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凹 北京作協散文委員會主任
李培禹出生在20世紀50年代，正逢抒情的時代。時代的濡染，讓李培禹自然而然地經歷了一個“讀詩·品詩·寫詩”的詩歌之旅。於是，對詩歌的親和，成為他的一種生活方式，並化為他的精神細胞。率然吟詠成為他的生命常態，他甘願成為生活的歌手和時代的歌手。
德國哲學家齊美爾說：“生命並非完全是社會性的。”弗洛伊德也把人的心靈劃為意識與潛意識。他們都強調“非社會性”的東西，主張逃離“理性”“良知”和“社會責任”。現代主義詩人艾略特則把他們的主張變成詩論，特別宣稱：“詩不是表現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他所說的“逃避感情”，不僅指現實感情，當然也包括社會感情，因而整體地內趨，把表達私人話語凌駕於公共話語之上。進入新的世紀，中國詩壇在對現代主義的追逐中，很多詩人以“逃避”為上，以書寫“私人話語”為宗，詩作極端個人化。然而李培禹卻絕不聞風而動，他堅信，“民歌是詩歌之母”，客觀性、現實性、時代性、人民性和社會性是詩歌的基點和本源，也是詩歌創作的大道通途。
因而他在物象（河山和星辰）、世象（人群和社會）、心象（感情和感悟）這三個維度上覓詩。這就使他的詩歌創作，取材廣泛，形式多樣，情思紛繁，好像無處不詩、無時不詩——他率性擷取，神采飛揚，快樂地歌唱。一切都承繼著《詩經》的傳統，大地、人文和心靈交匯融合，高奏“復調”，盡情地賦比興、風雅頌。這樣的風格，在他的詩集《失去》（百花文藝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中得以充分體現。
譬如《和長城握手》，“風中我站在金山嶺的垛口/思想感情的波濤在放縱奔流/長城啊，此時我撫著你每一塊岩石/知道嗎？我是在和你緊緊握手//用不著山谷錄下豪邁的誓言/握手，十指連著心頭/心中既已燃起振興中華的烈焰/攀登吧，我所有無愧於長城的朋友”。可以看出，在詩人筆下，長城既是物也是人，既是歷史也是時代，既是客觀存在也是主觀情感，有著“複合”的品質。所以，當有人說，李培禹的詩有些直白和清淺，我不禁搖頭，認為這正是他在深處思考之後，釐清了人情事理，獲得了明晰的認知，便自信地進行深入淺出的表達。一如結晶的過程，中間之物往往混沌一團，貌似深奧與神秘，到了最後反而晶瑩剔透。換言之，這是他自主性的追求，反撥著現代主義的所謂孤冷與玄奧。他寫入世之詩，照拂人間情感，觀照現實人生。
他的寫作取向，註定了他的詩思與山河同在、與時代同脈、與生活同軌、與人生同感。這就不難理解，他當年小小年紀，就勇於與賀敬之、臧克家那樣詩歌大家唱和，寫出《雷鋒和我們同在》的長歌；也不難理解，遍染風塵之後，他還保有一顆湖水一般清澈的童心，在滄桑處抒純美之情。
譬如《賽里木湖的波光》，“賽里木湖的波光/在哈薩克小夥的心中盪漾/他們世代彈著冬不拉/湖水便像聖泉一樣清涼……/賽里木湖的波光/把錫伯族獵手的眼睛擦亮/他們封存了騎射的弓箭/家鄉更有了滿坡滿嶺的牛羊……/今天，賽里木湖美麗的波光/讓我這個遠方詩人的心兒滾燙/她一定接納了我笨拙的詩句/不信你看，湖水正湧起一層層波浪”。
從哈薩克小夥到錫伯族獵手，最後到“我”，從遠方到身邊，一路清澈，情感就有了普遍性。這樣的意象，正是人間性所在，像陽光普照，豁然地有了明媚的力量。這正暗合了浪漫主義的底色，其核心詞是：己心嫵媚，則世間嫵媚。
李培禹的詩集名為《失去》，讀罷掩卷，卻內心盈滿，有始終“得到”的感覺。他忘情地做著時代的歌者、生活的歌者，一路吟唱，大在小處、詩在凡處，讓人心中激盪起感恩之情，由衷地感嘆：有詩的日子真好，有詩的日子很年輕！
《光明日報》（ 2021年11月24日14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