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貴州史前化石人類和考古墓葬的人骨發現是比較豐富的。一直以來這些豐富的人類遺骸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隨著現代分子生物學的發展, 生物DNA的研究逐漸被運用到考古人骨中, 考古學文化人群間的遺傳學關係在國內外已被廣泛重視, 貴州有關夜郎時空的人骨、貴州古夜郎以前的古人類人骨、以後的民族墓葬人骨的研究應提上研究日程, 它將有助於解決貴州各時代考古學文化入群間的遺傳學關係, 夜郎主體民族、古代民族的同源性或異源性、個體與群體、群體與個體的遺傳關係, 建立貴州古代人類考古人骨的DNA資料庫, 以期達到這一寶貴資料的儲存和今後科學發展後的使用。
貴州豐富的史前人類遺骸研究證實, 貴州古人類是蒙古人種的南亞型別, 這些貴州境的史前古人類並沒有消聲匿跡, 它們在 (今天的盤江流域) 不斷髮展壯大, 為新石器時代末期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以後的民族融合奠定了人類群體基礎。貴州古人類作為土著人類發展到新石器時代以後, 與周邊地區的人類群體在各歷史時期不斷髮生交往、融合, 在戰國至西漢時期形成了一個以濮為稱謂的民族群體。
由於統治集團、文化、地域、婚姻等因素在各歷史時期“貴州人”被賦予不同的稱謂:史前貴州境“智人”, 戰國一秦漢的濮人, 東漢時的濮僚, 南北朝的僚人, 隋唐的葛僚, 南宋以後的仡佬、布依、水族等。實際上只是時代名稱上的演變。體質人類學研究表明, 貴州苗族與華南漢族, 貴州侗族最為接近, 與湖南土家族也較接近, 在發形、膚色、蒙古褶鼻型的頭型等形態和特徵更多地具有東亞蒙古人種型別體質特徵。
人的血型作為一種遺傳標記, 在研究人類種族起源和遷移中是個重要工具。“從ABO的血型分佈看, 中國人似可分為北方和南方兩大群, 分別為較高的B基因頻率和較高的O基因頻率”貴州省的仡佬、水族、布依族、苗族與廣西壯族, 均具有較高的O基因頻率, 具有典型的南方類群特徵, 提示他們有共同的血緣關係。這一觀點與史實是吻合的。
“遺傳距離是各種遺傳標記的基因頻率平均值的函式, 反映特定群體遺傳的歧異程度。群體間遺傳距離小, 反映他們的族源近, 反之則遠。在這6個民族群體的遺傳距離聚類分析中, 如取雙平行線長度小於0.0016的水平, 則水族、苗族與壯族, 仡佬族與漢族分別各聚為一組, 反映他們族源較近或有高度血緣混雜。調查結果是符合 一般史書記載的。壯族與水族的遺傳距離較小 (0.00191) , 與史載壯、水兩族同源之說一致。有關苗族的淵源問題多數認為苗族祖先, 在古代自洞庭一帶西遷, 在秦漢時代定居於湘西、黔東、桂北等地, 當時被稱為五溪蠻, 是五陵蠻的族群發展而成的單一民族。由於黔東南與桂西北苗族、水族和壯族聚居的山地, 在地理區域 (雲貴高原苗嶺山脈) 上連成一片, 族間雜居通婚產生基因交流, 所以苗族與水族的遺傳距離 (0.00106) , 苗族與壯族的遺傳距離 (0.00119) 都較小。
貴州仡佬族屬我國南部華南型別的黃種人, 與廣西壯族和海南黎族較接近, 體質特徵與我國南部少數民族比較接近, 與漢族的遺傳距離 (0.00002) 極小, 在聚類分析中首先聚為一組, 究其原因是兩族在漫長的歷史程序中, 高度的血緣融合所致, 北盤江流域歷來是布依族聚居地。今布依族的由來據稱:在元代出現並活動於貴州南部的少數民族被稱為仲 (犭中) 最早的就是後來發展為語言和習俗都和壯族十分接近的布依族, 很少與外族通婚的。布依族歷來就有“赴表”習俗, 外國人因語言隔閡, 自然很難參予。加上山川阻隔, 布依族與外族通婚更是鳳毛麟角了。布依族作為一個生殖隔離群體, 而把宗族的基因保持下來, 這就是今天布依族與其他民族遺傳距離較大的原因。
綜上所述, 在資訊化、高科技化的今天, 貴州考古發掘出土的豐富的化石人類和人骨應當得到足夠的重視, 以便於分子人類學和體質人類學的研究。
在作好貴州史前古人類, 戰國—西漢及各時代少數民族人骨體質人類學基礎研究的同時, 選擇時空範圍內差距較大的不同樣本進行分子人類學的研究。儘量選擇在考古學文化、性質、族屬判定以及人種型別的研究等方面已經有了初步結論的樣本。如距今1萬年前的普定穿洞古人類、貓貓洞古人類, 距今約5000年的吊洞新石器晚期古人類, 戰國—西漢時期的赫章可樂“南夷”墓葬人骨、威寧墓葬人骨、其他時代的民族墓葬人骨, 與考古學、文獻學、體質人類學研究的結論進行比較、相互印證, 對考古發掘出土的每列個體的線粒體DNA進行提取、擴增、測序、分析, 找出同源性或異源性。在注重群體遺傳關係研究的同時, 也要注重個體遺傳關係的研究。因為群體遺傳關係的研究將有助於族屬問題的解決, 以往考古學者只能透過考古學文化的內涵, 結合古代文獻零星的記載和民族史研究的成果, 進行推測, 缺少比較確切的科學依據, 而古人骨DNA提供的研究有助於為探討各考古學文化人群間的遺傳學關係。提供來自分子生物學方面的直接證據, 對各時代考古學文化之間的淵源、族屬、古代民族與現代民族之間的關係的研究不無啟發。
個體遺傳關係的研究, 有助於對墓地社會性質、組織結構的判斷。而傳統的研究方法是採取根據墓地結構、佈局、人骨性別、年齡鑑定與隨葬品組合去進行推測, 其結論往往缺少科學的說服性, 透過對古人骨線粒體DNA的分析, 將使我們瞭解到同一墓地中不同墓葬中死者之間的遺傳學關係, 以及同一墓葬中不同死者之間的遺傳學聯絡, 對於墓地性質的解決提供了有力的證據。是母系氏族, 或是父系氏族, 是家族或是公共墓地?
我們期待著貴州能建立或運用以DNA為代表的現代生物學技術和體質人類學的各種方法能得以運用到考古人骨中, 使許多懸而未定的史實得以證實。如夜郎的主體民族, 夜郎以前的貴州古人類、夜郎以後的貴州少數民族的比較研究等問題, 就必須在文獻學、考古文化研究的同時依靠民族體質測量、基因分析去達到突破性的發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