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靖

編輯｜漆菲

阿富汗東部楠格哈爾省的賈拉拉巴德市，該省地區醫院的兒科病房裡，一張病床上躺著兩個營養不良的嬰兒。他們的頭部大小與身體不成比例，臉上戴著氧氣面罩，身上裹著御冬的毯子，伴隨微弱的呼吸上下起伏。

楠格哈爾省地區醫院的兒科主任瓦希德·哈比比（Wahid Habibi）告訴《鳳凰週刊》，兒科病房原本為這樣的患兒設定了12張病床，現在卻接治了27個孩子——去年8月以來，醫院接治的因營養不良而骨瘦如柴的孩子越來越多，有時不得不讓兩三個孩子睡一張病床。

楠格哈爾地區醫院兒科病房的患兒

哈比比說，近幾個月來，許多人失業或領不到薪水，還有不少人在政權更迭前因戰亂而流離失所，然後失去生計。總之，許多家庭都吃不起飯了。

阿富汗政權更迭半年以來，用聯合國官員的話說，當地人正迎來“雪崩般的飢餓和貧困”：瘦弱不堪的孩子越來越多、孕婦因營養不良而早產、醫生數月拿不到薪水、政府開始用麵粉給公務員發薪水……

嚴峻的人道主義危機背後，是塔利班政府的治理失能，更是數十年來依賴國際援助的阿富汗經濟崩塌的後果。冬去春來，阿富汗人究竟經歷了什麼，又將面臨著怎樣的未來？

98%的人吃不飽飯，有人賣子換糧食

饑荒在阿富汗並非新鮮事物，但這半年間，相關數字開始飆升。

2021年，阿富汗糧食同比減產20%，而原本用於糧食進口的公共支出自塔利班上臺後被國際社會凍結，外國援助大幅減少，加上當地貨幣阿富汗尼貶值了一半、物價飛漲50%甚至翻倍，大量人口處於饑荒邊緣。

據國際援助組織“救助兒童會”稱，過去5個月，該組織接診的營養不良患兒比過去增加了一倍多；來自阿富汗各地醫生的報告稱，僅去年12月就有40位營養不良兒童在尋求醫治的路上死亡。

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WFP）在去年下半年的一份報告中稱，在戰爭、全球變暖以及經濟和健康危機的綜合影響，阿富汗超過一半人口（約2280萬人）面臨嚴重的糧食短缺狀況，這是聯合國從十年前開始分析阿富汗資料以來的最高值。其中，70萬人面臨程度危急的饑荒，約200萬兒童面臨營養不良。

WFP去年12月的另一項調查亦顯示，98%的阿富汗人吃不飽飯，平均每10戶家庭中就有7家要跟別人借飯吃。為了填飽肚子，一些阿富汗家庭只能賣掉自己的孩子來換取糧食。

2021年11月，世界糧食計劃署在喀布林分發現金援助，一些婦女在排隊領取

在楠格哈爾省地區醫院，接治營養不良患兒的病房並不是唯一“爆滿”的病房。哈比比說，兒科病房原本總共設有131張病床，如今擠進了215名患兒，“現在大家都太窮了，付不起私立醫院的開銷，只能來公立醫院看病”。

哈比比和同事們的工作負荷也遠超往日，但從去年10月起，他再也沒領到過工資。公立醫院主要是由政府資助，和他境遇相同的還有40多名由政府僱傭的醫生。他告訴《鳳凰週刊》，醫院還有幾個科室是由世衛組織（WHO）等國際機構資助的，他們的境況稍好，但也只比他多領了兩個月工資。

好在，哈比比尚有兼職可做。他和同事們下班後都會前往賈拉拉巴德市區的一傢俬人診所看診，因此能在眼下的非常時期確保一些收入。但由於如今看得起私人診所的人越來越少，這份收入也不算豐厚。

這讓工作已三十年的哈比比開始擔憂退休後的生活，“正常情況下，我退休後能領到與工資數目相當的退休金。但現在政府根本發不出工資，我也不知道退休後該怎麼辦。”

哈比比坦言，如今醫院缺的不僅僅是錢，而是幾乎一切裝置：氧氣、燃料、藥品、醫療物資，甚至一度連給患者和值班醫生吃的食物也沒了。他說，冬季呼吸道疾病高發，醫院又沒有中央供氧系統，只能透過氧氣罐供氧，最多時一個氧氣罐要接出三根管道，讓三名患者一同使用。

三分之二的阿富汗兒童急需生存援助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CRC）駐阿富汗坎大哈代表處主任伊格納修·加西亞（Ignacio Garcia）向《鳳凰週刊》證實了阿富汗各地醫療機構所面臨的危機：醫院不僅無力給住院患者準備飯菜，連發電機需要的柴油也無力支付；沒有汽油，救護車無法開出去接治患者……

由於預計到了全國性的物資短缺情況，該機構在坎大哈運營的米爾維斯地區醫院提前儲備了生活用水，並依靠著外部捐贈的燃油來維持發電機的運轉，才避免了因停電而危及患者生命的事件發生。

坎大哈位於阿富汗南部，冬季夜間溫度有時降至0攝氏度以下；喀布林較為寒冷，街道時常覆蓋白雪，最冷時氣溫低至零下15度；廣闊的山區和高原地帶的氣候則更加嚴酷。

冬季的喀布林街頭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最近釋出的報告估計，因為糧食危機以及難以獲得水和個人衛生服務等，在2022年，當地五歲以下的兒童中，每兩人就有一人將出現急性營養不良情況。該組織駐阿富汗代表穆賽（Abdul Musse）呼籲：“如果不採取緊急、協調一致的行動，包括確保我們有資源用於額外的現金轉移和冬季用品，該國的許多兒童將無法活到春天。”

隨著人道主義危機的加劇，威脅生命疾病的爆發也讓阿富汗兒童的性命處於危險中。2021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通報了超過6.6萬起兒童麻疹病例。此外，當地還出現了急性腹瀉、瘧疾、登革熱以及脊髓灰質炎病毒（俗稱小兒麻痺症）病例。

位於喀布林的英迪拉·甘地兒童醫院因缺乏燃料，員工不得不砍樹燒柴，給醫院的患者和僱員做飯。這家由印度在1972年援建的醫院接治了大量營養不良的兒童。該院醫生穆罕默德·薩迪克對美國公共廣播（PBS）說，過去幾個月以來，因飢餓、營養不良而在此去世的兒童有約200人；還有一名孕婦因營養不良而早產，誕下的雙胞胎中一人去世，另一人出生時呼吸已停止，經搶救後得以倖存。

2021年12月，喀布林的英迪拉·甘地兒童醫院，一名阿富汗婦女帶著營養不良的孩子來求醫

加西亞表示，由於很多家庭負擔不起前往仍在營業的醫院（通常是大醫院）的路費，他們擔心近期阿富汗增長的兒童病例數量只是“冰山一角”；另一方面，近半年來儘管激烈衝突不再，平民因地裡埋設的地雷和其他爆炸物而受傷、死亡的事件仍時有發生，兒童也在受害者之列。

喀布林物價飛漲，速度以日計算

幾位生活在喀布林的中國商人也目睹了這場貧困與飢餓交織的“雪崩”。

在喀布林經營松子生意的王翰（化名）告訴《鳳凰週刊》，如今喀布林物價飛漲，速度以日計算，“一公斤大米，前幾天還是50阿尼，今天就要70阿尼了。一盒雞蛋也在幾天內從200阿尼漲到了300多阿尼。”

也有其他人說，一袋50公斤的麵粉，去年一袋還是1800阿尼，塔利班上臺後漲到了2400阿尼；原本10阿尼一個的大餅，價格沒漲，但個頭小了一圈。

王翰表示，物價上漲對自己來說不算什麼，但本地人大多失業，家裡孩子又多，物價一漲，生活就更困難了。

聽聞普通民眾生存艱難，生活在喀布林的中國商人孟曉麗去年拿出1萬美元購買了食品等物資，發放給120戶貧困家庭。據她說，捐贈名單是新政府內政部篩選的，“我特意提醒內政部的人，現在要幫助的是最最困難的人，稍微過得去些的（家庭）先緩一緩”。

孟曉麗為阿富汗貧困家庭捐贈糧食

聽聞孟曉麗在籌措物資給困難戶，一位在中國通訊企業工作的阿富汗青年聯絡到她，詢問能否分一份物資給他，因為他的三個哥哥在政權更迭後都失業了，如今家裡只有他一人工作，一家六口人靠著300美元（約合1900元人民幣）的月薪為生。孟曉麗思慮再三，還是拒絕了，“跟那些真正的窮人相比，他還不算最窮的”。

那次捐贈活動後，孟曉麗仍在思索做些公益的事情。和當地朋友的一次聊天中，對方說，他家附近住著四個孤兒，最近被凍死了。連首都也不能倖免，讓她大為震驚。但轉念一想，在喀布林，父母因爆炸襲擊或疾病早亡的孤兒不在少數，這些孩子在飢寒交迫下一旦生病，沒錢醫治或醫治不當，發生如此悲劇也並不意外。

2022年1月的喀布林街頭

一位曾為西方機構工作過的阿富汗翻譯告訴《鳳凰週刊》，為了躲避塔利班的追蹤，他一直不敢出門工作，最近兩天家裡已是“彈盡糧絕”。1月24日，他的姐姐送來了一些食物，“但也就夠吃幾天，若這些食物消耗完了，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拖欠鉅額電費，以麵粉代公務員薪水

塔利班政府是否意識到了當下阿富汗正在發生的人道主義災難？

今年年初，在與美國《紐約客》記者簡·弗格森的對話中，塔利班發言人穆賈希德斷然否認：“現在有些謠言和政治宣傳，稱阿富汗在經歷‘危機’，但這是錯誤的。我們（塔利班政府）有資源，有正在推進的工作，有營收，足夠讓政府運轉。”

喀布林的一座醫院外，簡·弗格森遇見一名自稱來自洛加爾省的醫生，兩人在冬日的陽光下喝茶聊天。這名醫生起初說，“醫院沒什麼緊急情況。我們有醫生、有裝置，問題不大。”但當記者關掉錄音裝置後，對方卻改口說，醫院物資太緊缺了，最近他們向一個來自德國的記者團隊求助，請求對方支援醫療物資。

塔利班政府的財政部發言人艾哈邁德·哈克馬爾去年11月對外宣稱，自8月以來，新政府的財政收入“與日俱增”，達到2.7億多美元。他還表示，僱員們過去3個月的工資將被一次性支付。但資料顯示，即使在新冠疫情期間，阿富汗前政府（加尼政府）每月的財政收入最少也有2.35億美元。

蘭州大學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彪對《鳳凰週刊》表示，塔利班沒有管理現代國家的經驗，“它只算收入，不算（治國）成本，就連拖欠周邊國家的電費都沒能付清”。阿富汗的電力幾乎完全依賴進口，截至去年10月，塔利班政府向烏茲別克拖欠的電費就高達6200萬美元。

哈克馬爾還聲稱，現政府目前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關稅和其他稅收。孟曉麗告訴《鳳凰週刊》，新政府上臺後給企業免除了三個月的稅收，按道理今年2月企業應當恢復報稅，“但由於阿富汗國內購買力嚴重下降，生意不好做，政府未必能從私營部門收到多少稅”。

另據印度媒體報道，1月11日，塔利班宣佈將用外國援助的麵粉為政府僱員發薪。朱永彪認為，這說明塔利班的財政嚴重入不敷出。此外，從伊朗、巴基斯坦到阿富汗的進出口貿易尚未恢復到以前的水平，加上阿富汗國內經濟體量小，造血能力不足，缺乏外國投資，經濟結構難以在短期內改變，如此捉襟見肘的情況或將持續至今年上半年。

2021年11月，阿富汗男子乘坐公共汽車前往伊朗尼姆魯茲

人才流失，公職人員面臨30萬人缺口

在宣佈“以祿米代俸銀”兩天後，塔利班公佈了2022年第一季度總額達5.08億美元的預算，還表示將給公務員發放拖欠的薪水。

和堅持上班的醫生哈比比不同，一些基層公務員在長期被欠薪後開始罷工。據估計，目前塔利班在專業技術人員和公務員方面至少有30萬人的缺口。

2021年8月奪取政權時，塔利班約有戰鬥人員7.5萬人。朱永彪表示，即使這些人全部轉化為文官，也無法填補如此巨大的缺口；而過去二十年中，有部分阿富汗人適應了現代國家的管理體系，塔利班如今要管理的是一個更加撕裂和多元化的阿富汗。

一些前塔利班政府時期的官員甚至在現政府的邀請下“二進宮”：如今喀布林的交警隊隊長加約爾（Khyer Mohammed Ghayoor）就是前塔利班時期的國防部官員；帕克蒂卡省的地區法官賽義杜拉（Mawlawi Saeedullah），時隔二十多年擔任起同一職位。

喀布林交通警長赫亞爾·加約爾

去年政權更迭後，大批阿富汗人湧入喀布林機場，希望同西方駐軍一起離開，當時塔利班多次發聲，希望“挽留”專業人才，此後還呼籲海外阿富汗人回來“重建國家”。

但在朱永彪看來，塔利班反覆呼籲的效果並不太好：在沒有工作機會、政治和文化環境都很嚴苛的情況下，如今的阿富汗對離開的人來說並不具備吸引力。如此一來，一個“怪圈”出現了：“塔利班需要人才來發展經濟，但政府又沒有錢，而只有當經濟發展起來了，一個國家才有稅收、有錢去支付薪水，才能吸引到人才。”

哪怕重回政治舞臺的前塔利班官員，也保留了“退路”。重新當上帕克提卡省地區法官的賽義杜拉在2001年美軍入侵後逃往巴基斯坦，此後一直生活在那裡。其親屬向《紐約時報》透露，此次回到阿富汗復職時，賽義杜拉只帶了一半家人，兩個兒子依然留在卡拉奇經商，他本人在巴基斯坦的房子也沒有賣掉。

不過，塔利班並不認為人才短缺是他們導致的問題。塔利班武裝人員培訓和教育委員會高階成員瓦希杜拉·雜湊米說，人才不足的根本原因來自“上屆政府的腐敗”，以及“外國陰謀”——西方國家“故意”撤走了該國中上層人士和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導致人才流失，目的是為了削弱塔利班政府的實力。

所謂“包容型政府”已被塔利班重新定義

但將阿富汗如今的經濟困境簡單地歸咎於塔利班執政顯然不夠客觀。WFP負責人戴維·比斯利（David Beasley）曾表示，“過去二十或三十年間，國際社會在這裡做了災難性的工作，讓阿富汗經濟體量的75%依賴於外部資金，更默許了年復一年的腐敗發生。”

常年研究國際援助的荷蘭獨立記者琳達·鉑爾曼（Linda Polman）在其著作《危機大篷車》中指出了對阿援助的失敗。她寫道：“從一開始，美國和其他歐洲國家都是因為軍事原因才在阿富汗投放援助的。因為這些錢全部有政治盤算和目的，就會衍生出一種賞罰制度：某些阿富汗人是我們的盟友，就給予他們大量援助；某些阿富汗人不夠聽話，就讓他們餓肚子，直到把他們餓到聽話為止。”

但無論援助目的為何，缺乏自我造血能力的阿富汗人至少要解決生存的燃眉之急。

作為援阿最大“金主”的美國、德國、歐盟、英國和世界銀行等主體，在塔利班上臺後一度中斷援助。

當地時間1月11日，美國白宮釋出公告，宣佈將為阿富汗再提供超3.08億美元的人道主義援助。白宮表示，自2021年10月以來，美國累計為阿富汗地區及當地難民提供了近7.82億美元的人道主義援助。

白宮在宣告中指出，這些新的人道主義援助由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提供，將提供給獨立的人道主義援助組織，為當地人民提供住所、基本醫療、過冬援助、糧食援助等。

但相比過去每年數十億美元的資金，如今阿富汗能獲得的援助已大幅減少，更不用說透過援助組織發放的款項，無法直接促進民生經濟的發展，更有可能在層層轉包中遭遇浪費與舞弊。

更為關鍵的是，處在第二執政期的“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尚未獲得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承認。

2021年10月，俄羅斯邀請來自塔利班政府和阿富汗各界的代表在莫斯科就阿富汗問題進行會談

華東師範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何明向《鳳凰週刊》指出，這種不利局面，除了讓塔利班政府獲取援助的途徑和數量受限，還斷絕了其接觸海外資產的可能；此外，這讓阿富汗無法進入國際經濟貿易體系，從而獲得經濟重建與復甦的機會。

眼下，國際社會敦促阿富汗新政權建立的“包容型政府”已被塔利班重新定義。在朱永彪看來，塔利班要建立的“包容型政府”一定以“塔利班為絕對核心、普什圖族為主體”為原則，儘管比起二十年前有所改良，但仍不會根據阿富汗的多民族構成來組建統治集團。

此外，塔利班崇尚“強者為王”，既然他們趕走了美軍、推翻了腐敗的前政府，其他族群都要服從指揮，這與國際社會所理解的“團結合作”有所不同。“而在內閣中加入一兩位哈扎拉人、烏茲別克人部長，或是透過男女分班形式讓女學生重回校園的舉動，是塔利班所認為的‘包容性’，但與國際社會的期待還有很大的差距。”朱永彪說。

2021年9月，喀布林達什特巴奇地區，一些哈扎拉居民在變賣家當

去年12月，塔利班政府釋出了一份針對計程車司機的工作指南，其中建議司機不要搭載不遵守伊斯蘭教著裝規範（戴頭巾）的女性，也不要搭載沒有男性親屬陪同的女性乘客開車超過72公里。這份冊子還呼籲司機留長鬍子、定時做禱告，並且不要在車上播放音樂。

而在去年9月被遣散回家的女性政府僱員，至今仍未收到復工的訊號。經濟危機加劇了女性失業的情況。聯合國勞工組織（ILO）警告稱，若現狀持續，到今年年中，阿富汗女性就業率將比政權更迭前下降22%。

另有報道稱，塔利班在1月19日突襲了喀布林一些女性活動家的住所並對她們實施逮捕，因後者多次上街抗議現政府，呼籲保障女性權利。不過塔利班發言人穆賈希德否認了相關指控。

朱永彪則說，即使各方對“包容性”的認識不同，如今國際社會無論基於正在發生的人道主義災難，還是基於政權改變的現實，都開始調整自身立場；而包括阿富汗女性遊行等國內行動，加上外界的輿論壓力，也在迫使塔利班接受反饋、適度調整政策。

多次向中方喊話，渴望得到國際社會承認

面對眼下的危機，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1月13日公開呼籲，數以百萬計的阿富汗人民正處在“死亡的邊緣”，美國和世界銀行應解凍自塔利班重掌政權以來所凍結的阿富汗資產，以防止該國經濟和社會陷入崩潰。

自1月下旬起，中國援助的糧食已在阿富汗全國34個省份進行派發，首先接收的是10個情況最嚴峻的省份。

這並不是中國在阿富汗政局發生根本性變化後的首次援助。早在去年9月，中方就宣佈將向阿富汗提供價值2億元人民幣的救援物資，包括糧食、藥品、疫苗和禦寒物資，成為首個向阿富汗提供物資的國家。彼時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還承諾，若安全狀況允許，中方願幫阿富汗建設能夠改善當地人生活的基礎設施。

去年年末，兩批來自中國的人道主義援助物資分別抵達阿富汗，第二批還包括羽絨服和毛毯等越冬物資。

12月30日，中方與阿富汗臨時政府外交部舉行首次“中國-阿富汗人道援助和經濟重建工作層聯絡機制首次會議”。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劉勁松說，中國人民對當前阿富汗人民遭受的苦難感同身受，克服困難，中方願與阿方分享發展經驗，幫助阿方制定長遠發展規劃，支援阿方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來自中國民間的援助也已在路上。去年11月，中國一家民間救援組織向阿富汗昆都士和普勒庫姆裡地區的600餘戶困難家庭採購發放了首批物資——30噸糧食。該機構負責人告訴《鳳凰週刊》，未來他們將繼續為阿富汗提供人道主義援助。

2021年11月，阿富汗赫拉特的一個臨時營地，一家人在火堆邊取暖

朱永彪直言，阿富汗新政權已經意識到，未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阿富汗的投資不會有太大增長空間，同時也認識到了中國的經濟實力、經濟地位和便利程度，因此將中國視為經濟合作領域的重點國家，對來自中國的投資與合作非常期待。但他也提醒說，新政權認為自身比前政府更清廉也更高效，但事實上，塔利班在基礎設施和專業人才儲備上的短缺，可能會影響未來中阿之間的合作。

今年以來，塔利班政府透過各種途徑多次向中方喊話，希望中國帶頭幫助現任政府獲得國際承認。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月18日回應稱，中方注意到阿富汗臨時政府成立以來積極開展對外交往，不少國家也以務實方式同阿富汗方面進行接觸對話，我們主張國際社會應在尊重阿富汗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基礎上，支援阿富汗人民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實現持久穩定和發展。

趙立堅同時表示，希望阿富汗方面進一步呼應國際社會期待，構建開放包容的政治架構，實行溫和穩健的內外政策，堅決打擊各類恐怖勢力，同世界各國，特別是周邊國家友好相處，早日融入國際社會大家庭。

為了獲得更多援助，塔利班也在積極奔走。1月23日至25日，塔利班政府外長穆塔基率領的代表團訪問挪威，其間與阿富汗民間社會就人權問題進行對談，還與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和歐盟等代表展開對話。

此前塔利班代表團已訪問過中國、俄羅斯、伊朗、卡達和巴基斯坦，這是塔利班掌權以來首次派代表赴西方國家進行訪問。穆賈希德說，此訪將開啟塔利班政府與歐洲國家的“對話、會談和理解”，並與美國代表就一些尚待解決的事務展開對話，包括解凍被美國凍結的阿富汗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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