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在北京隆重舉行,當時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的安子文和劉瀾濤等開國功勳,相聚北京參加開國大典的時候,回首當年他們在北京草嵐子監獄從事秘密鬥爭的歲月。
大家想起當年的事不由感慨萬千,同時也不約而同想起同一個人—牛寶正。不久後中央一份加急電報發往山東,要求山東有關方面協助查詢牛寶正的下落。
經過多方努力終於在山東一所監獄中找到這位名叫“牛寶正”的人,隨後牛寶正被帶到北京,搖身一變成為18級幹部。
那麼牛寶正究竟是何許人也?為何能夠被中央下令尋找,並享受18級待遇呢?
輾轉成為監獄看守員
牛寶正1886年出生在山東無棣縣後牛村一個貧窮的家庭中,當時我國正處於內憂外患之際,許多家庭連飯都吃不上,更別說讀書認字了。
牛寶正的家中也是這種情況,幾乎每天都是吃了上頓沒有下頓,因此讀書認字對牛寶正來說是一種奢侈。由於從小在這種環境中生活,牛寶正最大的願望就是希望能夠過上吃得飽穿得暖的生活。
牛寶正知道只有讀書認字才能出人頭地,所以他很小的時候就給地主打工,只為了換取微薄的錢來上私塾。牛寶正小的時候上過幾年私塾,之後實在是沒有錢財支撐自己讀書,便放棄了這條道路。
為了生計,20歲的牛寶正隨著家人來到東關村,並在這裡長久地居住下去。原本以為自己這一生就這樣平平淡淡的度過,沒想到1906年的時候竟機緣巧合進入警察所擔任警士。
1922年6月因為牛寶正表現優越,再加上他對工作認真負責,所以擔任警備隊的分隊長。
雖然牛寶正的知識面不廣,但他也有自己的有點,比如說老實、善於察言觀色,最重要的是牛寶正做事很小心且有韌性,因此格外討上級的賞識。
牛寶正的事業剛剛有起色,但非常可惜的是沒能維持很久的時間。大家都知道當時處於軍閥混亂時期,而山東正是各路軍閥爭相搶奪的地方,山東看似固若金湯,實則內部很是混亂。
軍閥們明裡暗裡爭鬥不斷,再加上直魯聯軍在爭鬥中大敗而歸併且損失慘重,導致社會動盪,時局不穩定,百姓的生活更是叫苦連天。
儘管牛寶正身為警察大隊的分隊長,但在軍閥面前卻只是一個小人物,別說能在他們面前說話,連見到這些軍閥都是很困難的。牛寶正沒有辦法只好辭職回家,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自身的安全。
沒有工作的牛寶正養家餬口就更加艱難了,無奈之下只好和同鄉前往北京謀生,然而在北京待了兩年也沒有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
就在牛寶正絕望的時候,同鄉帶來了一個好訊息,原來北京草嵐子監獄剛好缺一個看守的人,就這樣牛寶正前往草嵐子監獄工作。
結識共產黨員,深受其影響
草嵐子監獄是一個臨時性的看守所,又被稱為“北平軍人反省分院”,這裡主要關押的是國民黨從各個地方抓來的共產黨人,牛寶正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看管他們,這也是牛寶正第一次接觸到共產黨人。
被關押在這裡的共產黨人有中共河北省委書記殷鑑,省委委員安子文、省委軍委常委薄一波、省委巡視員胡錫奎和劉瀾濤等人,這些共產黨人因為被叛徒出賣,幾經輾轉來到這裡。
在此前後,中共北平、天津市委的地下黨組織也遭到了極大的破壞,並有幾十名共產黨員相繼被抓捕關押在草嵐子監獄。
殷鑑、劉瀾濤等人被關押在這裡不久後,就成立了以殷鑑為支部書記的獄中黨支部,面對敵人的殘酷刑罰,他們始終不肯透露出一絲一毫關於我黨的訊息,他們團結一致對抗國民黨。
為了提高大家的思想理論水平,迎接更為殘酷的鬥爭,獄中黨支部提出不僅要把監獄當成鬥爭的戰場,更要好好學習。同時為了繼續和敵人作鬥爭,他們急需一個聯絡員,透過他獲得監獄外的訊息。
殷鑑等人透過對看守員的觀察後,決定爭取“OX”,小夥伴們看到這裡一定非常好奇,“OX”究竟是什麼?
其實這是支部的同志們給監獄看守管理員取的英文代號,“OX”代表的就是看守他們的班長牛寶正,同志們按照英文“牛”的發音,給他取名為“OX”。
那麼支部的同志們為什麼會選擇牛寶正來當聯絡員呢?原因很簡單,牛寶正和其他監獄看守管理員不同,他不像其他看守員那樣兇,態度也是極其溫和的,也不會隨意打罵共產黨員,因此共產黨員對牛寶正很有好感。
當支部的同志間接向牛寶正傳達這個資訊的時候,牛寶正卻裝作沒看見。牛寶正認為現在的生活很平淡,自己很喜歡,他不想摻進兩派的爭鬥當中,他只想平平淡淡的生活。
然而從老家寄來的一封信卻改變了他的想法,也改變了他對共產黨員的認知。
當時牛寶正收到一封從老家山東家裡的信件,信中說牛寶正的母親病重,急需一筆錢救治。牛寶正看到這封信十分著急,他本想請獄中其他的看守者幫自己寫一封信,但又不想他們知道自己家中的情況。
正在牛寶正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他將目光投向了被關押的共產黨員身上,在眾多共產黨員中,牛寶正決定找楊獻珍幫自己的忙。
楊獻珍看起來脾氣很好,而且像是一個文化人,隨後牛寶正拿著紙和筆來到楊獻珍的房間,請他代筆給家裡寫信。
楊獻珍從牛寶正的口中得知他家中有個年邁的母親,現在生病了急需錢救治,但他的收入也是有限的,很難滿足母親的請求,因此他內心很是煎熬。
楊獻珍所在的獄中黨支部本就發愁如何如何爭取牛寶正,沒想到現在剛好來了個機會。
楊獻珍覺得這是一個契機,當即向殷鑑等人彙報情況,獄中黨支部瞭解情況後指示楊獻珍,讓他做好牛寶正的工作,爭取在思想上開導對方,在經濟上支援對方。
所以每當牛寶正值班的時候,楊獻珍都會主動找他聊天,和他交朋友,除此之外楊獻珍還將自己僅有的一點錢塞到牛寶正的手中,囑咐他寄給母親治病。
同時楊獻珍還時不時的和牛寶正敘述自己苦悶的心情:“寶正兄弟,你也知道我平時沒什麼愛好,就是喜歡看看書,但現在進來這麼久了,一本書也沒有看過,心裡鬱悶極了,不知道兄弟你能不能幫我買點報紙看看,解解悶?”
牛寶正本就十分感激楊獻珍將他的錢借給自己,自己才能寄給老家的母親治病,所以當他聽到楊獻珍只是想看報紙的時候,當即答應下來:“楊大哥,你放心,就是幾份報紙,包在我身上!”
牛寶正說完這句話後又頓了頓,繼續說:“不過楊大哥,你要幫我保密,不要走漏風聲,千萬不能被其他人知道報紙是我給你的,不然那我和你都會有大麻煩。”
楊獻珍點點頭,說道:“你放心吧!”
從這以後牛寶正經常幫楊獻珍買一些進步報紙和書刊,牛寶正也成為黨員獲取外邊資料的中間人,使得她們雖然身處囹圄,但心向光明。
幫助黨組織傳遞訊息,營救共產黨員
當這些共產黨被敵人審訊的時候,牛寶正大多都在一旁守著,他經常看見楊獻珍等人凜然不屈的氣勢和鏗鏘有力的答辯,久而久之牛寶正不僅對共產黨員產生同情,他的思想也發生了一定的轉變。
大家也知道共產黨人一直努力爭取牛寶正,因此在共產黨員的影響下,他終於成為一名可信賴的、同情革命的一分子!
牛寶正心中的天平倒向共產黨人後,便開始經常為楊獻珍等人送情報、傳資訊,並利用職務之便,對共產黨人給予各方面的照顧。
每月的探視日,監獄外面的地下黨組織都會派人偽裝成家人,然後看望殷鑑等同志,對於這種行為,牛寶正給予明著監視、暗裡保護。有時候牛寶正還會利用晚上的時間,派妻子或者兒子乘車去聯絡點取信送信。
獄外的地下黨組織也與牛寶正秘密取得了聯絡,並將一批秘密檔案交給他帶入草嵐子監獄,鼓舞了獄中同志們的革命信心和鬥爭意志。
不久後國民黨獄政機關透過獲取的情報,懷疑獄中有共產黨的秘密組織在活動,重點懷疑物件有18人。為此國民黨特調一個憲兵班進駐草嵐子監獄,對共產黨員進行審查和監視。
牛寶正得到訊息後立刻向獄中的共產黨員傳遞,希望他們能夠早做防備。
1934年冬和1935年,牛寶正根據自己掌握的情況,又向獄中地下黨提供了一個密報,那就是南京國民黨特務機關要殺害12名骨幹,這些情報使獄中地下黨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得以妥籌對策,從容應付,最終一次次奪取了鬥爭的勝利。
此外,牛寶正還冒著生命危險,積極配合獄外黨組織對在押同志進行營救,他功不可沒。
被監禁在草嵐子監獄中的60多名共產黨員,有許多在我黨內擔任領導職務,是我黨對敵鬥爭的堅強骨幹。
1936年4月劉少奇同志為適應新形勢的需要,為解決黨的幹部缺乏問題,認為黨組織很有必要採取一些手段營救這些共產黨員出來。
有關領導透過牛寶正向獄中同志傳遞了採取登報宣告脫黨、“要求獄中同志爭取早日出獄為黨工作”的指示。
獄中的同志得到這一訊息還是比較震驚的,同時他們難以接受用“登報脫黨”的方式出獄。
後經過大家的商量,由楊獻珍用外文向北方局和黨中央彙報了想法:“登報脫黨有背叛黨組織的嫌疑,如果當組織堅持這樣做的話,那麼登報的責任由組織負責,我們出去後仍是黨員,按正式黨員分配工作。”
黨組織同意這些黨員的請求,並透過牛寶正傳到獄中,敵人見有這麼多共產黨要“脫離黨籍”,一時間很難分清楚到底是真是假,也不敢隨便批准,因此一個月後還是沒有訊息。
就在這個時候中央又一次指示大家迅速出獄,對此獄中的同志經過認真分析後決定分批出獄比較安全。
1936年9月上旬,安子文、楊獻珍、劉瀾濤、薄一波等9名同志透過“登報脫黨”的方式獲得釋放;9月22日趙林、馮樂等21名同志也出了獄。
就這樣61名同志按照原來制定的方法順利出獄,出獄後的同志們分散行動,在街上行走彼此都不說話,做出一副不認識對方的樣子,後來大家漸漸和組織上取得聯絡,並接受了黨的工作分配。
共產黨的同志雖然被釋放了,但牛寶正卻被國民黨給盯上了,牛寶正因為頻繁接觸共產黨員,因此受到監獄當局的懷疑。
1936年年底的某天,牛寶正被國民黨逮捕,牛寶正可能做夢也沒想到,他有一天會以“罪犯”的名義進監獄。儘管敵人對牛寶正實施了許多刑罰,但牛寶正始終沒有透露出關於共產黨的訊息。
敵人見牛寶正這樣十分生氣,對他用了十分殘酷的刑罰,就在緊急關頭,北平地下黨及時採取措施,將牛寶正拯救出來逃離北平。為了防止國民黨用牛寶正的家人威脅他,組織上還將牛寶正的家屬營救出來,並秘密護送出城。
牛寶正見到共產黨來營救自己十分感動,當他見到妻子和孩子後,心中對共產黨的感激更是無法言表,就這樣牛寶正和妻子孩子重新回到東關居住。從這以後,牛寶正一家和中共黨組織中斷了聯絡。
尋找牛寶正,享受十八級待遇
時間一轉10多年過去了,中國的革命形勢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了,當年在草嵐子監獄裡的安子文等同志,如今很多都成為位高權重的功勳,令人感動的是他們沒有忘記牛寶正曾對中國革命作出的貢獻,準備接對方進京,進行感謝。
不過非常可惜的是安子文等人只知道牛寶正是山東人,除此之外再也不知道其他有利的資訊。無奈之下安子文等人只好給山東發去一封緊急電報,請山東有關方面代為尋找牛寶正的下落,如果還在人世,希望儘快送進京。
山東省接到這份電報的時候非常重視,隨後展開了查詢工作。當時找人還不是很方便,不像現在有系統,有監控,不過幸好有一位原本在山東渤海抗日根據地工作過的同志認識牛寶正,他向組織提供了一個資訊,那就是牛寶正是無棣縣城關附近的人。
有了具體的地點,山東省的有關人員尋找起來就更加方便了。
1950年4月中共山東省委將一份公文送到了無棣縣的中共墾利地委。
墾利地委對此非常重視,立即安排專人攜省委專函前往無棣縣。當時的無棣縣縣委書記張雨村看過信函後不敢怠慢,立即批示,並將這件事交給趙延津負責。
趙延津又將這件事交給張學德負責,除此之外張雨村還安排趙延津、張學德和地委來的同志見面,共同商議查訪的相關事宜。
張雨村當面向張學德交代:尋找的範圍在城關,要抓緊時間尋找,如果找人牛寶正本人,並確認身份無誤的話,儘快送京。
張學德從張雨村臉上的凝重和焦急得知這件事很重要,他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將組織安排下的任務完成好。
張學德從張雨村的辦公室走出來後,立刻著手開始安排調查,他先是向城關籍人員打聽十分認識牛寶正,大家聽後紛紛搖頭,表示並不認識,隨後張學德騎著單車直奔城關,向正在區委參加會議的鄉村基層幹部打聽“牛寶正”這個人。
張學德本以為這次也會失望而歸,沒想到卻有一個不小的收穫。有人向張學德透露一個訊息,原來在縣城東關的監獄裡,有一個正在接受管制的犯人就叫牛寶正。
張學德聽到這裡十分激動,隨後立刻趕往城關公安分局,找到局長張權溫。張權溫告訴張學德:“牛寶正確確實實是關東人,不過這個人的歷史非常複雜,曾經在本縣當過警察隊長,後來在國民黨監獄當過看守班長。”
張學德聽到這裡瞬間明白牛寶正被關押在監獄中的真正原因,畢竟他當初在國民黨的監獄工作過。
儘管張學德心中確認這就是自己要找的人,但他還是有些不放心,隨後又查閱了檔案,然而在檔案中並未發現牛寶正和我黨有任何關係的記載。
張學德有些懷疑自己的判斷,難道這個牛寶正不是自己尋找的人,不然為何沒有任何檔案記錄呢?為了慎重起見,也為了順利完成組織上安排的任務,張學德決定親自見牛寶正一面。
張學德以審查人員的名義,多次約談牛寶正,重點了解了他的過往。牛寶正告訴他說:“我曾在北平國民黨監獄裡當過看守班長,也幫過中共地下黨做過不少事情,還差點被國民黨槍斃,不過幸好共產黨營救了我。”
除此之外張學德還從牛寶正的口中得知他回到山東老家後,以做小買賣度日,全國解放後由於無棣縣不瞭解牛寶正過去的歷史,再加上他曾在國民黨監獄內工作過,所以才被關押在監獄裡。
聽到這裡張學德確認面前的牛寶正就是自己要尋找的人,隨後將自己調查出來的情況彙報給張雨村等人。不過張雨村等人還要進一步確認牛寶正的身份,如果送去一個假功臣的話,那可是鬧了個大笑話。
緊接著縣委和公安部門經過對牛寶正鄰居和家屬的查訪,證實他確實是在草嵐子監獄擔任過看守班長,下一步張學德向牛寶正提及認不認識安子文和劉瀾濤的時候,牛寶正說不認識,隨後說只認識“徐子文”和“劉華甫”,並說出這兩人的外貌特徵。
透過重重研究和比對,確認牛寶正就是當年營救過共產黨的人,隨後便安排牛寶正進京的相關事宜。
當張學德將當年的“徐子文、劉華甫”等人現在已是新中國重要功臣的事實告訴牛寶正時,他十分震驚,連說“想不到”。
當張學德告訴牛寶正要將他從監獄裡接出來,並將他和家人接進北京的時候,他先是瞪大了雙眼,隨後潸然淚下,不敢相信自己聽到的,為了表達自己的感謝,他緊緊握著張學德的雙手,一個勁的說謝謝。
然而當一切工作準備就緒的時候,牛寶正卻出了一點意外,他告訴張學德自己不想進京了,張學德聽到這裡很是震驚,連忙問為什麼。
牛寶正說:
“我不想進京的原因有三個,第一我對黨沒有太大的功勞,進京實在是有愧;第二是不捨得離開我的家鄉;第三則是獨子不在這裡,我和妻子很難進京。”
張學德報告縣委後,對牛寶正所提3點一一作了妥善解決,並決定採取分兩步走的方法,本人先行,眷屬隨後。牛寶正這才同意了,並立即準備動身。
縣委使用唯一的也是當時的主要交通工具—膠輪馬車送牛寶正到地委,再由地委轉送到北京。
牛寶正進京後見到了劉瀾濤、楊獻珍等人,自從上次一別後,他們已經幾十年沒有見面了,雙方都很激動,緊緊地握著對方的手,眼中也飽含熱淚。
1950年牛寶正被安置到北京公安局草嵐子監獄做預審工作,並享受幹部行政十八級待遇,給他的獨子牛建中安排了一份滿意工作。
1954年11月牛寶正因病逝世,享年6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