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愛凌今天（2月15日）沒能拿到她在本屆冬奧會的第二枚金牌。對其海量粉絲來說，些許有點遺憾。不過相比這個年輕女孩對中國體育商業化程序的推動作用，第二枚奧運金牌的價值簡直可以忽略——當然，銀牌已經很好了。
為什麼谷愛凌有如此的商業價值呢？
源頭還要說到，中國體育系統的結構性建設上。
就像大家知道的，新中國一直需要應對紛繁複雜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運動員在國際競技體育比賽中獲得突出成績的意義，要遠大於比賽本身。但在體育系統構造之初，中國人由於飲食養育習慣以及醫療衛生條件等方面的限制，從整體來講，全民身體素質和西方人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這個差距如果投射到競技體育比賽上，就更明顯了。
那麼在此前提下，有什麼辦法能讓新中國運動員在短時間裡就可以透過努力獲得比較好的比賽成績呢？第一代體育系統構造者起了個飛智。他們建造了一套不同於以前的體育參與人員的管理系統。
競技體育按運動員養成的流程分，可以有兩類。一類可以叫“苦孩子”運動。這就是指某些競技專案，訓練內容枯燥、參與者養成過程非常辛苦，同時觀賞性卻比較低。之所以把這類運動專案稱為“苦孩子”專案，是因為這些專案的運動員中很多來自社會基層，甚至是貧苦階層，他們希望透過獲得出色的運動成績來獲取獎金、獎勵，甚至未來的就業機會，改變自身甚至家族的生活狀況。
另一類運動，我們可以叫它“真好玩”型別。這類運動，訓練過程雖然也很艱苦，但人們參與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它好玩，甚至令人痴迷。它們的觀賞性很強。也正是由於強觀賞性的原因，運動員除了在比賽中獲勝獲得獎金，還可以透過體育的商業外沿獲取收入。
在沒有系統強制力的情況下，由於“真好玩”類專案的參與者會獲得更大的身心愉悅，具有更強的廣譜性，商業市場所促成的商業利益也更大，所以參與者非常廣泛。而“苦孩子”專案，參與者則比較少。也正是因此，當時的體育強國普遍在“真好玩”專案上水平更高，在“苦孩子”專案上要差一些。
而第一代體育管理者們的飛智就是在和國際水平差距比較小的“苦孩子”專案上更下功夫。運動員養成方式統一採用了“苦孩子”系統——當然，當時中國是沒有商業體育市場的，所以也沒有其他的運動員養成方式——這就是後來所說的“舉國體制”。這種系統管理方式一直到現在也是絕對的主流。
中國競技體育國際比賽成績，從上世紀50年代到現在可以用突飛猛進來形容，特別是1990年代後，這種勢頭更加明顯。
造成這種變化大概有三個原因，一個是中國人體質普遍增強，另一個是由於國力增強，有關部門可以拿出更多資源和激勵為“苦孩子”們設立更有吸引力的KPI。除此之外，還有第三點，1980到1990年代的東歐俄羅斯劇變。原本和中國採取同樣運動員養成方式的前蘇聯和東歐國家解體，在“苦孩子”專案上，中國少了一大批競爭者。
如果細數中國軍團在奧運會上奪得的金牌就可以發現，它們絕大多數來自於我們所說的“苦孩子”專案，而在商業化程度比較強的“真好玩”專案上，我們有進步，但遠不如“苦孩子”專案明顯。更有如中國男足這種“真好玩”專案，幾十年來，相對水平似乎是在退步的。
話說回來，在這幾十年中，中國的體育系統管理方式變化不大，但外部世界變化可大了。
首先，國家之間的競爭不再是體育競技成績的主要目的。更重要的，中國的社會狀態發生了巨大改變，競技體育除了滿足原先的需求，更成為一種實現商業利益的方式。中國的體育管理部門也在為適應這種變化，並試圖做出更恰當的改變。
從幾代體育明星的變化，人們可以看到中國體育商業社會的變化以及體育管理部門為之做出的管理方式調整，抑或是它們互相起到了推動作用。
第一代體育明星，他們基本上“苦孩子”方式在“苦孩子”專案中培養出來的佼佼者。其中傑出的代表是第一代世界冠軍的中國女排，她們雖然獲得超級現象級的社會反響，但總體上看商業轉化率並不高。
老女排成員大多數退役後加入管理者行列，而不是一個體育明星——只有郎平似乎是個例外。
當然，這裡最另類也是最傑出的應該算體操運動員李寧。一個人在運動員時期、體育明星時期以及後來的從商階段都如此成功、高潮不斷的，不只是中國，在全世界大概也難挑出幾個。
第二代體育明星，更恰當的說，應該是1.5代體育明星，實際上也發源於苦孩子養成方式，而又在運動員生涯的高峰時期趕上了中國體育管理方式的變革。相比第一代體育明星，這些人的商業價值得到了比較充分的挖掘。他們的外在變現也相對更加出色，比如語言表達機智有趣、注重外在修飾，顯得比第一代明星更聰明，整體上看也更有個性。
這種差距並不是前後兩代人智力上的差異造成的，而是因為第一代明星的養成環境過於封閉，較少接觸外部世界，而且也沒有為其工作的經紀和智囊團隊對他們進行支援。
二代明星代表有姚明（不包括他最近的新年祝福影片裡連鬍子都沒刮這個事）、劉翔以及女子網球的李娜。比較一下可以發現，二代體育明星所從事的專案，大多數已經從“苦孩子”專案變成了“真好玩”專案。
不過事情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在二代體育明星推出後，也就是2010年到2020年這個階段，體育管理制度的改革出現了一些迷茫。這種迷茫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苦孩子專案繼續奪得超級好成績；另一個是，有關部門嘗試市場化的確造就了一批體育明星，但在國際比賽，特別是奧運會上金牌收穫和想象中存在相當差距。
畢竟與體育有關的管理部門在整個大系統中算是成本中心（其實所有政府部門都是成本中心，而體育的有關部門又是成本中的戰鬥機，類似於企業中的品牌那部分），他們的工作KPI更多依賴於中國運動員國際比賽的成績。
所以在“真好玩”專案，以及用新的運動員養成管理方式的嘗試不能得到預期成績時就會出現迷茫——這種迷茫就是，是不是繼續朝這個方向走？
而中國男足的失敗和中國女足相對成功就是“苦孩子”流程可能更好的最大實證。
好在有了谷愛凌，這個嶄新的女孩具備了一個高商業價值的一切要素，漂亮、陽光、有很強的表現欲，具備若干吸睛的話題感。
更重要的，她完全不依賴於“苦孩子”機制，而是那種中產階級家庭根據興趣偏好培養出來的，至少於我們是一種引導，一種透過“歸化”和媒體傳播塑造的新一代理想。谷愛凌乃至這屆冬奧會上的多個年輕選手的故事可以證明，“真好玩”體系在中國也是可以培養出傑出運動員的，是可以在歐美強勢專案上取得突破的。
谷愛凌成為現象級人物是件好事，起碼對中國體育商業和運動員養成體系的合理化變革是件好事。畢竟體育的真正意義不在於在奧運會上拿到多少枚金牌，而是讓人們更快樂地參與其中。
體育就是快樂生活的一部分。
延展閱讀：
宣告：文中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不代表懶熊體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