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城市化解決發展中人口大國三農問題有諸多不足

宋 圭 武

城市化能否解決三農問題，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對於人口小國，比較可行。因為農村人口不多，城市吸收農村人口壓力不大。對於工業發達國家，也比較可行。因為工業發達，城市有產業支撐，能較多吸收農村人口就業，這不會導致“城市病”。同時，由於工業發達，工業可以反哺農業和支援農業，也不會導致“農村病”。

但對於發展中人口大國，要完全依靠城市化吸收農村人口，並最終解決三農問題，有很大困難。從城市方面看，一是人口基數大，城市要完全吸收壓力必然很大；二是由於城市自身產業基礎也薄弱，在這種情況下，城市人口自身就業壓力必然也大；三是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一些簡單勞動正越來越多被機器人所替代，這更增加了農村人進城就業的難度。從農村方面看，由於農業產業本身就效益低下，再加上市場資訊不對稱等，在城市繁華的誘惑下，這會導致農村優勢要素包括勞動力要素、資金要素等會過多盲目流入城市。所以，對於發展中人口大國，若單純依靠城市化來解決三農問題，最終有可能導致“農村病”與“城市病”並存。一方面，必然是城市人口過於擁擠，城市出現貧民窟；另一方面，又是農村的“空殼化”和土地的撂荒。

而“城市病”與“農村病”併發，將導致整個國民經濟陷入惡性迴圈狀態。一方面，由於農村農業的發展落後，農民收入低，這必將導致國內需求不足，這最終對城市產業發展也不利；另一方面，由於城市有競爭優勢尤其有國際競爭優勢的企業較少，城市產業整體缺乏國際有效競爭力，而為了解決“城市病”，為了保障城市管理秩序，政府又不得不大大增加非生產性勞動投入，比如，增加警察數量，增加維穩投入等，這必然會要求進一步直接或間接加重企業稅收。而企業負擔加重，又導致城市產業進一步缺乏競爭力，形成惡性迴圈。另外，還有一種情況，為了應對不斷增加的財政供養人員支出，在缺乏產業稅收收入的情況下，政府可能會透過不斷增加貨幣發行來暫時解決困難，但這會誘致通貨膨脹或潛在通貨膨脹壓力，最終又形成對農村發展和城市發展更不利環境。

另外，存在的一個嚴重問題是，在“城市病”與“農村病”併發的情況下，如何有效面對國外發達國家的農產品競爭，如何確保國家的糧食安全和農業種子安全等，都可能會遇到很大問題。這對於一個人口大國，是高度危險的。

另外，還需要注意的一點是，依靠房地產擴張所帶動的城市化，對解決三農問題只具有短期效應，不具有長期效應。一般房地產所帶動的經濟週期，大約是二十年左右，最多不超過三十年。而且若後續沒有其他產業配套發展，受供給和需求價值規律必然性制約，最終房地產產業必然是大蕭條，房地產泡沫的破滅是必然的，這也是經濟規律為自己強制開闢道路，連帶效應，最終必然帶來國民經濟的大蕭條。所以，發展中人口大國一定要高度警惕房地產擴張所帶動的城市化問題。在房地產擴張到一定程度後，必須要依靠創新大力發展城市其它產業，並要採取措施逐步消解高房價問題。

這裡還要注意的一個問題是，認為只要戶口變成城裡人，就城市化了，就一切問題解決了，這也是誤區。所謂城市化，實質應是人的城市化，是人的實際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若人轉成城市戶口了，但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了，這樣的城市化實際是偽城市化。其中在城市缺乏產業支撐的情況下，一旦大量農村人口轉成城市戶口，必然很多人缺乏有效就業，就容易形成偽城市化局面。

另外，也不能產生城市化崇拜，即認為城市化什麼都是好的，認為城市各方面都要高於農村，這也是一種認識上的誤區。城市有城市的優點，也有不足；鄉村有鄉村的優點，也有不足，要辯證全面看。從國外發達國家看，有錢人更喜歡鄉村，而不是城市。

還有，在衡量國家現代化水平上，城市化應是一個次要考慮因素，關鍵應考慮國家產業競爭力和居民生活質量，以及國家治理水平還有文化等方面。對一個國家而言，城市化只是現代化的物質外殼形式，並不是實質形式，城市化是現代化的外生變數，不是內生變數，更多是產業現代化促進城市化，而不是相反。

另外，對於發展中人口大國，在城市化過程中，由於體制機制不健全等因素，可能還會產生嚴重的官員尋租問題。比如，一些官員可能會依靠廉價的土地，透過工程建設，一方面，可以為自己營造政績工程，另一方面，還可以透過工程吃回扣尋租，一舉兩得。這會導致城市化不正常扭曲快速發展。其扭曲主要表現為：一是可能會導致公共產品過度供給，比如可能會建一些巨型樓堂館所和巨型廣場等，由於供給過剩，出現“空城”和“鬼城”現象；二是可能會導致生產企業過度供給，粗放發展，進一步加劇產品過剩情況；三是可能導致土地資源大面積浪費，比如雖然開發區大面積開花，但土地利用率並不高，多呈閒置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城市化寧可慢些穩些，也比快些要好一些。因為發展總有路徑依賴，一旦設施建好，返回重新建設成本更高。不僅前期投資泡湯，還要拆遷成本，另外，前期建設所產生的許多腐敗，對社會發展也是巨大危害。所以，發展中人口大國，穩妥推進城市化是一種最佳化選擇，急躁快速弊多利少，要穩中求進。

具體從城市化指標看，筆者認為，對於少數發達國家，尤其是有雄厚工業支撐的國家，城市化水平可以超過85%以上，但對於發展中人口大國，若城市化水平超過50%，就需要謹慎推進城市化，一般以不超過75%為好。若超過75%，有可能會引發較嚴重的“城市病”和“農村病”並存。一般而言，筆者認為，一個國家要考慮城市化水平多少為合理，應重點考慮五個關鍵變數。一個關鍵變數是人均收入，尤其是人均純收入，這是農村人能否進城的收入前提。沒有收入前提，進城就是更多造“貧民窟”。一個關鍵變數是貧富差距或基尼係數。貧富差距越大或基尼係數越大，越不利於城市化，因為多數窮人是無法實現進城的，這些人進城也是更多造“貧民窟”。一個變數是工業化水平。工業化水平越高，城市化水平也必然越高。一個變數是土地資源約束邊界。為了確保糧食安全，一個國家尤其是人口大國，一定要確保一定的農業用地。尤其在人均耕地較少的情況下，更要穩妥考慮這一問題。農業用地的紅線為城市規定了最大土地擴張邊界。一個變數是人口多寡因素。人口越多的國家，城市化難度必然也越大。最終，一個國家的城市化水平如何確定合適，需要綜合考慮這五個關鍵因素。其中，城市化水平與人均收入水平大約是正比例關係；與貧富差距或基尼係數大約成反比例關係；與工業化水平大約成正比例關係；與土地紅線大約成反比例關係；與人口數量大約成反比例關係。

另外，發展中人口大國，在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還要特別注意城市佈局的均衡問題。如何均衡，筆者認為，對於發展中人口大國，城市化應突出兩級發展。一是要突出特大城市或城市群這一級的發展，這是考慮到城市自身發展的需要，同時，這一級還涉及國家核心競爭力問題。二是要突出小城鎮這一級的發展，這是考慮到帶動農民、農村、農業發展的需要，也是關乎國家穩定尤其是糧食安全的需要。同時，兩級還要形成協調發展居民。

作者簡介：宋圭武，中共甘肅省委黨校（甘肅行政學院）二級教授，甘肅省黨校（行政學院）系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專職副主任，甘肅省人民政府決策諮詢委員會委員，蘭州文理學院駐校專家，甘肅三農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