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毛澤東與蔣介石是死對頭,雖然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兩人有過一段短暫的“共事”時光,蔣介石擔任黃埔的校長,毛澤東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代理部長,在工作中,難免會有一些來往,表面上沒有太多的爭鬥。
但自1927年北伐軍進入上海後,蔣介石發動震驚全國的“四一二政變”,兩人“正式”站到了對立面。八七會議後,毛澤東領導了秋收起義,並率起義軍走上了井岡山,影響力越來越大,兩人再次見面,已是1945年的事情了,國共雙方在重慶和談。
新中國成立後,兩人雖然沒有再見過面,但相互仍有“聯絡”,只不過是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進行,蔣介石甚至在1975年,秘密邀請毛澤東訪問臺灣。
當時毛澤東身體不好,委託鄧小平代表他去臺灣一趟,可以坐下來好好談一談,儘快恢復通訊,雙方都在做準備,但遺憾的是,鄧小平最後卻沒有去成。
那麼,蔣介石在晚年時,為何會邀請死對頭毛澤東訪問臺灣,鄧小平最後為何沒有去成?
新中國成立初期,解放軍一直做“武力”攻臺的準備,並將這個任務交給了有著“戰神”之稱的粟裕。因為解放臺灣與在陸地作戰不同,中間隔著臺灣海峽,粟裕當時就提出了“陸海空”聯合作戰的方案。
因為臺灣是蔣介石最後的“退路”,潰逃到臺灣的國軍不斷擴充兵力,起初粟裕計劃用三野的王牌部隊第九兵團負責攻臺,但隨著形勢的變化,粟裕改變了作戰方案,將三野的所有部隊全部派上,並抽調了部分兄弟部隊,總兵力達到了65萬人。
毛澤東主席到蘇聯訪問時,就請求斯大林派出空軍支援解放軍的對臺作戰,但因為蔣介石的背後是美國,蘇聯從自身的利益考慮,認為不適宜直接派兵參戰,但可以向新中國出售戰機以及艦艇,並幫助訓練。
雖然海軍、空軍組建完成,但都是“新兵”,三軍協同作戰的訓練還不夠,因此粟裕認為時機還未到。
但在這關鍵時刻,卻爆發了朝鮮戰爭,美國直接將第七艦隊調到臺灣海峽佈防,以阻止解放軍的行動,美國的插手,使兩岸的關係更加緊張。
而在朝鮮戰場,人民軍節節敗退,戰火距離鴨綠江邊越來越近,應朝鮮政府的請求,毛澤東主席高瞻遠矚,認為唇亡齒寒,力排眾議派兵入朝參戰,全國的重心一下子轉移到抗美援朝上,連解放臺灣的主力第九兵團,也被抽調到朝鮮參加作戰,解放臺灣的事耽擱了下來。
蔣介石帶著殘兵敗將撤退到臺灣後,其實也憂心忡忡,雖然解放軍海空軍剛組建不久,但在蘇聯的幫助下,很快就會形成強大的戰鬥力,以自己的兵力,難以守住臺灣,對於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又驚又喜;喜的是,得到美國的保護,驚的是,美軍此舉背後隱藏著將臺灣分出去的陰謀。
蔣介石雖然與毛澤東水火不相容,但他不願意做民族的罪人,讓葉公超發表了一份宣告,稱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因為蔣介石對抗美國的陰謀,因而遭到美國的不滿,美國在暗中支援臺灣的反蔣人士,打著民主的旗號,要參與競選總統,其中胡適、陳誠被大多人推舉,但胡適長期在教育領域,沒有太多從政的經驗,而且國民黨內派系眾多,胡適在政界的影響力非常有限,難以站住腳。
排除了胡適之後,只剩下陳誠。陳誠不僅出身於黃埔,又是浙江人,而且還是蔣介石的乾女婿,深受蔣介石的器重,在國民黨內尤其是黃埔系中的地位非常的高,國民黨全面撤退到臺灣前夕,蔣介石就讓陳誠先去臺灣打前站,足可見對他的信任,美國支援陳誠上臺,主要是想挾持他搞分裂。
蔣介石也不傻,對於美國背後的陰謀看得一清二楚,但礙於形勢,只能表面同意民主競選,但他手上的權力,從來沒有想放棄過。
而在大陸這邊,毛澤東也支援由蔣介石實際控制檯灣,在一次會見外賓時,他故意說道:“臺灣是蔣介石當總統好還是胡適好、還是陳誠好,我看還是蔣介石好。但凡在國際活動場合,有他我們不去。至於當總統還是他好……十年、二十年會起變化,給他飯吃,可以給他一點兵,讓他去搞特務,搞三民主義。歷史上凡是不應當否定的,都要作恰當地估計,不能否定一切。”
毛澤東在這個時候講出這句話,在國際上造成很大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毛澤東主席在“聲援”蔣介石。
朝鮮戰爭結束後,新中國在國際上露了一次大臉,讓遭受百年屈辱的中國人民,真正站了起來,因為國際形勢又發生了變化,中央對臺灣的政策也跟著在變。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政策是“武力解決”,但到五十年代中期時,轉變成了“武力與和平”相結合。
雙方也在尋找一個合適的中間人牽線搭橋。周恩來總理選來選去,決定派章士釗帶著中央的信來到香港,交給國民黨駐香港某機構的負責人許孝炎。
中央在給蔣介石的信中,明確了當時對臺灣的政策(1963年周恩來總理總結為“一綱四目”):
(一)臺灣統一於中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臺灣之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於蔣中正;
(二)臺灣所有軍政經濟建設一切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政府撥付(注:當時臺灣每年赤字約8億美元);
(三)臺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待條件成熟並尊重蔣中正的意見,協商決定後進行;
(四)雙方互約不派遣特務,不做破壞團結之舉。
事關重大,許孝炎送走章士釗後,立即放下手中的事,一刻也不敢耽擱,立即乘坐飛機到臺灣,將信交給了蔣介石。
對於共產黨“主動”派人聯絡,蔣介石當時還有疑慮,其中內心還是有反攻大陸的想法,至少從未停止這方面的準備,因此並沒有立即回覆。
一來二去,這件事就拖到了1957年。一天,許孝炎突然接到蔣介石發來的電報,讓其立即到臺北一趟,有要事相商,許孝炎預感到一定是與大陸有關的事。
到達臺北後,許孝炎被專車接到了蔣介石的官邸,兩人針對我黨中央提出的四條政策進行了一次長談,最後蔣介石決定派一個可靠之人到北京“探探虛實”,並讓許孝炎推薦人選,蔣介石想來想去,最後選中了宋宜山。
宋宜山也是蔣介石的學生,後來還曾被國民政府公派到英國留學,對蔣介石還算比較忠誠,而且職務不高,比較不容易引起別人的注意,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宋宜山的弟弟,蔣介石的愛將宋希濂此時此刻正在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改造,如果宋宜山到北京的行蹤不小心暴露的話,可以用“看望弟弟”的名義說辭搪塞過去,宋宜山也不是什麼大官,探親也在情理之中。
1957年4月,宋宜山帶著使命,秘密轉道香港前往北京,周恩來總理親自會見了他,表示過去國共兩黨曾有兩次合作,現在同樣有機會進行第三次合作;隨後就派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與宋宜山商談具體事宜。
這一次會談,改變了宋宜山過去對共產黨的態度和印象,回到香港後,就將此行寫成一份完整的報告交給蔣介石,但因為宋宜山在文中多處誇讚共產黨建國短短几年取得的成就,讓蔣介石心裡很不舒服,加上一些其他因素,蔣介石認為現在時機還不是很成熟,就暫時停止了來往。
其實當時有不少人都願意為兩岸的交流牽線搭橋,當章士釗在奔走的時候,另外一個重要的人物也來到了北京。
我黨中央發出訊號後,蔣介石父子就首先想到的就是曹聚仁,他是邵力子的學生,與蔣經國頗有交情,在1956年的夏天,曹聚仁透過邵力子與黨中央取得聯絡,周恩來獲悉情況後,就立即安排曹聚仁到北京面談。
曹聚仁問周恩來總理:“中央發出的‘和平解放’有多少實際價值?”
“兩黨過去曾有過兩次合作,而且整體都合作得不錯,第一次取得北伐的勝利,第二次取得抗戰的勝利,現在完全可以進行第三次合作。我們不是招降,而是坐下來商談,只要政權統一,什麼事情都可以商量……”
對於中央的“許諾”,蔣介石、蔣經國很重視,要求曹聚仁再到北京一趟與黨中央接觸。毛主席明確地表示,如果臺灣迴歸,一切照舊,可以繼續實行“三民主義”,對於蔣氏父子,都會做出相應的安排,但臺灣都是由他們在管,這點可以放心。
曹聚仁回到香港後,就將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許諾轉達給了蔣氏父子,但這麼大的事情,並不是三言兩語可以決定,蔣氏父子依舊在觀察考慮。
蔣介石自退至臺灣後,心裡一直牽掛著浙江奉化母親的墓,因為過去湖南軍閥曾挖了毛澤東的祖墳,蔣介石也在擔心奉化的祖墳會被破壞,雖然之前中央寫信給蔣介石時,專門提到奉化的祖墳完好無損,但蔣介石並放心不下,於是讓曹聚仁再次親自到奉化一看究竟。
曹聚仁到奉化溪口後,見到蔣介石的祖墳果真沒有被破壞,就代表蔣氏父子掃了一次墓,並將墓周圍的情況,全部拍成照片送到臺灣,蔣介石看到後,十分地感動,佩服毛澤東的胸懷。
與此同時,因為美國人不斷給蔣介石施壓,要求從金門、馬祖撤兵,將這些島嶼讓給共產黨。蔣介石深知,如果撤兵,就等於失去了與大陸的聯絡,中了美國人將兩岸分開的陰謀,蔣介石的壓力很大,毛澤東也看出蔣介石的難處,果斷下令炮擊金門,雙方配合默契,一起導演了一出大戲,蔣介石則以解放軍即將攻臺的理由,不從金門、馬祖撤軍。
按理來說,解放軍炮擊金門是軍事機密,但鮮為人知的是,中央卻提前向曹聚仁透露了這個訊息。八二三炮戰的前幾天,中央專門再次接見了曹聚仁,向他透露了要打壓一下美國威風的方案。
炮擊金門是在1958年8月23日下午發生的事情,但在這一天的上午,曹聚仁就在報紙上刊登了一則金門即將有戰事的訊息,剛開始可能很多人認為曹聚仁是天方夜譚,但沒有想到的是,這一天下午,福建前線萬炮齊發,炮彈如雨水般地落在金門島上。
在之後的時間裡,中央又透過曹聚仁向蔣氏父子傳遞中央針對金門的政策,例如停火七天,給蔣介石留出補給(沒有在美軍護航的前提下)的時間等等。
但蔣介石的舉動也被美國的情報部門察覺,蔣經國無奈向美國表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由於“事洩”,蔣介石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暫時將這件事放在旁邊。
直到1965年,國民黨曾經的“二把手”李宗仁回到了祖國大陸,蔣氏父子決定再次展開密談,並讓蔣經國親自到香港面見曹聚仁。
最後雙方在六個重大問題上達成一致:
一、蔣介石攜舊部回到大陸,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個省區,仍任國民黨總裁。北京建議撥出江西廬山地區為蔣介石居住與辦公的湯沐邑(意即臺灣最高長官在中國大陸的起居與辦公之地)。
二、蔣經國任臺灣省長。臺灣除交出外交與軍事外,北京只堅持農業方面必須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務,完全由臺灣省政府全權處理,以20年為期,期滿再洽商。
三、臺灣不得接受美國任何援助。財政上有困難,由北京按美國支援數額照撥補助。
四、臺灣海空軍併入北京控制。陸軍縮編為4個師,其中一個師駐廈門和金門地區,三個師駐臺灣。
五、廈門和金門合併為一個自由市,作為北京與臺北之間的緩衝與聯絡地區。該市市長由駐軍師長兼任。此師長由臺北徵求北京同意後任命,其資格應為陸軍中將,政治上為北京所接受。
六、臺灣現任官員官階和待遇照舊不變。人民生活保證只可提高,不準降低。
但後來因為特殊的原因,打斷了兩岸的聯絡,蔣介石得知大陸發生的事,對上面這些條件,開始抱著疑惑的態度,放在一邊。
進入70年代後,國際環境再次發生了變化,中美“破冰”箭在弦上,尼克松總統秘密派基辛格到中國打前站,聯合國也恢復了中國的合法席位,成為常任理事國之一,且尼克松本人也在1972年正式訪華,並發表了“聯合公報”,繼美國之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也到中國訪問。
突如其來的變化,讓蔣氏父子寢食難安,因為國際上留給臺灣的空間越來越小,黨中央再次將解決臺灣問題提到了日程上,蔣介石也有意重啟談判。
遺憾的是,曹聚仁已在1972年去世,雙方失去了一個“穿針引線”的重要人物,最後毛澤東想到了章士釗,準備讓其到香港一趟。
當時章士釗已92歲的高齡,但他深知臺灣問題的重要性,接受了黨中央的委託。章士釗到了香港後,很快就與臺灣方面取得了聯絡,但在這關鍵時刻,章士釗因為過度勞累,於1973年7月在香港病逝。
形勢對臺灣越來越不利,而且毛澤東、周恩來、蔣介石均年事已高,蔣介石心裡也很著急,於是在1975年初派國民黨元老陳立夫,想辦法與北京取得聯絡。
陳立夫接到蔣介石的指示後,立即透過秘密渠道,與北京取得了聯絡,邀請毛澤東到臺灣訪問。
對於蔣介石的邀請,毛澤東十分地高興,深知這是解決臺灣問題的關鍵一環。但因為當時毛澤東重病纏身,基本每天都要吃藥,身體情況不允許他奔波,而周恩來也是如此。
最後選來選去,毛澤東、周恩來一致同意,將這個重要的任務交給了鄧小平,當時鄧小平擔任著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務,主持著中央黨政軍的日常工作,由他代表毛澤東訪問臺灣,是最為合適的人選。
得知鄧小平即將訪問臺灣,陳立夫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假如我是毛澤東》策應,雙方都在做準備,但在這關鍵時刻,蔣介石卻突然病重,於1975年4月5日逝世,兩岸的這一次極為關鍵的溝通又中斷;繼蔣介石之後,周恩來、毛澤東先後去世,溝通的事一直被耽擱。
但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宣佈停止炮擊金門,並明確了兩岸三通的政策,雙方長達幾十年的緊張關係逐步緩和。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