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解放之後，黨和國家對於過去的戰犯，一直都採取優待的政策。比如，滿清王朝的末代皇帝溥儀，在接受改造以後，迴歸了平靜而正常的生活，成為了新中國的一員。
而對於一些國民黨的將領，我們也可以說是公平處置。按照他們在解放戰爭中的表現，分為“起義”、“投誠”、“被俘”這三個大致的等級，給予他們客觀上公平合理的待遇。
最具代表性的，是國民黨原華北總司令傅作義，1949年他在北平領導了25萬人起義，積極地促進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由此，傅作義將軍在建國以後，擔任了新政府的水利部長一職。
而其他的，如領導長沙起義的陳明仁、領導綏遠起義的董其武等人，在建國以後也被委以重任。除此之外，對於主動投誠的國軍將領，我們也給予了一定的優待。
至於兵敗被俘的國軍將領，只要接受了一定時間的改造，也能夠恢復人身自由。這批人當中，比較典型的有杜聿明、文強、廖耀湘、康澤、宋希濂、陳長捷等。可以說，除去部分獄中病亡以及執迷不悟的戰犯外，大部分被俘的國軍將領，最終都重返社會生活，並且晚年的待遇還算不錯。
但在這三類人之外，有一類人是比較特殊的，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李宗仁。
李宗仁的特殊性在於，他在解放戰爭結束後流亡海外，直到1959年才試探性地請求回國。作為與白崇禧並列的桂系大佬，李宗仁在國民黨內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同時，李宗仁在抗戰中指揮了“臺兒莊大捷”，剿滅了2萬餘名日寇。而在解放戰爭中，李宗仁也曾試圖與我軍和解，接受“八項條件”。此後他又在國民黨諸多派系中斡旋，雖然最終未能達成一致，但在客觀上促成了蔣介石的“引退”。
也正是這層原因，使得李宗仁得罪了蔣介石，他在1949年以後沒有前往臺灣，而是選擇流亡美國。1954年3月份，蔣介石在臺灣正式罷免了李宗仁“副總統”的職務，而李宗仁也以《對臺灣問題的建議》一文，公然地表達對其獨立的反對。
如果說，1949年的李宗仁，還只是暗地裡與蔣介石較量的話。那麼到了1954年3月，兩個人就算正式地撕破臉——他們的交惡，引起了包括周總理等人在內的密切關注。
以李宗仁在國民黨內的地位，以李宗仁發表的對臺灣問題的看法，如果能夠保證李宗仁順利回到大陸。那麼，將對臺灣等問題的解決，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
1955年，周恩來總理秘密地召見了一個人，他與李宗仁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
這個人叫做程思遠，是李宗仁的廣西老鄉，也是他的貼身秘書。兩個人的相遇頗有意思，程思遠18歲的時候，李宗仁領導的北伐軍招募文書，他以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而後，程思遠便成為了李宗仁的秘書，鞍前馬後為其效勞，開始了一介書生的軍旅生涯。
但程思遠這個人非常聰明，他看問題非常有遠見。在跟隨李宗仁打仗的時候，他就覺得軍事不是重點，政治才決定了李宗仁能走多遠。於是，程思遠在得到了李宗仁的許可後，出國留學研究政治學去了。
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後，程思遠才重新回到了國內。而此時的他，已經是羅馬大學的政治學博士了。雖然在抗戰時期，程思遠的政治才能沒派上用場。但在解放戰爭後期，李宗仁則見識到了他的遠見卓識。
1949年以後，程思遠去了香港，開始了自己的“隱居”生活。深諳政治之道的他，早已厭倦了爾虞我詐，想在香江之畔重新生活，與世無爭地過自己的日子。但6年以後，他接到了周恩來總理的邀請，讓他去北京一趟。
箇中的緣由，周恩來總理很清楚，機敏的程思遠也很清楚。
李宗仁與蔣介石徹底鬧掰，總理自然是想邀請他回國，而程思遠，無疑是最合適不過的中間人。
在反覆思量之後，程思遠接受了總理的邀請。此後的10年時間內，他五次北上京城，最終促成了李宗仁的回國。
值得一提的是，李宗仁的回國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雙方的審慎權衡。
以周總理為代表的新中國領導人，之所以迫切地希望李宗仁回國，是有一定的現實背景的。當時留在國內的國民黨將領很多，他們的態度都比較含混，處在觀望的狀態。
假設李宗仁回國的話，這方面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他曾經擔任過中華民國的“代總統”，在國民黨將領中具有權威性。李宗仁都被蔣介石拋棄了，但新中國卻接納了他，其起到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同時，李宗仁作為流亡海外的戰犯，他的回國，也會帶動其他逃亡海外的國民黨將領迷途知返。
但問題在於，李宗仁自己的態度如何。他是否還有政治野心？是否對共產黨心存芥蒂？對於這個問題，總理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的，這體現在他對李宗仁歸國的安排上。
在邀請程思遠到北京後，周總理請他設法聯絡到李宗仁。值得注意的是，在兩人取得聯絡之後，總理並未急切地邀請李宗仁回國，而是在信件中試探其意向。隨著兩人書信密切來往，李宗仁吐露了回國的心聲。
但總理仍未明確表態，心中忐忑的李宗仁，只能先“投石問路”。
李宗仁的做法相當巧妙，他透過“捐贈文物”的方式，來試探新中國對他的態度。
對於偌大的新中國來講，一些文物本身的價值並不大。但是，由於百年來中國人悲慘的遭遇，文物尤其是海外的文物，被賦予了更為深遠悲切的意義。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就大肆搶盜我國文物，解放戰爭以後，國民黨部隊又帶走了大量的文物。
前者是遭受凌辱的苦難記憶，後者是骨肉分離的切膚之痛。故而，李宗仁選擇以“捐贈文物”作為敲門磚，是一件十分精妙的事情。重點不在於文物的價值，而在於他希望藉助文物表達與接收的態度。
李宗仁稱自己花費了11萬美元，蒐集了一批流散於海外的中國文物。同時，還加上了自己的一點私人藏品，準備將其全部捐往國內。
程思遠將這個訊息報告給周總理，總理又報告了主席，主席對這件事情十分重視。
李宗仁捐贈的這批文物，很快就被運到了北京。但是，經過故宮博物院的專家們鑑定，這些文物大部分都是贗品，只有少部分是真品。按照當時的行情估價，在3000美元左右。
這與李宗仁所謂的價值11萬美元，嚴重不符。但是，毛主席卻看明白了這其中的含義，大手一揮，說到：“這就是投石問路。我們給他12萬美金好了。”
果不其然，在收到這12萬美金之後，李宗仁的心中百感交集。他徹底地相信了共產黨，相信新中國是能夠接納他的，由此，他回國的情緒愈發地強烈起來。
但在另一邊的蔣介石，似乎也嗅到了什麼東西。他開始懷疑李宗仁“投降中共”，對其進行了更為嚴密的監視。同時，在李宗仁回國的路線中，蔣介石也派人佈下了天羅地網。
內瓦、瑞典、貝魯特、卡拉奇，這四個地方，是李宗仁回國可能途經的中轉站。蔣介石授意保密局長張炎元，分頭買通外國殺手，在這四個地方嚴密監視。
“只要李宗仁夫婦，在這四個地方下飛機，那就格殺勿論！”
所幸的是，中方大使館獲悉了這一情報，協助李宗仁夫婦順利回國。1965年7月，李宗仁及其夫人郭德潔，取道瑞士、中東抵達北京。
這件事，轟動了整個新中國，也震動了對岸的蔣介石。
毛主席對李宗仁夫婦的回國，表示極為熱烈的歡迎。這並不是口頭上的歡迎，李宗仁回國時受到的禮遇，可以說是新中國歷史上罕見的規格。
周恩來總理親自帶隊，一行人到機場迎接李宗仁夫婦。隨行的共產黨人員有陳毅、賀龍、葉劍英、羅瑞卿、彭真等；而國民黨方面，也是清一色的大佬：傅作義、杜聿明、宋希濂、廖耀湘、邵力子、黃紹竑等等，這些人單拎一個出來都不得了，更何況是扎堆出現。
迎接的隊伍中，還有一個熟悉又消瘦的身影。他的名字叫愛新覺羅·溥儀，原來當過滿清的皇帝。
如此高規格的歡迎儀式，使得流亡海外十餘年的李宗仁備受感動。在北京機場，他當著數十位來者的面，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講。
“16年以來，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於我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英明領導之下，使國家蒸蒸日上，……我毅然從海外回到國內，期望追隨我全國人民之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並欲對一切有關愛國反帝事業有所貢獻。”
這位風燭殘年的老將，正式宣佈了自己的歸宿——他的晚年，將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度過。這一訊息傳到對岸，蔣介石雖是憤恨不已。但無奈木已成舟，老蔣對已平安歸國的李宗仁也無計可施。而國內以及海外的大部分國民黨將領，受李宗仁的影響很大，很多人由此放棄了強硬的抵抗態度。
李宗仁回到北京之後，毛主席接見了他。但令主席沒想到的是，李宗仁給他出了一道難題。
面對李宗仁的回國，主席一直在琢磨一個問題：“給他安排一個什麼職務呢？”
倒是李宗仁乾脆利落，他自己主動提出，去人大常委當一個副委員長。主席聽了他的請求後，稍微思索一下，並未答應，只是微笑地吸著煙。
對於李宗仁的請求，主席大致明白其中的原因。當時李宗仁已經年逾古稀，他本人已經沒有什麼政治野心了。李宗仁必然經過反覆地思考，才選了一個人大副委員長的職位。這個職位算副國級，但沒有什麼實際上的權力，李宗仁認為十分合適。
還有一點就是，國民黨將領中的程潛、張治中兩人，在建國後先後當過人大副委員長。李宗仁的做法可謂是十分謹慎，沒有任何標新立異的地方。此時的他，對於權位和名譽都已經淡漠了，只想安安靜靜地養老。
但主席卻沒有答應他，而是在送走他後，與周總理談論此事。
“李宗仁曾擔任過中華民國的代總統，那是國民黨的最高領導人，在級別上屬於正國級。他的身份與程潛、張治中完全不同，怎麼能回國之後‘降級’為副國級呢？這既不利於國際輿論，也不利於統戰。”
總理在聽完主席的意見之後，趕往了李宗仁的住處，負責解釋原因並且安撫他的情緒。
“不是主席不讓你當，你要明白他的良苦用心！”
聽完總理的解釋之後，李宗仁表示理解。總理向他承諾，雖然他無法擔任副國級的人大副委員長，但在待遇上，完全按照副國級的標準安排。
李宗仁回國，本身就是為了安心地養老，對於總理的安排他還是滿意的。中央給他配備了專門的別墅，另外還有汽車、司機、警衛員、秘書以及保姆，他的飲食起居都得到了悉心照料。
1966年，主席在第二次接見李宗仁的時候，還特意與他一起登上天安門的城樓。從年齡上來講，李宗仁比主席還要大2歲，兩位年過古稀的老人，此時已然不再心存芥蒂，唯有英雄之間的惺惺相惜。
這也是李宗仁最後一次，與主席見面。此後的他，身體狀態每況愈下，直到1968年被檢查出直腸癌。住進北京醫院的李宗仁自感時日無多，他給主席和總理寫下了一封信，這算是他的臨終遺言。
“我在1965年毅然從海外回到祖國所走的這一條路是走對了的，在這個偉大時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為中國人民的一分子是一個無比的光榮。在我快要離開人世的最後一刻，我還深以留在臺灣和海外的國民黨人和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的前途為念，他們只有一條路，就是同我一樣回到祖國的懷抱。”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李宗仁的信，讓主席和總理深受感動，安慰他“保重身體，共產黨不會忘記你”。
1969年1月30日，病情惡化的李宗仁在北京去世，享年78歲。對比同是桂系將領的白崇禧，李宗仁的結局已經算是圓滿了，畢竟白崇禧的死因過於蹊蹺迷離。
“李宗仁一生做過兩件好事，一是臺兒莊戰役，二是迴歸祖國。”
這是周恩來總理，對李宗仁一生的評價。毛主席對李宗仁的評價也很高，稱讚“李先生是個有本事的人”，而歷史學家唐德剛，則盛讚其“匹夫一人系天下安危”。
結語：
李宗仁戎馬倥傯的一生，以敢闖敢拼、老謀深算著稱。但有一點他始終沒有忘記，那就是拳拳的愛國之心。抗戰時期的臺兒莊大捷如此，流亡期間的輾轉回國也是如此，李宗仁始終都維護祖國的統一。
在解放戰爭後期，李宗仁與蔣介石的互相制衡。蔣介石表面上與中共談和，實際上包藏禍心，這不過是他的緩兵之計罷了。倒是李宗仁多方權衡，為雙方的談和奔走。雖然，李宗仁也有他自己的私心，但總體來說還算是進步的、有遠見的。
可惜的是，下野之後的蔣介石，仍舊在暗中操控一切。“戰不能戰，和不能和”，被蔣介石扼住命脈的李宗仁，也只能充當一個工具人。
“自一開始，蔣先生下野之後就想要放棄大陸，他推我出來，也不過是想要借刀殺人……”
在司徒雷登的提醒下，李宗仁總算是大徹大悟。在蔣介石的手上，他的統一夢是不可能實現的，他們根本就不是一路人。新中國成立之後，李宗仁乘飛機奔赴美國，開始了他十餘年的流亡生涯。
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在美國的李宗仁，起初還想組織第三方力量，促成祖國的統一。但無奈勢單力薄，最後只能是作罷。
1954年3月，蔣介石與李宗仁正式鬧翻。徹底心灰意冷的李宗仁，不願意繼續流亡下去，開始尋求回國的辦法。他眼中的國，只有雄雞一般的大陸。在這片廣袤土地的東南，是李宗仁的故鄉廣西，那是令他魂牽夢縈的地方。
毛主席和周總理，深知李宗仁回國的重要性。對於這一點，李宗仁本人也是清楚的。他明白自己回國，會帶來巨大的轟動效應。但無論是站在個人情感，還是民族大義的角度，回到祖國的懷抱，都是他最佳的選擇。
對於他的回國，學界以及民間的評價都很高。位於桂林市象山區的李宗仁官邸，以及臺兒莊的李宗仁紀念館，儲存著許多與他有關的重要文物資料。
這位“青春戎馬，晚節黃花”的老將軍，接受著無數後人的敬意與讚歎。
末代總統李宗仁，值得後人的崇敬與讚歎。這些堅守民族大義、維護祖國統一的先輩，我們永遠都不會忘記。
說到這裡，就不得不提一下在促成李宗仁回國的過程中，出力不小的程思遠，他此後的政治生涯也頗為奇特。
李宗仁夫婦安全回國之後，程思遠也受到了極大的禮遇，他與李宗仁一起生活在北京。
但與李宗仁深居簡出的晚年不同，程思遠一直擔任著重要的職位。1993年3月份，程思遠當選為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這正是當年李宗仁回國之後想要擔任的職位。
28年過去了，李宗仁歸國後的請求，居然在他的秘書身上得到實現。只能說，歷史總是不乏巧合的。此時，李宗仁已經去世了整整24年。而程思遠，則在2005年才離世，享年97歲。
程思遠的後半生，致力於祖國的統一事業，以無比強烈的熱忱投入其間。他不僅支援讚揚了小平同志“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還在1997年赴港參加了香港迴歸的交接儀式，成為了時代的偉大見證者。
在歷史的洪流之中，任何人的肉體都會消亡，湮滅在荒煙蔓草之中。唯有偉大的精神與人格，能留存於天地之間，成為後世子孫汲取力量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