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承繼的遺產是國民黨留下的一副爛攤子,一窮二白,一貧如洗。要發展,要把中國從一個農業國變成工業國,需要資金,錢從哪裡來?與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掠奪不同,中國的工業化資金只能靠自己來解決,靠“積累”。
這樣就產生了一對非常棘手的矛盾:社會主義積累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中國的工業化亟需積累資金,但積累多了勢必影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一方面,如果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太多,又會減少資金積累,不利於工業化的發展。
如何平衡和處理積累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之間的矛盾?這一重任擺在了毛主席的面前。
1957年9月4日,毛主席在邯鄲同河北省委、石家莊市委、邢臺地委、邯鄲地委的領導人座談工農業生產情況,指出要勤儉建國、勤儉辦社、勤儉持家,他說:
“現在少吃一點,少穿一點,積累起來。全國好了,就保障住國和家了。”
毛主席的這句話,就是新中國艱苦創業的生動寫照,“社會主義積累”,貫穿了那個時代的始終,貫穿了那個時代的人們的生命之中,為了這個“積累”,那時的人們要從生活水平提升方面來“擠”。
1953年7月9日,毛主席審閱中共中央關於國營企業中的工資、年終雙薪、年休假問題給各中央局、分局並轉省市委的指示,中央指示說:國家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已經開始,必須積累必要資金投入工業建設。因此,中央決定在國營企業中,不進行全面調整工資,標準工資一般不動,並取消年終雙薪(或年終獎金)制度和暫緩普遍實行年休假制度。毛主席批示道:
“應充分估計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況,進行足夠的解釋工作。適當照顧農民。災荒和朝戰。”
1953年7月31日,毛主席審閱修改中共中央關於統購糧食的宣傳要件稿,關於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他指出了農業合作互助的好處:
“因為大家勞動,力量大,單幹辦不到的事,互助組能夠辦得到,互助組辦不到的事,合作社能夠辦得到,所以互助組比單幹強,合作社比互助組強,走一步就能使生產發展一步,生活提高一步。同時能用更多的糧食棉花和別的農產品供給國家和全國人民,又可以一步一步培養大家集體勞動的習慣(但不是吃大鍋飯) ,一步一步積累資金,學習經管這個大家務的本事,一步一步走到社會主義。”
同一天,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就農業合作化問題作報告,談到積累問題時說:
“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其中有一個相當大的部分是要從農業方面積累起來的。這除了直接的農業稅以外,就是發展為農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資料的輕工業的生產,拿這些東西去同農民的商品糧食和輕工業原料相交換,既滿足了農民和國家兩方面的物資需要,又為國家積累了資金。”
同蘇聯的工業化積累主要來自農業一樣,新中國工業化積累的主要來源也是農業,但要吸取蘇聯把農民“挖”得很苦的教訓,要走自己的路,既要發展工業,又不失去人民。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論十大關係”,在論重工業、輕工業、農業之間的關係時,指出重工業是發展和投資的重點,但也要增加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比重,這樣才能更好地供給人民生活的需要,還可以更快地增加資金的積累,他說:
“你對發展重工業究竟是真想還是假想,想得厲害一點,還是差一點?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點,那就打擊農業、輕工業,對它們少投點資。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厲害,那你就要注重農業、輕工業,使糧食和輕工業原料更多些,積累更多些,投到重工業方面的資金將來也會更多些。”
在談到國家、生產單位、生產者個人的關係問題時,毛主席指出要兼顧,不能只顧一頭,對於工人,他指出要提倡艱苦奮鬥,同時要注意提高工人生活水平。對於農民,要兼顧國家與農民的利益,避免蘇聯的教訓,他說:
“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採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
1957年1月18日,毛主席主持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陳雲作關於財政經濟問題的報告,期間,毛主席對保證民生與投資比例等一系列問題發表了看法,指出要與蘇聯竭澤而漁的辦法有所區別,他說:
“蘇聯是付了很大代價的,竭澤而漁,搞了二十一年,鋼從四百萬噸只增加到一千八百萬噸。我們是不是可以也在同樣的時間,不採取那個竭澤而漁的辦法,把我們的重工業建設得比它還多一點呢?蘇聯付出的代價相當大,人民束緊褲帶。他們是有了重工業,喪失了人民。我們是不是可以又有重工業,又得了人民?這個問題沒有解決,要靠以後找出一條道路來。適當地(不是太多地)增加輕工業方面的投資、農業方面的投資,從長遠來看(五年、十年) ,既可以搞積累,又滿足了人民的需要,反而對於重工業的發展有利。這樣一來,就跟蘇聯走的那條路有點區別,不完全抄它那條路。”
1957年1月27日,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發表講話,指出全黨要重視農業,其中重要的一條是“農業是積累的重要來源”,農業發展了,可以為工業提供更多的資金,他說:
“農業本身的積累和國家從農業取得的積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佔多大比例為好?請大家研究,議出一個適當的比例來。其目的,就是要使農業能夠擴大再生產,使它作為工業的市場更大,作為積累的來源更多。先讓農業本身積累多,然後才能為工業積累更多。只為工業積累,農業本身積累得太少或者沒有積累 ,竭澤而漁,對於工業的發展反而不利。合作社的積累和社員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價值法則搞經濟核算,要勤儉辦社,逐步增加一點積累。今年如果豐收,積累要比去年多一點,但是不能太多,還是先讓農民吃飽一點。豐收年多積累一點,災荒年或者半災荒年就不積累或者少積累一點。 就是說,積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 ”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主題的講話,他指出:在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裡面,在這兩種社會主義經濟形式之間,積累和消費的分配問題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也不容易一下子解決得完全合理。我國每年作一次經濟計劃,安排積累和消費的適當比例,求得生產和需要之間的平衡。國家要積累,合作社也要積累,但是都不能過多。我們要儘可能使農民能夠在正常年景下, 從增加生產中逐年增加個人收入。我們準備在幾年內,把徵糧和購糧的數量大體上穩定在八百幾十億斤的水平上,使農業得到發展,使合作社得到鞏固,使現在還存在的農村中一小部分缺糧戶不再缺糧,除了專門經營經濟作物的某些農戶以外,統統變為餘糧戶或者自給戶,使農村中沒有了貧農,使全體農民達到中農和中農以上的生活水平。 關於國家工業化道路,他提出要以重工業為中心,農業和輕工業“同時並舉”,他說:
“我國是一個大農業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了,重工業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會更快地發展。這樣,看起來工業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實際上不會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 ”
1957年9月19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關於積累問題,他說:
“現在要提留積累,國家、合作社、個人都要有積累。去年講積累不要多,要多分。今年要轉變一下。當然留得太多也不行。”
1957年9月29日,毛主席會見南斯拉夫國民議會代表團,對工業化問題,他說:
“我們還是農業國,工業化要很長時間,要半個世紀。要吃飯,要穿衣,工業缺乏積累,不解決這些問題,不可能迅速發展工業。”
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最後一次會議上,毛主席指出要勤儉持家,以便積累,他說:
“國家有積累,合作社有積累,家庭有積累,有了這三種積累,我們就富裕起來了。不然,統統吃光了,有什麼富裕呀?中國人要有志氣。我們應當教育全國城市、鄉村的每一個人,要有遠大的目標,有志氣,大吃、大喝,統統吃光、喝光,算不算一種志氣呢?這不算什麼志氣。 要勤儉持家,作長遠打算。什麼紅白喜事,討媳婦,死了人,大辦其酒席,實在可以不必。應當在這些地方節省,不要浪費。這是改革舊習慣。 我看,我們有個四五十年,事情就好辦了。”
1958年1月,毛主席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指出積累和消費的比例是一個關係我國經濟發展速度的大問題,關於農業合作社的積累和消費問題,他說:
“湖北同志有這樣的意見:以一九五七年生產和分配的數字為基礎,以後的增產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配給社員,六成作為合作社積累)、對半分、倒四六分(即以四成作為合作社積累,六成分配給社員)。如果生產和收入已經達到當地富裕中農的水平的,可以在經過鳴放辯論取得群眾同意以後,增產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配給社員,七成作為合作社積累),或者一兩年內暫時不分,以便增加積累,準備生產大躍進。這個意見是否適當,請各地討論。”
1959年1月12日,毛主席會見巴西伯南布哥州州長桑巴約和夫人等,桑巴約問:“一般為了積累資金,往往要減少消費品的生產,中國是否也如此?”,毛主席回答說:
“要解決資金問題,就要發展消費品的生產。資本迅速和大量積累的來源是消費品的生產,即從輕工業、農業、林業、畜牧業等方面得來。重工業生產就不同,建設時間長,投資多,利潤又薄。所以,必須是重工業與輕工業同時並舉,工業與農業同時並舉,大中小工業同時並舉,洋法生產與土法生產同時並舉。”
1959年2月27日,毛主席同河南省、地委部分負責人談人民公社問題,對高積累提出自己的意見,他說:
“過去就講個人、集體、國家三者的關係,現在是半盤棋,幾億農民是大半盤棋,光搞國家積累和公社積累不行,現在分配方案要改變一下。我考慮,國家的徵收和公社的積累只佔隊的總產值的百分之二十五,生產費佔百分之二十,群眾分配佔百分之五十五,這個比例不變。工業現在佔用的資金、人力太多,是有衝突的。凡有人力、物力、財力衝突的要調整一下。”
1959年2月27日,在鄭州會議上,毛主席指出要合理安排積累,不要積累太多,他說:
“我們必須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積累和安排國家需要這三個方面的工作,同時統籌兼顧。這樣,才算真的做到了全國一盤棋。一般說來,一九五八年公社的積累多了一點。因此,各地應當根據具體情況,規定一九五九年公社積累的一個適當限度,並且向群眾宣佈,以利安定人心,提高廣大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人民公社一定要堅持勤儉辦社的方針,一定要反對浪費。”
1959年3月17日,毛主席閱中共山東省委報送的關於六級幹部會議情況的報告,報告說基本核算單位生產隊的積國和消費比例大體上各種扣留約佔總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七左右(國家稅收和上繳任務佔百分之七左右,公社積累佔百分之十八左右,生產費用佔百分之二十二左右) ,分配給社員部分約佔總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三左右。毛主席認為這個報告很有參考價值,他批示說:
“在目前時期,積累不可太多,而且公社三級都要有積累。湖北規定積累比例,有高有低,一般為百分之十八。此百分之十八,分配到公社為百分之七或百分之八,管理區為百分之三或百分之二,生產隊為百分之八,而縣則不抽積累。”
1959年12月29日,毛主席同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等一起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對價值規律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問題發表看法時說:
“多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多為重工業創造一些積累,從長遠來看,對人民是有利的。只要農民和全國人民瞭解到,國家在買賣農產品和輕工業品方面賺的錢是用來幹什麼的,他們就會贊成,不會反對。農民自己已經提出了農業支援工業的口號,就是證明。當然,賺錢不能過分,工農業產品的交換不能夠完全等價,但要相當地等價。”
1960年4月29日,毛主席會見古巴人民社會黨總書記羅加和夫人,對古巴黨綱草案發表看法是指出:
“國民收入中的積累和消費部分要有適當比例,積累太少就有害於國民經濟。若現在許了許多諾言,以後會感到困難。無產階級當政時,工人要改善生活,不可不改善,但要逐步改善,要提高,但不能太高。”
1961年12月17日,毛主席聽取山東省委負責人工作彙報,談到生產隊的分配等問題時,他說:
“按勞分配就是社會主義。照顧五保戶、困難戶,有共產主義因素。還有積累,還有徵糧,有了前途。這是整個人民的利益。”
1963年9月28日,毛主席跟即將返回新疆的王恩茂談話,要求做好新疆的經濟工作,改善人民生活,他說:
“發展社會主義事業要有積累,但不要過多,糧食要徵購,但不能過重,要減輕人民的負擔。”
1964年9月20日,毛主席會見由阿爾及利亞國民經濟部部長、民族解放陣線政治局委員布馬紮率領的阿爾及利亞政府經濟代表團,談到中國經濟建設的經驗,他說:
“有一個時期我們不重視農業和輕工業,就發生許多問題,糧食不夠,輕工業品不夠,吃、穿、用都不夠,恰好這些是廣大人民生活的必需。同時,這兩個方面是積累資金的主要來源。要自力更生,非積累資金不可,靠帝國主義是不行的。”
1966年3月12日,毛主席在關於農業機械化問題給劉少奇的一封信中,指出機械化要跟備戰、備荒、積累聯絡起來,他說:
“國家積累不可太多,要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糧還不夠吃、衣被甚少著想;再則要為全體人民分散儲備以為備戰備荒之用著想;三則更加要為地方積累資金用之於擴大再生產著想。所以,農業機械化,要同這幾方面聯絡起來,才能動員群眾,為較快地但是穩步地實現此種計劃而奮鬥。蘇聯的農業政策,歷來就有錯誤,竭澤而漁,脫離群眾,以致造成現在的困境,主要是長期陷在單純再生產坑內,一遇荒年,連單純再生產也保不住。我們也有過幾年竭澤而漁(高徵購) 和很多地區荒年保不住單純再生產的經驗,總應該引以為戒吧。”
1975年6月12日,毛主席會見甘比亞總統賈瓦拉,在介紹中國經驗時,他說:
“我們現在還是一個窮國,還要三十、四十、五十年,可能好一些。我們幫助外國,首先要使他們自力更生。先搞農業、輕工業,可以積累資金。我們現在沒有外債,也沒有內債。我們要感謝蘇聯,它逼我們,撤走專家,撕毀合同,我們沒有辦法啊,只好自力更生。”
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積累”更像是一場悲壯的遠征,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農民用他們偉大的犧牲精神,源源不斷地為新中國的工業化輸送著所需要的一切,奠定了中國工業化的堅實基礎。
從1950-1977年,中國工業產量以每年13.5%的速度增長,工業總產值增加了38倍,重工業產值增加了90倍。工業總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由30%增加到72%,中國已從一個基本的農業國轉變成一個初具規模的工業國。到70年代中期,中國生產了大量的噴氣式飛機,重型拖拉機和遠洋輪船。中國還製造了原子彈和洲際彈道導彈,在成功地進行了第一次核試驗的6年後,又於1970年發射了人造衛星。中國已經躋身於世界前6位最大的工業國家之列。
在今天,人們經常聽到一種抱怨的聲音,說大集體時代生活苦,吃不飽,甚至餓肚子。這種聲音說得沒錯,不能說是完全不符合歷史實際,但它反映的只是表象,它只認為是大集體造成了生活的困難,而沒有看到全國人民勒緊腰帶積累資金建立工業國家的實質。而這正是毛主席所一直強調的中國人的志氣,中國人的遠大目標,中國人的長遠打算。沒有積累,就不會有中國工業化基礎的奠定,而積累必然意味著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要相對緩慢,而這種緩慢換來的是中國工業化的快速發展。
1953年9月12日,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發表講話談抗美援朝戰爭問題,他說到了“施仁政”,把積累與發展的道理講通了,他是這樣說的:
“所謂仁政有兩種:一種是為人民的當前利益,另一種是為人民的長遠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設重工業。前一種是小仁政,後一種是大仁政。兩者必須兼顧,不兼顧是錯誤的。那末重點放在什麼地方呢?重點應當放在大仁政上。現在,我們施仁政的重點應當放在建設重工業上。要建設,就要資金。所以,人民的生活雖然要改善,但一時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說,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顧,不可多照顧。照顧小仁政,妨礙大仁政,這是施仁政的偏向。”
新中國成立後的二十幾年裡,人民的生活還很艱苦,他們吃的少,他們穿的也少,不是他們不努力,也不是他們的勞動效率低生產不出東西,而是他們積累了,他們在辦一件大事,他們把省下的每一分錢,用在了中國的工業化上,用在了擴大再生產上,而這些都是事關人民長遠利益的大事情,事關國家的長治久安,事關子孫後代的福祉。他們是為今天的我們而積累的,他們的吃不飽,他們的穿不暖,是為了今天的我們的吃得飽、穿得暖。
新中國的歷史,處處書寫著“不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