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十月，我紅軍西路軍渡過黃河，向甘肅、新疆地區進軍，那時，我是三十軍軍長程世才同志的警衛員。國民黨“五馬匪幫”像毒蛇似的纏住我們，一路上，幾個旅的騎兵對我們夾擊圍攻，每天都有決死的戰鬥。
半年以來，我們在損失慘重之後衝出了重圍，陷入了彈盡糧絕的境地。部隊在荒無人煙的大沙漠上艱難地行進，找不到野菜和水，即使遇到幾戶人家，也很難買到糧食，什麼時候遇到野牛群或野羊群才能填飽一次肚皮，但這總是餓上一兩天才有的奇遇。
我們嘴唇裂開了血口，嗓子燒得幹疼，在這時用尿來解渴是很普通的事，但是尿水也是很少了。
氣候愈來愈壞，生長在溫暖南方的指戰員，穿著破破爛爛的單衣，忍受著零下二三十度的嚴寒與風雪的襲擊，手腳凍裂了，有的同志凍掉了手指和腳趾，但是紅軍的行列畢竟還是艱難地向西移動著，最終我們忍著飢餓寒冷到達了新疆東面的星星峽。
星星峽只有幾戶人家，部隊吃住仍很困難，除了少部分人住在老鄉家裡，部隊仍住在沙漠上。我到星星峽之後就當了警衛班長。
這天清早，我們排長忽然把我叫了去，交給我一個簡直可以說是新奇的任務。
排長嘴唇抖動著，沒法掩飾他的激動，慢慢地說：“你們八點三十分後，到村子南面兩里路的地方去，佈置好警戒，十點鐘後有蘇聯飛機來給我們送吃的!聽見了嗎?送吃的來……”
“蘇聯的嗎?飛機……”
“是啊!同志，想想吧！這麼困難，蘇聯幫助我們……”
我簡直以為自己是在做夢，但是，這一刻卻是即到的現實啊！
接到這個任務，我的心就不能安靜下來，越想越是高興。
在這萬分難忍的飢餓中，想到在遙遠的地方有蘇聯同志關心我們，幫助我們，我除了用感激這兩個字來形容我當時的心情，再也找不到更確切的字眼。
村南兩里路的地方，說是飛機場，實際上只是一片比較平坦的沙漠。四面看看什麼也沒有，除了星星峽以外，大地全被厚厚的沙子覆蓋著。這個地方飛機怎能認得出來呢?要是找不著我們怎麼辦?
我把全班同志分散開，就坐在沙漠上等著，看看天，晴朗的空中連一點雲彩也沒有。太陽好像比往日升得慢，心裡只盼著它快到當頭，那時就會有從蘇聯飛來的飛機，就會有吃的了。
“注意點，好好聽著，別睡著了。我們是來接飛機的，別讓飛機叫醒咱們，那就太不禮貌了。”我一再叮囑戰士們。
我聚精會神地聽著，不時看看西北方向的天邊。總想在飛機還沒飛到頭頂時就提前發現它，好眼看著它一點點飛過來，但是又總怕自己聽不到飛機聲。
好容易把太陽盼到了當頭，還是看不見飛機，連聲音也聽不見。難道不來了嗎?還是改變了時間?
唉，世界上再也沒有比等待更讓人著急的了，何況又是等待蘇聯飛機，我真是恨自己的眼睛看得太近，耳朵也聽不遠。
正當我納悶的時候，突然聽到徐英文同志喊：“班長，來了！來了！”我們都急忙站起來，沿著徐英文指著的方向看去，可還是什麼也看不見。但是細聽聽，真的聽到北方有一種輕微的“轟隆”聲，同志們都喊著：“來了！來了！”
這時候，大家都是又高興，又著急，不知不覺地喊了起來，跳了起來，跳動的身體中還有一顆火熱的心也在劇烈地跳動著!馬達聲愈來愈大了。
飛機上的蘇聯同志，也許看到我們這十幾個連蹦帶跳的人了吧，他們直奔我們這個方向飛來。飛機飛得很矮，馬達聲卻響徹了天空。四架飛機低低地飛過我們的頭頂，我抬頭看著這四架銀色的雙翼飛機，高喊著，一點也不害怕。
過去我見到飛機就躲，因為那是國民黨轟炸掃射人民的飛機，這是蘇聯的飛機，它給我們帶來了友誼和吃的!我一直在喊，不知喊了些什麼，只覺得自己的心都快被喊出來了！
飛機繞了兩圈，大約有兩三百米高，這時我們模糊地看到飛機上的駕駛員還都笑著向我們招手哩，我們更高地跳著招手，更大聲地喊。
正喊時，飛機打開了門低低地拋下一個個箱子，接著又繞了一圈，駕駛員再一次向我們揮揮手，就又向北飛去了。
這時候，我們才好像從夢中醒來一樣，也在這時才發覺胳膊酸了，嗓子也啞了。
我們立刻朝箱子跑去，幾十個箱子東一個西一個深深地陷在沙子裡，有的是完整的牛皮包著的大木箱；有的已經摔碎了，露出了一包包的麵包、餅乾或是芝麻餅。我們圍著這一大堆吃的，不由得想到這都是從社會主義的國家剛運來的啊，都是幸福的人做成的呵！
麵包的香味撲鼻，我真恨不得馬上吃口嚐嚐，但是我們還是抑制住了自己，很快地把這批珍貴的禮物運到了駐地。
星星峽這個小村落，立刻像過年似的熱鬧起來，每個紅軍戰士都抱著一大包東西高高興興地回去了。
我手裡拿著這些東西，心裡感激著蘇聯人民雪中送炭般的援助。分給自己的麵包餅乾的香味，使我想到很多東西。我似乎握到了蘇聯人民溫暖的手，看到了他們的幸福生活。這些東西，不僅使我們有了為革命繼續工作的能力，而且使我們更加嚮往將來一將來我們也能有這樣一個幸福的國家。
一連三天，我們忙著把飛機接來送走，又忙著把一箱箱的吃的運回來。我們駐地附近，糧食已堆成小山，我們再不愁沒吃的了。
第四天早晨，首長告訴我：“今天飛機要給我們送棉衣來，要我們好好警戒，並幫助蘇聯同志卸東西，因為飛機這次不再是空投了，而是要降落在沙漠上。”
我聽了這個訊息更加高興起來：這些蘇聯人真好，給我們送吃的又送穿的!我暗地下了決心，一定要趁今天飛機降落的好機會，好好和那幾位蘇聯同志親熱親熱，再看看飛機是個什麼樣子。
我本來有一點擔心人家看我這身破爛衣服笑話，又一想，我們都是無產階級，哪能會笑話呢?蘇聯同志決不是那樣的人。
和往日一樣，四架飛機在中午到達了，他們盤旋了一週，貼著沙漠向下飛來。
落地的時候，飛機在沙漠上一跳一跳，帶起一陣陣黃沙，馬達震天地響著，飛機頭上的螺旋槳轉動得愈來愈慢，最後終於成了一根棍棍，飛機停在距我們二百米遠的沙漠上。
不知怎的，我看到飛機著陸反倒呆住了，忘記了跑過去和他們親熱了，只是愣愣地站在那裡，直到看見每架飛機出來兩個人直向我們奔來，才想起來跑過去，我們像老朋友見面似的熱烈握手。
兩個紅臉的蘇聯同志走到我面前，他們都穿著黑皮衣服，皮靴，身材高大，我要抬起頭來才能看到他們的藍眼睛，其中一個拍拍我的肩膀，又伸出大拇指向我比來比去，然後他們兩個又說了些我聽不懂的話，我正在挑起大拇指稱讚他們的時候，沒有防備地就被他們抱了起來，一下把我扔到半空中，我笑著搖手，但是他們不說話，只是一邊喊著一邊笑，連扔了我好幾次。
我們和蘇聯同志一起將棉衣卸下以後，我用手比劃著表示要看看飛機，他們就拉著我向飛機跑去。我爬到飛機裡去坐坐，雖然座位很舒適，可是那一個個怪里怪氣的表，和一條條的電線卻弄得我眼花繚亂。
蘇聯同志笑著把我扶下飛機以後，就請我們全班站好，拿出相機給我們照了一張相，又要我們和他們合照一張。
臨走的時候，他們把身上所有的扁盒菸捲全送給了我們，又和我們擁抱告別。蘇聯同志是多麼真摯地愛著我們，多麼支援我們所幹的事業，又是多麼熱烈地祝福著我們啊！
當天，我們每人領到一套灰色的新棉衣，一頂皮帽，一雙棉鞋，還有兩套襯衣(據說這些棉鞋襯衣是用汽車運來的)。脫掉我那一身破爛棉衣，穿上了新棉衣身上暖和起來了，再也不怕西北的壞氣候了。
不久，陳雲同志從迪化（今烏魯木齊市）來接我們，我們分乘四十八輛汽車，向迪化開進。其中一輛汽車載著我們的破爛衣服和劣等武器，據說是要運到莫斯科去展覽的。
在迪化的蘇聯醫院裡，醫生們為我們檢查了身體，有病的得到了治療，就是沒病的也要連吃三天白色藥片，據說這是一種“保健藥”，在蘇聯也只有高階幹部和大學教授才能吃到，而他們對我們一個普通的紅軍戰士，都看得這樣珍重。
一個蘇聯老醫生向我們說：“你們是中國革命的種子，比黃金還寶貴。”
這些雖然是幾十年前的事了，但回憶起來仍然猶如昨日，一切一切都歷歷在目！
鮮開端，又名鮮克德（1914年7月——1999年8月），四川省閬中人。1933年初，鮮開端在鄉蘇維埃報名參加了紅軍，1934年被編入紅30軍88師二六八團一營，先後任戰士，傳命兵、班長、營團通訊員。1934年八九月，又隨軍經旺蒼進入蒼溪，參加了黃木埡戰鬥。1935年3月28日在河溪關時興場渡口渡過嘉陵江，踏上長征路。
長征中被紅88師長程世才看中，當了師長警衛員，程世才升任30軍代軍長、軍長後，又跟軍長三過草地爬雪山，渡黃河在甘肅一條山編入西路軍。與馬步芳、馬洪奎軍閥慘烈鬥爭，跳出敵包圍圈後，進入新疆迪化。1937年7月14日鮮開端跟隨李先念、程世才等被中央接回延安。
從那時起鮮開端被安排在王諍開辦的電訊班和延安黨校培訓。在這之前西安事變中，張學良兵諫蔣介石成功後，國共第二次合作，工農紅軍被改編為八路軍。那時黨中央在國統區建立了16個八路軍辦事處，在中央選派警衛員時，鮮開端因有文化，機靈反應快，被選為周恩來和李克農的警衛員。1937年初冬，隨周、李在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任警衛員兼譯電員。1937年底，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因日軍狂轟濫炸，辦事處人員被迫遷徒湖北漢口安仁里長春街，鮮開端亦隨周恩來、錢之光、葉劍英、郭沫若、羅炳輝等到達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仍作警衛員譯電員。
1946年，隨周恩來回延安，在延安黨校學習後，先後任120師司令部通訊科長;同年赴東北作戰任第三縱隊通訊科長，在陳雲、蕭勁光麾下工作。
1950年10月奉命抗美援朝，在特殊崗位上戰鬥了三年多，1953年從朝鮮返回後先後作長春市兵役局副政委、師軍事法院院長，九四五部隊政委等職。
1979年，離職在錦州紅軍院休養。榮獲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三級解放勳章、三級獨立自由勳章，三級八一勳章，中國人民解放軍二級紅星功勳榮譽章，朝鮮自由獨立勳章(二級)。一九八八年又被授予紅星勳章，一九九九年七月五日在錦州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