為嚴苛的。
其主要是透過舉薦、學校選拔，以及科舉3種方式來選拔人才，且首先要考量的，便是候選者的德行，且明代朝堂中還設有國子監，即官員整體素質的培養之地。
然而，到了明朝後期，因社會風氣萎靡，人們大多貪圖享樂，崇尚奢侈和金錢，不再重視儒家教育思想，官場上賄賂貪汙之風盛行，內閣大員則更是帶頭收斂財物，侵吞公款等。
《大誥》因其“刑罰殘酷”，而在明朝中後期時被廢除，官員們也逐漸不再遵守《大明律》中的條例，皇帝昏庸，宦官當道，朝廷黨派林立，官僚之間相互勾結，致使統治者權力外洩，監察機制衰落，最終導致了明代的滅亡。
明代皇帝的“私房錢”
其實，就對於藏匿私房錢這件事來講，並不是古代的官員們或是百姓們之間所獨有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中國古代不管是其朝代的土地財產，還是宗室人臣，本質上都以形成了一體化，皆在執政者之手。
作為萬人之上的君王們，本不該再有，類似日常開銷不夠，需要“偷藏私房錢”等類似的問題。
然而，事實卻是，在清朝以前，大多數在位執政的皇帝都有著屬於自己的“小金庫”，且就錢財的數量上來講，有的甚至比外朝的國庫還要多。
如若究其原因，那便就要追溯到中國古代，國家財政系統的一個傳統，即皇室與國家，2個財政系統是分開的。
且因為君王的一體化統治，所以也就不免會出現，有的君王偷偷竊取國庫的錢財，並放到他自己的小金庫當中。
除了君王，還有宗室，中國古代的皇族宗室是一個不僅龐大，且必須要保證其利益的集體。
就明代皇室來講，在明代初期，其皇族宗室的總人口只有幾十個人，其祿米（古代用作俸祿的粟米）的數量則為1年萬石左右，總體看起來也還算合理。
但隨著朝代更替，到了萬曆時期，其皇室人口就已然達到了20萬人，而這時的祿米數量，如嘉靖時期，仍然需要達到1年853萬石左右。
在明代中後期，因貪汙之風盛行，其監察的制度與權力也已然淪為了黨派爭鬥的工具。
再加上高額的祿米數量，其所造成的影響便是，軍餉無法發放、災民無法救濟、以及農民稅收增加等等，一系列嚴重的國家財政安全問題，以及社會惡性迴圈的發展，便由此產生。
1644年，崇禎皇帝朱由檢，曾在李自成帶百萬大軍攻陷平陽並逼近北京時，拒絕拿出自己的私房錢來填補國庫以充軍餉，從而好調回駐守在關外的吳三桂來入關勤王。
據悉在當時，如若想要調關外的吳三桂入京，在其軍餉方面，則需要花費大約100萬兩銀子，而彼時的國庫賬面上只剩下不到40萬兩銀子。
因此，朝臣們便反覆懇請崇禎皇帝，希望能從他皇銀內帑中拿出一部分來填補軍餉，以保衛自己的國家。
然而，崇禎皇帝直到最後也不願意拿出自己的私房錢，並無奈地對朝臣們表示：“內帑業已用盡。”
據《甲申紀事》記載，李自成在攻佔北京後，曾在崇禎皇帝的宮內，搜出“銀尚存 3000 多萬兩，金150萬兩”，令人唏噓不已。
到了清代時期，基於明代的教訓，國家成立了內務府，將“皇室財政”充了公，與掌管“國家財政”的戶部做了徹底的區分，並各自獨立管理，欲從側面吸收消化皇族宗室的財政。
但事實上，除宗室外，如若皇帝確實需要，則還是可以從戶部支取銀兩用作日常開銷，但通常，大部分清代的皇帝為了保證其勤儉仁君的形象，是不會主動向戶部提出支取銀兩的要求。
總而言之，如若仔細瞭解過各個朝代，皇族宗室們藏匿“私房錢”的歷史，也就不會對如今，羅漢木雕中所夾藏著的明代紙幣，而感到好奇和不解了。
歷史變遷下的風霜蝕刻
這世間所發生的許多事情，其實很多時候都並非偶然，被意外發現的明代紙幣，其跨越了600多年曆史風霜所給人們帶來的，其實也是曾經所逝去的時代的縮影。
人們從這張“大明通行寶鈔”上，看到了其自身曾經歷過的的輝煌與落寞，也看到了其身處時代的變遷與文化的傳承，以史為鑑，可知興替，進而可，明是非，了得失，最終才能砥礪前行，更好的走向未來。
參考文獻：
[1]亦明.中國古代的皇帝如何攢“私房錢”[J].決策探索(下半月),2011(11):74-75.
[2]周潔瑩. 論明朝監察制度及其當代啟示[D].廣西師範大學,2020.DOI:10.27036/d.cnki.ggxsu.2020.000144.
[3]賴宋存. 大明寶鈔與明代財政研究[D].江西師範大學,2019.DOI:10.27178/d.cnki.gjxsu.2019.000246.
[4]邢朝國.婚姻穩定、家庭經濟控制與私房錢--一項家庭隱性財產的人類學研究[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39(02):99-110.
[5] CNN STYLE. Historic banknote found inside ancient Chinese sculpture[EB/OL]. 12/12/2016[22/01/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