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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崛起的歷程，一直伴隨著西方媒體鼓吹“中國威脅”論的聲音，而這種聲音之所以能夠持續到今天，把不明真相的民眾變成信徒，背後自然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
其實，所謂的“中國威脅”論並不新鮮，在它還有一個老祖宗，那就是著名的“黃禍論”。而“黃禍”一說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匈奴人西遷和蒙古人西侵歐洲說起。
蒙古族生活在平均海拔為1580米的蒙古高原上，夏季高溫、冬季酷寒。惡劣的自然環境賦予了他們堅韌不拔的毅力品質，而縱橫馳騁、狩獵和掠奪的遊牧生活，又練就了他們強大的作戰能力。
13世紀，蒙古族已經有了一支世界上最為頂尖強悍的鐵騎軍隊，開始橫掃亞洲，甚至一度打進了歐洲，威震世界。
剽悍的蒙古人一下就把歐洲人打蒙了，戰爭也給他們留下了難以消退的心理陰影，這個陰影就叫作亞洲人。俄國人甚至將黃種人稱為“韃靼之軛”。
這種歷史性的恐懼，正是“黃禍論”得以流傳，甚至後來變異成“中國威脅”論的重要原因。
進入近代以後，西方學者又著書立說宣揚黃種人對白種人的西方社會所產生的巨大威脅。巴枯寧就是這堆人裡的急先鋒。
1873年，他在《國家制度和無政府》這樣寫：中國是不可避免的，從東方威脅俄國的危險。
他這樣寫，倒不是因為出於對黃種人的恐懼，而是為了拍沙皇的“馬屁”。
當時的皇帝野心勃勃，不斷使用武力侵略四鄰，意圖再擴大自己的帝國版圖。巴枯寧看出了沙皇的野心，便向沙皇獻策：
反正都要進行征服，為什麼不從中國開始呢？中國不但有錢，而且地理位置上也比印度更容易下手。
但赤裸裸的侵略必然會招致譴責，這時候，“合理化侵華”就成為了最重要的事情。巴枯寧的“黃禍”論就成了沙俄侵華的“正當藉口”。
就像你好端端走在馬路上，有個人突然衝出來揍了你，你被打得頭破血流，最後他卻說：因為我覺得你對我有威脅，我不打你你就會打我，所以我只有先下手為強了，這屬於正當防衛。
這就是“黃禍”論的底層邏輯。
它就像西方人手裡的一塊磚，哪有需要往哪裡搬。一開始是為了侵華做準備，後來“黃禍”論又漸漸變成排華、反華、遏華的工具。
很多人不知道，其實日本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被西方人視作是“黃禍”。
19世紀中葉後，歐洲發展並不盡如人意，內部紛擾不堪，外部在亞洲的擴張也不順利。
而此時，神秘的東方有兩個正在悄然崛起的國家。
日本捱了西方的鐵拳後，立馬開始學習西方文明，明治維新後逐漸走上了工業化道路，很快趕上了歐洲各國，神速地完成了工業化；轉頭再看中國，清帝國的洋務運動也揭開了中國工業化的序幕。
東亞國家的進步之快，讓西方人警惕擔憂起來：昨天還落後呢，今天就能齊頭並進，甚至超越西方了，擁有這種能力的民族，明天還不得騎到自己頭上作威作福啊！
於是，“黃禍”論又大行其道，成為了西方國家發動戰爭和開展殖民活動的最佳藉口，而那時的日本和中國一樣，都是西方國家眼中最具威脅的“黃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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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近代，中日甲午戰爭到日俄時期，黃禍論甚囂塵上，德皇威廉二世——這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動者——在其中出了很大的力。1895年，威廉二世就親自構思了一副《黃禍圖》草稿，讓畫家赫曼·克納科弗斯化成油畫。
畫上寫著一句話：歐洲各民族聯合起來，保衛你們的信仰和你們的家園。
這幅畫不久又被威廉二世送給了和自己沆瀣一氣的俄皇尼古拉二世，以互相打氣，互相勉勵。後來以這幅圖畫為藍本的版畫又在德國、俄國大量印刷，廣泛發行，造成了一時的轟動。為進一步公開侵華，做足了精神動員和輿論準備。
1895年4月26日，在給尼古拉二世的信中，威廉二世洋洋灑灑地寫道：
我一定要竭盡全力保持歐洲的平靜，並防護俄國的後方，以便沒有人會妨礙你在遠東的行動，因為教化亞洲大陸並且捍衛歐洲，使它不具備龐大的黃種人侵入顯然是俄國未來偉大任務。
俗話說得好，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德國願意俄國聯手絕不是為了沙俄做嫁衣，威廉二世的真實意圖，其實是想將俄國的注意力轉向東方的日本，以趁機擴大德國在中國的權益。
相對於英、美、法、俄等國來說，在上個世紀的殖民狂潮中，德國是一個姍姍來遲的食客。當列強已經舉起刀叉，大快朵頤地享受殖民地人民肥美脂膏的盛宴時，德國的雙腳還沒有踏進亞洲。
因此，一入場，德國就顯得格外的饕餮貪婪，不擇手段。
當時德國的外交大臣比諾有一句名言：讓別的民族去分割大陸和海洋，而我們德國人滿足於藍色天空的時代過去了，我們也要為自己爭得陽光下的地盤。
因此，除了非洲地區，那個曾經閃爍著神秘金色光芒，衰敗卻仍地大物博、物資豐足的中國，就成為德國皇帝志在必得的唐僧肉。
為了出師有名，取得國內外輿論的支援，德國美滋滋地接過“黃禍論”的接力棒，為自己參與瓜分在中國的權益來造勢。所以，在日俄戰爭之後，黃禍論成為了德國爭取沙皇，控制亞洲的一張暗牌。
威廉二世如此殷勤，其實也就是想要利用沙皇對“日本威脅”的擔憂，讓其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和日本的戰爭當中，這樣自己就可以坐收漁翁之利，藉機擴大自己在中國的權益，大肆刮取中國的財富。
1897年3月27日，俄國與清政府簽訂率大租地條約的第二天。威廉二世就再次迫不及待地致信沙皇，祝賀他在旅順口所採取行動的勝利。信中他還高興地說，他們二人將在渤海灣的入口，成為一對優秀的哨兵，受到黃種人的尊敬。
可見，到19世紀後期，黃禍主要指的不是中國人，而是日本人。因為相比於在甲午戰爭中輸得一敗塗地的清朝，走上工業化道路且國力和軍事能力都得到迅速增強的日本，才更讓沙俄不安。
日本被扣在自己頭上的這頂“黃禍”帽子氣得不輕。政府公關、著名啟蒙思想家，教育家，後出任過國際聯盟副事務長的新渡戶稻造在美國出版了日本論名著《武士道》，來反對所謂黃禍論。
書中以通俗的英文譜寫了一曲高亢的東洋文化的讚美詩，出版後引起了社會的強烈反響，好評如潮。據說，就連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都曾經特意買回此書分贈友人。
為了把西方人強加的黃禍帽子扔回去，前首相大隈重信甚至不惜統戰中國，說中國人最愛好和平，歐洲人所恐怖的“黃禍”，不是來自於日本，也不是中國人，而是長時間被蒙古韃靼統治、同化，如今征戰四方，侵略四鄰的俄國人。
然而這些說辭，最終也沒能糊弄得了洋人。英國人戴奧希在《新遠東》一書上又在德皇版“黃禍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真正黃禍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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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屈辱時代。列強侵略壓迫，掠奪踐踏成為華夏民族的痛苦經歷。從那段屈辱經歷中，我們不難看出，“黃禍”其本質就是一種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口號。
“中國威脅”論正是“黃禍”論在新時期的一種嬗變。美國成為了大肆渲染它的主要國家。
19世紀中後期，西方列強在中國侵略搶奪，讓中華財盡名窮，民不聊生。
另一邊，美國礦山公司和鐵路公司為了開發礦山、鋪設橫貫美國大陸東西的中央太平洋鐵路，又乘機在中國招募大量廉價的華工苦力。
大量華工在此背景下遠赴美國，他們身上有著華夏民族的堅韌樸素，不僅吃苦耐勞，而且安分守己，就算拿著極低的工資也不會鬧事，絕對是最好用的工人。
華工，也因此成了助力美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的重要力量。
1851年，當時美國加州州長邁克·道格爾讚美華工，說他們是“加州接受的最有價值的移民”。
然而當加州經濟開始衰退，美國對華人的態度大變，那些曾經為加州經濟做過重大貢獻的華工又成了背鍋俠。失業白人開始憎恨華人，認為是華人搶了他們的就業機會。
加州繼任州長約翰·比格勒在1853年帶頭撰文，將美國底層白人的不幸全部歸咎於曾經為美國建造鐵路的十多萬華人勞工，繼續鼓吹新的黃禍論。
“黃禍”論就此成為了美國排華的輿論出口，成為了“排華有理”的藉口。
在此背景下，白種工人集體凌辱、打劫、屠戮華工的血腥事件層出不窮。後來美國更是頒佈了《排華法案》，長期嚴禁華人入境、嚴禁在美華人取得美國國籍、不允許還人在美擁有房產，禁止華人和白人通婚，禁止華人妻子兒女移民美國，實現家庭團圓，禁止華人在政府救治等等。
這些都嚴重限制和剝削了華人應有的基本公民權利，在一直標榜自己自由民主的美國，這條臭名昭著的法案竟然還光明正大地存續了61年，直到中國成為美國二戰中的盟友後才被徹底廢除，實在是諷刺極了。
後來，每當中國在發展上取得一些成績，美國就會跳出來，重複“中國威脅”論的陳腔濫調。“中國威脅”論在新的歷史時期，又稱為了美國給中國拉仇恨的工具，其目的只有兩個字：遏華。
新中國成立之初，美國對“中國威脅”論的炒作有增無減，公然宣稱中國革命的勝利有可能在東南亞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從而對美國形成紅色威脅。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提出”遏制共產主義在亞洲蔓延“的口號，在聯合國大肆宣傳中國對鄰國的威脅。當時，領著聯合國軍在朝鮮作戰的總司令麥克阿瑟，甚至公開辱罵新中國是共產主義“黃禍”。
1960年代中期，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封鎖、圍堵、遏制和侵害下，新中國以不可想象的頑強堅韌度過了種種危機。這個紅色國家不僅站穩了腳跟，而且還以驚人的速度初步掌握了核武器，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和核訛詐。
新中國的發展速度讓美國感到不安，於是“中國威脅論”又再度大聲鼓譟，甚囂塵上。
主管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威廉·邦迪發表了以《美國和共產黨中國》為題的長篇演講，他信口開河、胡編亂造，試圖系統全面地論證“中國威脅”論，說：
中國企圖征服亞洲，是美國的大敵，是美國外交政策面臨的最嚴重和最麻煩的問題。
但這些聽起來煞有介事的話，或許連他自己都不能相信。
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面對中國逐漸和平崛起的現實，美國出於某種特殊需要，一如既往地大力宣傳“中國威脅”論的老腔老調。
為了攫取在亞洲地區的霸權利益，美國不斷唆使慫恿支援越南，菲律賓等國採取單邊的極端手段。在我國西沙、南沙群島的主權問題上大做文章。
一邊毫無道理地干預中國南海、東海的問題，一邊又瘋狂鼓譟中國威脅論。美國的這套把戲，世界人民已見怪不怪了！
2011年8月10日，中國第一艘航母出海試航。美國高層人士和媒體又紛紛借題發揮：認為中國的航母可能被用來威脅中國的鄰居，美國盟國和朋友……；
在2011年《中國軍力報告》中，美國國防部又再次全面渲染了中國威脅論。
美國為何不厭其煩地鼓吹中國威脅論？每個美國政府官員都心知肚明，這完全在於美國自身的瘋狂臆想。
1984年，著名的“美國冷戰思維之父”和“外交決策智囊人士”喬治·凱南，在總結自己束時在外交生涯時，終於卸下了政客的虛偽面具，坦率地承認：
美國時時刻刻都想在國境以外，找到一個罪惡中心，從而把我們的一切麻煩都算在他的賬上……我們依賴於這種可憎的行徑……其結果幾乎是自動而有意識地誇大假想敵國的軍事潛力，從而大大增強全國人民對這個假想敵的懷疑、恐懼和對抗心理。
二戰結束後，古怪的美國如願以償地找到了這樣一個罪惡中心，蘇聯。
美國國內針對假想敵蘇聯進行了同仇敵愾的精神動員，這種動員成功矇蔽了對真相一無所知的美國人民，促使他們盲目地支援美國當局稱霸全球的一切行徑。
蘇聯解體後，“罪惡中心”消失了，美國又急不可耐地尋找著下一個假想敵替身，以填補精神上的空虛。
而正在逐步走上快速發展道路的中國，讓他們的臆想得到了滿足。
1992年，美國費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亞洲專案主任芒羅發表了《正在覺醒的巨龍》：亞洲真正的威脅來自中國，渲染中美軍事衝突不可避免；
1995年，美國學者詹姆斯哈克特在其書中說：在蘇聯解體五年後，一個新的邪惡帝國正在出現，它的名字叫做中國。
這種言論不計其數，而掩蓋在這些誇誇其談的論調背後，是想把冷戰結束後，美國國內政治日益混亂的屎盆子，全部扣到中國的頭上。而部分不明真相的美國人在這一陣又一陣的訪華喧囂中，對所謂的“黃禍”和“中國威脅”深信不疑。
中國威脅論儼然成為了塑造和強化美國人國家認同的特效藥。美國政府知道，只要讓中國背鍋，那麼精神空虛的文明，美國人便會重新振作起來，活得更有意思。
面對中國逐漸和平崛起的事實，美國某些政客、軍人和學者鼓吹的中國威脅論。其實就舊酒裝新瓶的“黃禍論”，換湯不換藥。
從別人碗裡搶吃的，這是近代歷史上一些大國崛起的老路。走這個路子的國家，以建立殖民地爭奪勢力範圍對外武力擴張而躋身世界強國的國家，必然也會擔心別人會透過同樣的方法，複製他們的“成功”。
美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認為中國的強盛必然會帶來威脅，而他們遏制中國的招數還是老一套，那就是繼續給世界洗腦所謂的“中國威脅”論。
說白了，這種“中國威脅”論，實質上就是“威脅中國”論。美國國防部年復一年、不厭其煩地這樣的報告，對中國正當正常的國防建設指指點點，誇大中國軍事實力，散佈中國軍事威脅的內容。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讓中國成為全世界的公敵，遏制中國的崛起。
從長達5000年的歷史來看，中國始終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從來沒有稱霸世界的傳統。
和西方人航海時代的大掠奪不同，鄭和下西洋時，明成祖就下旨：不可欺寡，不可欺凌。
康乾盛世時，歷經千年發展的中國小農經濟，達到了輝煌的極致。在晚清，中國的gdp甚至達到了當時世界的1/3。
但清朝也沒有因此恃強凌弱，而是透過朝貢制度實現和平的對外交流。
中國“強而不霸”的崛起模式，打破了強國必霸的傳統資本主義大國崛起的套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中國的友善。黃禍論和中國威脅論的生存空間一再被壓縮，美國喊了幾十年的口號，也到了該終結的時候了。
剝去外皮，我們回溯140多年的歷史就會發現，黃禍論的本質和核心就是某些國家打壓中國的一樁藉口。
正如德國著名歷史學家、政治思想家海英茨·科爾維策爾所說的那樣：
“黃禍”就是一個帝國主義口號，是歐美列強在侵華過程中經常用作愚化和煽動人民的工具，唆使人幹壞事的手段，或者為自己辯護的藉口。
他們不斷鼓吹侵華有理，排華有理、反華有理、遏華有理，完全是賊喊捉賊。
威脅者自稱被威脅，加害人偽裝成受害者，嚴重歪曲事實，完全背離了歷史真相的謊話，竟然持續了140多年，的確不可思議。
但真理不會改變，謊話說了一千遍也成不了真話。而最後因為所謂“黃禍”論和“中國威脅”論最後走火入魔的，一定不會是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