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骨精一命嗚呼，白狐精命喪耙下，而白鹿精承擔的責任不過是壽星一句叱喝：“孽畜！快現本象，饒你死罪！”最後還是重操舊業，馱著壽星迴仙界了。這是典型的同案不同判。在小說的語境裡，這是兩個不同的故事；在法律人的眼裡，這卻是兩個同類的案件。同樣的案件，卻有不同的結果。
唐僧本是金蟬子化身，十世修行的原體。吃上一塊唐僧肉，可得長生不死，所以唐僧西去途中，各色妖魔鬼怪，想盡一切辦法要吃唐僧肉。可是，吃唐僧肉是一件重大的刑事犯罪，那些想吃唐僧肉的各路妖怪，主觀上有殺人的故意，客觀上實施了各種謀殺的手段，侵犯了唐僧的生命權，而且不僅要殺其人，還要啖其肉，可謂手段極其殘忍，影響極其惡劣，毫無疑問構成了故意殺人罪——未遂。
不過，這些同樣構成故意殺人罪的犯罪分子，所受的刑罰卻不一樣。舉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三打白骨精的故事。白骨精乃藏於深山的一堆骷髏，號曰白骨夫人，其貪圖唐僧肉能助其長生不老的功效，故弄伎倆，分三次幻化為一家三口，接近唐僧圖謀不軌，三次均被孫悟空識破，手起棒落，白骨夫人立斃杖下。
第二個例子是比丘國救小兒的故事。南極老人星（壽星）的坐騎白鹿趁著主人和華東帝君下棋之際，溜走下凡至比丘國，將一隻白狐幻化而成的美人獻於比丘國國王，成為比丘國的國丈。那比丘國國王沉迷白狐美色，以至於身虧體虛，幾近失魄。白鹿精乃謊稱尋得長壽神方，須得一千一百一十個小兒的心肝作為藥引。適得唐僧師徒經過，乃援手救出小兒們。豈料，白鹿精認出唐僧是十世修行的真體，忽悠比丘國國王以唐僧之心肝為藥引，被孫悟空識破，乃追到其洞府，正當要結果了這妖怪性命之時，壽星出手把妖怪護住，央求“饒他命罷”。而一道為禍比丘國的白狐精，卻被豬八戒一耙打死。
在小說的語境裡，這是兩個不同的故事；在法律人的眼裡，這卻是兩個同類的案件。同樣的案件，卻有不同的結果。白骨精一命嗚呼，白狐精命喪耙下，而白鹿精承擔的責任不過是壽星一句叱喝：“孽畜！快現本象，饒你死罪！”最後還是重操舊業，馱著壽星迴仙界了。這是典型的同案不同判。
對於《西遊記》中的同案不同判現象，我們當然可以說，是因為古代法律對人的不平等對待。《禮記·曲禮》雲：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周禮》載：以八辟麗邦法。我國古代法律，對不同階層的人區別對待，對於親、故、賢、能、功、貴、勤、賓等階層有犯罪減少刑罰的規定，這就造成了不同的人犯同樣的罪行，會出現不同的刑罰。白鹿精是南極老人星的坐騎，屬於特權階層，與荒野白骨、孤山野狐自然不能同日而語，同案不同判由此生焉。
同案不同判的原因不僅僅是法律主體的不平等。人類的歷史早就完成了“從身份到契約”的轉變。現代司法的圖騰正義女神朱斯提提亞一手執利劍，一手擎天平，雙眼蒙布的形象就隱喻了正義不管當事人的身份地位，天平衡是非，利劍斬奸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經成為了現代法治社會的基本準則。不過，在法律確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之後，同案不同判的現象並沒有完全消失，它依然是困擾現代司法的一個重要問題。
何以如此？客觀上，當一個司法領域足夠廣袤，各地的社會發展狀況、經濟發展水平、風俗人情習慣等不均衡時，就會導致對同一個事實給予不同的評價。簡單的例子是盜竊罪，盜竊同樣數額的財產這一事實，如果同時發生在經濟落後的地區和經濟發達的地區，不但對罪輕與罪重會得出不同的結論，甚至有罪與非罪也會結論迥異。這種情況的同案不同判是合理的，我們只能透過經濟社會的城鄉、區域統籌發展來逐漸弱化乃至消弭之，如果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同的區域間一刀切地採取一個標準，機械地追求同案同判，反而可能會帶來實質的不公平。
主觀上——同一個區域、同一時間發生的同樣案件，得到不同的判決結論，往往是主觀原因造成的。這些主觀原因既包括辦案人員的法律素養和職業倫理，也包括有無同一的裁判尺度。首先，如果辦案人員的法律素養不適應法律的快速發展，或者不恪守職業倫理徇私舞弊，同案不同判的情況就會比較嚴重。對此，正在進行的司法體制改革出臺諸多舉措，比如法官、檢察官的員額制、“三個規定”報告制度等，可以有效地遏制這種情形的同案不同判。其次，司法是一種價值判斷，不同的人對法律規定存在不同的理解，如果裁判尺度不統一，也會造成同案不同判的情況。對這個問題的解決，當然需要上級法院、檢察院強化對下級法院、檢察院的業務指導，統一上下級之間的尺度，每一級法院、檢察院也應當透過法官專業會議、檢察官專業會議統一本院對同一法律的理解和適用。
同樣想吃唐僧肉的白鹿精和白骨精、白狐精得到了不同的刑罰，這讓今天閱讀《西遊記》的讀者會普遍地感到不公平。所以，除了客觀上不得不對某些同樣的情況在不同區域內進行不同的處理外，對同一個區域、同一時間發生的同樣的案件，應該有一個同樣的結論，因為同樣情況同樣處理，這是公平的本質要求，也是看得見的正義。
來源：檢察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