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峰：美國政治極化的現狀與未來
來源：《人民論壇》2022年第1期；社科院世經政所 全球戰略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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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極化在美國的表現和後果包括：政治光譜失衡，橄欖球變啞鈴；兩黨水火不容，執政效率更低；是非曲直不辨，反智主義盛行；各種矛盾激化，社會撕裂更甚。貧富差距拉大和社會矛盾激化是美國政治極化的根本原因，兩黨制和黨派博弈的劣質化是美國政治極化的制度原因，現實社會發展對選舉制度的衝擊是美國政治人物極化的直接原因，新媒體的發展是美國普通民眾政治極化的技術原因。美國的政治極化趨勢在短期內難以逆轉，其對國際社會特別是我國可能造成重大的負面影響，必須予以高度警惕。
政治極化（Polarized Politics）是當今美國社會最為顯著的特徵之一。狹義的政治極化專指政黨極化，廣義的政治極化還包括精英極化、民眾極化、意識形態極化等。經過長期的發展演變，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兩黨的意識形態基本定型：民主黨徹底轉變為自由主義政黨，在經濟政策方面傾向於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以及對經濟實施必要的干預；而共和黨則完全成為保守主義政黨，在經濟政策方面提倡自由放任和小政府，在道德方面堅持傳統立場。隨著兩黨內部“雜音”的消除，美國政治極化的趨勢就開始了。經過近半個世紀的政權輪替和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引發的激烈爭論，美國政治極化現象愈發突出。
一、政治極化在美國的主要表現
政治光譜失衡，橄欖球變啞鈴。一般來講，一個比較正常的國家政治光譜應該包括：中間派、中左、中右、左、右、極左、極右，呈橄欖球型分佈。這樣的結構有利於政局穩定，並且能夠保證決策的合理性。但從美國內部的政治格局來看，其政治光譜正逐漸從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球型轉變為兩頭大、中間小的啞鈴型結構，持溫和立場的中間群體不斷萎縮，兩極分化趨勢非常明顯。兩黨選民在政治價值和重大問題上的交集越來越小，向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兩個極端方向演變，意識形態和政策立場變得更加對立。
兩黨水火不容，執政效率更低。西方民主政治本來就有決策效率較低的固有缺陷，而政治極化導致效率更低，國內建設和國家治理能力嚴重削弱。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對立在2020年末的美國總統大選前後達到了頂峰。共和黨不甘心失敗，指責民主黨在一些州選舉舞弊，一系列政治訴訟接連上演。2021年1月6日，美國國會舉行的總統選舉計票會議突然被迫中斷，數百名支援特朗普的示威者衝破戒備森嚴的警戒線，強行攻入國會大廈並與警方發生暴力衝突，引發了震驚全美的政治風暴。而拜登執政後，美國兩黨更是持續上演政治鬧劇。這些表象的背後是美國社會深層次矛盾的集中爆發，也混合著個人恩怨與黨派之爭的升級。共和黨和民主黨不在一個頻道上對話，各佔據不同的世界，導致的後果就是政府日漸癱瘓。
是非曲直不辨，反智主義盛行。在權力博弈思維的裹挾下，美國“為鬥而鬥”的色彩充分暴露，對是非曲直喪失了客觀公正的判斷能力，導致反智主義氾濫。反智主義，又稱作反智論或反智識主義，是一種存在於文化或思想中的態度。反智主義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對於智性、知識的反對或懷疑，認為智性、知識對於人生有害而無益；二是對於知識分子的懷疑和鄙視。在利益和權力的誘惑下，美國兩黨將黨派利益凌駕於國家和人民的整體利益之上，在選舉和國會議事中彼此纏鬥不休。即便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危機，兩黨也依舊相互拆臺，政治亂象有增無減。比如，黨派成見導致各州的防控措施難以統一，阻礙了抗疫物資在各州之間的公平分配，讓美國付出了慘痛代價。
各種矛盾激化，社會撕裂更甚。美國社會極化不斷加劇，政治、文化等眾多層面的撕裂愈演愈烈。美國的政治極化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社會分裂成兩個鮮明的陣營，二是觀點主張的極端化。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政治研究所釋出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18歲至29歲，即有選舉權利的美國年輕人中，55%認為美國的未來令人擔憂，44%認為美國的未來“有希望”；39%的年輕人認為美國民主制度“陷入困境”，只有7%認為美國是“健康的民主國家”。而且，政治極化不可避免地投射到其他領域，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二、美國政治極化的主要原因
貧富差距拉大和社會矛盾激化是美國政治極化的根本原因。從文化傳統來看，美國一向崇尚自由競爭、倡導市場經濟，在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係上，其更加關注效率，因而導致其在持續快速發展、成為世界霸主的同時，一直面對著不平等問題這一難以根除的社會頑疾。作為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貧富差距的程度和發展速度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美國中產階層持續萎縮，階層固化比較嚴重。有資料顯示，在過去的50年間，美國除頂層20%的家庭年收入有所增長之外，其他家庭均無明顯變化，底層的20%穩居底部，毫無增長跡象，只有頂層5%的增長極為醒目。進入21世紀，美國的不平等問題愈演愈烈，構成政治極化的根源。不平等造成的貧富失衡、階層分化、分配不公、機會不等，還有種族歧視、輿論操控、移民和難民問題等，不僅導致右翼保守主義興起、民粹主義氾濫，更使黨派精英立場極端化、意識形態兩極化、社會階層分裂化趨勢進一步加劇。
兩黨制和黨派博弈的劣質化是美國政治極化的制度原因。美國建國之初設立的三權分立制度以及後來逐漸形成的兩黨制，初衷是透過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達到權力制衡的目的。這個制度在避免出現獨裁專制、保障人民的自由民主權利等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其也存在著某種天然的缺陷和短板。在現實政治運作中，總統與參眾兩院的主導權難以被一黨同時掌控，導致政府推動重大國家政策和立法的出臺都絕非易事。在選舉制度中，選票才是真理，由於兩黨均以上臺執政為目標，黨爭成為常態。這就是美國眾多社會矛盾長期無法得到化解的制度性原因。
一方面，民主黨和共和黨長期壟斷美國政壇。美國是一個多元社會，存在著很多利益群體。許多利益群體沒有自己的政治代表，而現有的政治體制和選舉制度又很難使第三黨興起。因此，為數眾多的兩黨之外的中間陣營的選民只能採取“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態度或者乾脆拒絕參與投票。同時，由於貧富差距擴大和中產階層萎縮，選民出於各自的利益訴求和政治認知向左右兩邊發展。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現有的社會階層利益分配明顯不均，不同群體對國家政策多有不滿和怨氣。為鞏固選舉的基本盤並爭取中間選民的青睞，兩黨針對社會福利、公平與效率、外來移民、氣候變化、經濟發展乃至對外關係等議題展開爭論，雙方的立場越來越難以調和。
妥協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內涵之一。妥協作為通過沖突各方都放棄自己的部分要求以解決爭端和衝突的方法，具有容忍性、互利性、務實性和自願性等特徵。民主不是被用來讚頌的神聖物件，而是人們為了過儘可能公正的社會生活而達成妥協的某種程式性制度安排。真正的民主應該讓社會各種力量進行充分協商，以便達成利益的妥協和平衡，而不是進行零和博弈，以壓倒和戰勝對方為目標。真正的民主應該為利益協商和妥協留有空間，使社會在和諧的氛圍下前行。而現在，西方民主模式越來越遠離了妥協的可能，把不同力量的協商變成了非此即彼的惡鬥。多種社會矛盾的激化、選民和政治人物的思想極化，呈現在美國兩黨競爭的層面就是黨派博弈的劣質化，相互之間越來越難以妥協。
現實社會發展對選舉制度的衝擊是美國政治人物極化的直接原因。為什麼美國的政治妥協在21世紀出現加速潰敗的趨勢，且政治極化形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惡性迴圈？賈雷德·戴蒙德教授提供了一個很有價值的解釋，主要有三點。
第一，“金錢是政治的母乳”“通往白宮的道路需要黃金來鋪築”，這些觀點道出了西方政治的本質。近年來，競選美國總統和國會議員的成本呈指數級增長。戴蒙德教授認為，競選活動成本的不斷攀升使捐資人變得更加重要。毫無疑問，大額捐款背後的捐資人對特定的政策目標有著強烈的意願，他們只會把錢捐給支援這些目標的候選人，而不會捐給願意妥協、保持中立的候選人。由此，用錢財收買政治家以實現某種政治目的的情況愈演愈烈。
第二，華盛頓和美國各州之間的通行變得更為方便。從前，國會議員在華盛頓上班，他們的家人也住在華盛頓。議員們往往會攜各自的伴侶和孩子參與社交活動，在這樣的相處之下，議員之間除了對手關係或同盟關係之外，還存在朋友關係。然而現在，許多國會議員的家人選擇留在家鄉，因而大大減少了建立朋友關係的渠道，他們在彼此的眼中只是一名政治家。
第三，不公正的選區劃分，即為了確保某個黨的成員在一個州當選議員的機率高於該黨派在該州獲得的選民支援率，重新劃分該州選區的行為。美國每10年進行一次全國人口普查，並根據普查結果對各州在眾議院中的席位進行重新分配，之後每個州的立法機構可以對州內眾議院選區的界限進行重新劃分。不公正的選區重新劃分對政治妥協造成的影響是，各個選區多數選民的政治傾向是可以預知的。由此，一些候選人選取極端化立場，以迎合選民的傾向。當然，這不能解釋全部的事實。
新媒體的發展是美國普通民眾政治極化的催化劑和技術原因。除了政治人物的極化趨勢，美國普通民眾整體上也正變得越來越極化、越來越不願妥協。美國的沿海地區和大城市基本上是民主黨的地盤，而內陸地區和鄉村則是共和黨的天下。各黨派內部正日益走向同質化，在意識形態上越來越極端：共和黨人愈加趨向保守，民主黨人愈加趨向自由主義，而兩黨中溫和派的身影越來越少。有調查顯示，不少支援其中一黨的美國人對另外一黨越來越不能容忍，將其視為美國福祉的真正威脅，期望生活在一個人人都與自己持相同政治觀點的社群裡。
為什麼美國的普通民眾在政治上越來越不願妥協？關於美國社會的整體政治極化現象，一個常常被提到的原因是“定製資訊”。戴蒙德教授指出，以前，美國民眾主要從三大電視網、三份主要的新聞雜誌週刊以及報紙中獲得新聞資訊。大部分美國民眾接收資訊的來源是基本一致的，這些來源沒有明顯的保守主義或自由主義立場。而隨著網際網路技術的發展，新聞網站和社交服務網站（比如臉書和推特）快速興起，紙質新聞媒體隨之衰落，現在的美國民眾多是根據自己先入為主的觀點來選擇接收資訊的來源，只關注和接收自己感興趣和認同的資訊。這樣的結果是，很多人把自己封閉在一個為自己量身定製的政治壁龕中，只承認自己認同的那一套“事實”，不瞭解對方黨派的支持者為什麼會做出不同的選擇。當然，也不希望自己投票選出的代表與那些政見不同的代表達成妥協。
網路資訊時代給人們帶來了更多的資訊和選擇，但在看似更加民主和自由的表象下其實也蘊藏著破壞性。凱斯·桑斯坦教授在其著作《網路共和國》中生動地描述了“個人日報（dailyme）”現象：在網際網路時代，每個人都擁有為自己量身定製一份個人日報的可能。長期處於過度的自主選擇，沉浸在“個人日報”的滿足中，人們會失去了解不同事物的能力和機會，會在不知不覺間為自己製造一個“資訊繭房”。假如整個社會都是如此的話，各個群體便會更加分裂。在社群內交流更加高效的同時，社群之間的溝通反而比資訊匱乏的時代更加缺乏。由此，網路上聚集的群體會表現出越來越強烈的群體內同質、群際間異質的特性。這樣的一種思想偏狹無疑將帶來各種誤會和偏見。
三、美國政治極化的發展趨勢
美國政治極化趨勢短期內很難逆轉。由於美國政治極化的根本原因（貧富差距和不平等）仍然保持著上升趨勢，導致美國政治極化的制度、社會、技術和文化等直接原因很難短時間得到破解，況且兩黨之間越來越不願意妥協的態度與各種矛盾的彼此刺激、互相強化，美國短期內將無法擺脫政治極化的發展態勢，除非出現非常重大的或者極端的對美國的風險挑戰，使兩黨都認識到面臨的威脅不可迴避，必須團結起來保衛美國；或者極化造成的損害達到了對立雙方都無法忍受的地步，兩黨才可能達成新的共識，在政治立場上相互靠攏。
需要強調的是，對於美國政治極化的現象和後果我們不可過度主觀解讀。對於美國的這種政治極化現象，作為一個自信的負責任大國，我們只需靜觀其變、冷靜分析、沉著應對。畢竟美國的民主制度存在發展了兩百多年，且取得了人類歷史上的成功，其自身的糾錯機制不可小視。作為持續快速發展併為世界和平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世界性大國，與其期待對手犯錯給自己提供發展的機會，遠不如完善自身、保持在正確的發展軌道不斷前進。
美國政治極化對國際社會特別是中國可能造成重大的負面影響。美國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其國內政治的任何變化都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其對外戰略和政策，從而對國際社會產生重大溢位效應。美國政治極化及發展，既導致美國政府決策的低效率和失誤，給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帶來重大損害，同時也會給國際社會發展帶來不確定性。比如，特朗普執政期間，美國退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退出世界衛生組織以及一些多邊貿易機制，給全球治理造成巨大破壞。拜登執政後反其道而行之，宣佈“美國回來了”，讓國際社會無所適從。兩黨政策交替反覆，各類承諾隨政府任期的結束煙消雲散，美國的信用度、可靠性以及作為高素質國家的聲譽遭到破壞。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兩黨對於中國崛起的認知和政策基本達成共識，認為中國已經成為美國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都主張以強硬的態度對待中國，區別也只是手段和方法略有不同而已。既然方向一致，那就比誰的態度更加激烈，甚至出現極端化的趨勢，國會議員互相指責對方的對華戰略軟弱，以此來迎合思想日益極端的選民。比如，參眾兩院多位議員先後推出多項法案，要求調查病毒起源、世界衛生組織和中國之間的關係，以及允許美國民眾向中國索賠。甚至罕見地出現了兩黨議員共同發起提案，如“反華”議員盧比奧與沃諾克一同發起提議，建議透過“2021年敏感個人資料保護法”。
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出臺的一系列對華強硬政策，尤其是貿易戰和科技戰給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造成了負面影響，導致中美關係的倒退。拜登政府延續了特朗普政府對抗中國的政策方向，明確了把中國作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的定位，並且將對外戰略進行了調整，其中最重要的變化有兩點：一是由“單打獨鬥”變成了“聯合制華”，具體做法就是拉攏其他大國一起對抗中國；二是在貿易戰之外又重拾意識形態大棒，大搞價值觀外交，在涉疆、涉藏、涉港、涉臺等問題上大肆攻擊中國，損害中國的國家形象，破壞“一帶一路”倡議。對此，我們必須予以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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