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中，看起來不論風吹雨打，跟在美國後面“不離不棄”、關係最鐵的就是小兄弟英國了。除了這兩個國家正宗一脈相承的奧格魯撒克遜兄弟（父子）情以外，其實還有一個更現實的深層次原因。
那就是美元世界體系的形成離不開英國倫敦，倫敦金融城中心是美元實現全球化霸權的中轉站。英國脫歐和不加入歐元體系，並不是捨不得英鎊，根本上是為了美元。
19世紀後期，英國開始衰落時，唯一留下的、在全球最有影響力的政治遺產就是金本位時代建立起來的全球金融中心-倫敦了。從20世紀50年代起，倫敦金融城隨著美國霸權地位的形成，逐漸有了新的角色-全球美元離岸融資的主要樞紐。
我們一般說，二戰後的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了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但當時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的政策導向還趨於保守，在保證全球美元流通供應的同時，還要將貨幣帶來的不穩定性降到最低。因此美國的銀行在從事全球美元的跨國業務時，當時也有很多管制措施。
倫敦金融城則抓住了機會。英國政府為了刺激戰後經濟復甦，大大放鬆了針對美元的限制性流動。很多東歐國家當時為了保護自己的出口收入不受美國財政部的干預，都在倫敦金融城開立賬戶，倫敦逐漸成為不受監管的美元存貸和流通中心。
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的全球性價值其實是受到抑制的，這也是美元與黃金掛鉤壓力越來越大的一個原因。而美元正式與黃金脫鉤後，佈雷頓森林體系崩塌，中東國家石油收入劇增，離岸資金如滔滔江水一般湧入倫敦的各大銀行美元賬戶。隨後，撒切爾政府推出了“金融大爆炸”政策，進一步解除銀行監管，根據《巴塞爾協議》的“適用母國法規”原則，跨國銀行只要滿足倫敦當地的監管要求，而不必遵守其本國的監管規定。世界各國銀行因此都把倫敦作為其美元交易中心。
布萊爾時代的新工黨政府將金融城的監管體系再次簡化，實行“寬鬆且有限”的監管原則。即使在次級抵押貸款氾濫成災時，美國投資銀行的槓桿率也就在20比1的水平，而倫敦各大歐洲投資銀行的平均槓桿率達到了40比1的水平。這也是後來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反噬力之強的基礎原因。
因此，在次貸危機和歐洲主權危機爆發前，倫敦是當之無愧的全球美元交易中心，而不是紐約。2007年，全球外匯交易額的35%是在倫敦完成，平均每天的交易量高達1萬億美元。倫敦也是櫃檯交易利率衍生品業務的中心，這是一種對沖貨幣利率波動風險的交易，其中有關美元的世界全年交易額超過600萬億美元，倫敦佔到其中近一半的交易量，而紐約只有不到四分之一。
有趣的是，現在被很多城市摩天樓愛好者關注的倫敦金絲雀碼頭新金融城，就是因為在21世紀初期，為了適應全球鉅額資金流動，特別是為了增加寫字樓面積和電子交易平臺設施建設需求，而在原本的中世紀風格建築群中改造起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