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4日，長沙和平解放，但湖南仍有不少地區仍在國民黨的控制之下。

8月下旬，一輛轎子出現在從湖南寶慶到長沙的路上，護轎的、抬轎的，加起來共有十幾個人。負責領路的是一個叫黃定平的地下黨，轎子上坐的是一對母女：母親是個農村婦人，女兒18歲。

作為一個高階特工，黃定平此次奉省領導之命：要不惜任何代價，把轎上的母女從敵統區護送到安全的地方，最後送到北京，交給中央保護起來。

轎子一路顛著，進入了湘潭地界，黃定平發現前面有哨卡，他一下子緊張起來，趕緊派人上前打探。結果讓黃定平鬆了一口氣，原來是解放軍設的卡，是查逃竄的敵軍和地主劣紳的。

黃定平趕緊上前交涉，稱自己是正在執行絕密護送任務的特工，希望能趕緊放行。但極負責的哨兵卻不敢輕信，畢竟他們口說無憑，萬一放過去的是敵特，那豈不是要出大事。而且，依哨兵的經驗：像這種出門要靠轎子的婦人，怎麼看都像是地主劣紳的家眷。

就在黃定平怎麼說都沒人信時，轎子裡的婦人走了下來。她本想低調透過哨卡，但此時她只能無奈地亮明身份。只見她從隨身的包袱裡拿出一封信，交給了哨兵。哨兵一看，驚訝不已，因為上面赫然寫著兩個人的名字：周恩來、葉劍英。

哨兵們馬上意識到事情不簡單，很快彙報給了上級。就這樣，黃定平一行人才安全通過了哨卡。

接下來的事，是讓轎子上的母女倆都沒料到的：

首先，她們受到了駐守湘潭的49軍軍長和政委親自接見，小轎子被換成了最好的軍車，護送人員也更多了。

接著，母女倆到達長沙後，正為各種事情忙得焦頭爛額的省委領導們，幾乎全部到齊，前來迎接她們。領導們又是請她們吃飯，又是和她們拉家常。

後來，時任省委副書記的王首道，看她們二人身上的衣服單薄，還特意建議先帶她們去買些衣服和生活用品，休息好了再護送至北京。

但農婦卻覺得太麻煩大家了，硬是不同意花政府的錢買衣服。這件事，傳到了當時駐守在長沙的司令員肖勁光耳朵裡，肖將軍於是下令：不用經過她同意了，派人給她買就是了！

最後，東西都買齊了，母女倆在長沙休整了一陣後，肖勁光司令親自給北京方面打電話：一定會派最得力的人，護送至北京。

看到這裡，可能有些讀者會覺得奇怪，這對母女到底是什麼人？為何她們的出現會引起這麼大的“轟動”？原來很簡單：因為那位婦人是黃公略的遺孀劉玉英，而那18歲的姑娘是黃公略唯一的女兒黃歲新。

18年前，也就是1931年的9月15日，“飛將軍”黃公略在指揮部隊轉移途中犧牲，年僅33歲。得知訊息後，朱德和毛主席都哭了。毛主席揮淚寫下了輓聯，紀念這位好兄弟。此後，同志們為“飛將軍”舉行了上萬人參加的追悼會。

然而，這一切黃公略的妻女一開始並不知情，她們當時都在老家生活。1949年，長沙和平解放，我軍才派人去接她們去北京。

那麼，黃公略犧牲後，其家人都經歷了些什麼？劉玉英一個女人家，是如何在那樣的年代把女兒帶大的？此次被接到北京後，作為黃公略唯一的孩子，黃歲新後來過得如何？

關於這些事，最有發言權的是“飛將軍”的後人。2019年，“飛將軍”的外孫張忠先生接受了江西一檔節目的採訪，在電視上他提到了3個數字。正是這3個數字，揭開了：黃將軍犧牲後，其家人的種種經歷。

第一個數字：8年

黃公略的妻子名叫劉玉英，出生在湖南湘鄉縣，父親是清末的一個秀才。受父親影響，劉玉英雖是個舊社會的小腳女子，卻也識字、知禮。黃公略家也是書香門第，父親在湘鄉縣當私塾先生，兩家正是門當戶對。

婚後，夫妻倆夫唱婦隨。黃公略早早地接觸到革命思想，在湖南陸軍講武堂上學後，又進了黃埔第三期高階班進修，並先後參加北伐和廣州起義，在1930年1月調任紅6軍軍長。

劉玉英雖然長期與丈夫分離，但也受革命思想影響，在老家積極參加各類婦女運動。她一邊照顧公婆，一邊日日盼著丈夫早點歸來。

1930年，她終於盼來了難得的團聚。當時黃公略在湘鄂贛蘇區，劉玉英得以隨軍一段時間。

以前沒見到丈夫，劉玉英還時不時怨他、惱他，認為他心裡根本沒有自己。到了部隊，她才知道革命者有多苦。從那以後，劉玉英就盡力照顧傷員，給戰士們縫補衣服、做吃的，她樣樣都在行。

每次聽見旁人誇妻子能幹，黃公略臉上總是掛著笑容。不久，戰友們發現一向嚴肅的黃軍長，經常沒事就哼著小曲，一忙完就回去幫玉英嫂子幹家務。大家一打聽才知道：黃軍長要當爹了。

對於這個即將到來的孩子，黃公略有過很多期待。他跟妻子商量：“不論男娃女娃，都叫歲新怎麼樣？”歲新，歲歲年年迎接新生活，劉玉英把這個名字牢牢地記在了心裡。

不久，因為家裡老人需要人照顧，再加上有身孕隨軍也不安全，劉玉英告別丈夫回到了老家。這時的夫妻倆還不知道此次會是訣別，他們甚至沒有說上一句“珍重”，就匆匆分離。

回到老家後不久，劉玉英生下了女兒黃歲新。

其實，早年黃家的家境並不算差，畢竟是書香之家，在當地也算是有些名望。劉玉英出嫁前孃家條件也並不差，下地幹活這樣的事，她在孃家都是沒幹過的。

但自從黃公略參加革命，並在反“圍剿”中屢建奇功後，黃家就成了反動派迫害的物件。敵人挖了黃家的祖墳，又時不時來騷擾，把家裡值錢的東西也都搶了、砸了。到最後，一大家子的生活也都成了問題。

沒辦法，劉玉英只能自己下地幹活。她是個小腳女子，挑水、爬坡時經常會摔倒。旁人都說她命苦，說她嫁了個不能顧家的男人，還不如帶著孩子回孃家去。

對此，劉玉英從來都是一笑了之，以致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村裡人都認為她是個懦弱的女人。直到，人們發現家徒四壁的她，卻在另一件事上很堅持：讓女兒黃歲新讀書、識字。

上世紀30、40年代的窮苦人家，有幾個會讓女娃娃讀書？但劉玉英在這件事上很堅持，她始終認為：只有讓女兒讀書，將來丈夫回來，她才好“交差”。

只是，那時的她還不知道，其實黃公略將軍早在1931年9月就已經犧牲，至死都沒能見到女兒一面。

“外婆得知外公犧牲的訊息是8年後，也就是1939年4月份的事了”，2019年黃公略的外孫張忠對電視主持人說了這樣一句話。這是張忠提及的第一個數字：8年。

劉玉英之所以會在1939年才得到訊息，並非我軍刻意隱瞞，而是因為她們一家居住在敵統區，如果貿然派人去聯絡，可能會害了她們。

直到1939年國共合作時期，周恩來和葉劍英要到湖南視察。毛主席聽說後，對他們說：“到了湖南了，一定要找一找黃公略家人的下落”。

周恩來和葉劍英到達後，便啟用地下黨，查到劉玉英家的地址後，寄去了這樣一封密信：

玉英妝次，公略為革命犧牲，你們受了許多磨難。我和毛主席、朱總司令都深為敬仰，並問家庭情況。

這封信幾經輾轉，最終送到了劉玉英手上。多年後的等待，換來這樣的結局，劉玉英痛苦不已，但當時的她卻不敢把這事告訴家人。一來，婆婆年歲大了，受不了這樣的刺激；二來，生活在敵統區，為了保護一家老小，一切都得謹慎。

那天，劉玉英抱著8歲的女兒，在門檻上坐了整整一天，望了一天。女兒黃歲新晚年回憶稱：當時我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只記得母親一直咬著牙，直到把嘴唇咬出了血，滴到我的衣服上，才抱著我進屋。

第2個數字：1個小時

收到周恩來和葉劍英的信不久，劉玉英又接到了地下黨帶來的口信和一些錢，讓她想辦法帶女兒去一趟衡陽。

這個口信是徐特立傳來的，他奉毛主席之命，想辦法把劉玉英母女接到安全的地方，最好是送到延安來。

組織一直沒忘記自己一家，劉玉英感動不已，趕緊用地下黨給的錢僱了一頂轎子，趕到了衡陽。見到徐老，劉玉英終於能放聲大哭了。

徐特立勸劉玉英：“帶著孩子跟我去延安吧！”劉玉英收起眼淚，搖了搖頭，婉拒了。

而她給出的理由，則讓徐特立佩服不已，劉玉英認為：一來，家裡還有年邁的婆母要照顧，自己不能就這樣一走了之； 二來，部隊是打仗的地方，如果一家人有老有小都過去，必然是會成大家的負擔。

看著眼前這位個子不高的小腳婦人，徐特立說不出話來。分別時，一向重視教育的徐特立淡淡地說了一句：“要讓歲新讀書啊！”劉玉英笑了笑，表示：這個我知道，就算是賣了田也會讓她讀。

就這樣，暑去寒來，劉玉英帶著女兒、照顧著婆婆，一家人苦苦等待革命的勝利。在此期間，彭德懷將軍曾託人給他家寄過400元錢。

彭德懷和黃公略在紅軍隊伍裡的關係有多好，全軍上下都是知道的。他們年輕時曾是陸軍講武堂的同學，上了戰場更是多次並肩作戰，有著過命的交情。

彭德懷給劉玉英寄的這400塊錢，是當時武漢各界捐贈給彭德懷的，說是感謝他抗日有功。當時一共是800塊錢，彭老總自己一分沒留，一半托人給了黃公略一家，一半給了陳毅安將軍遺屬。有了丈夫的這些老戰友的照顧，劉玉英一家的日子雖然過得苦，卻也能支撐下來。

1949年，在北京忙得焦頭爛額的彭德懷聽說長沙解放了，第一時間就想到了黃公略一家。彭老總把侄子彭起超叫到身邊，命令他馬上動身去湖南，務必把黃家母女安全接到北京。

彭起超很少見到彭老總這麼著急過，便馬不停蹄趕到了湖南，找到了當時在長沙主持工作的王首道。

王首道一聽是要找黃公略的妻女，也是想盡了辦法。但當時，黃家所在的鄉鎮仍在國民黨控制下，白崇禧的大量兵力正退守在那一帶，準備與解放軍周旋到底。如果大張旗鼓去找人，只會給黃家母女帶來更大的危險。

為了低調行事，王首道只能讓兩個得力的戰士，跟著彭起超一起，化裝成農民去尋。3人一路隨機應變，通過了數道關卡，才找到了黃公略家。但當他們趕到時，黃家大門緊鎖，他們一打聽才知：黃家母女早就躲到別處去了。

沒辦法，彭起超只能先退了出去，回到北京向彭德懷覆命，準備再想辦法。與此同時，湖南省政府的同志們，也沒有放棄尋找。

王首道、肖勁光將軍等人都認為：外人不瞭解情況，要找人不容易，必須啟用當地地下黨，把劉玉英一家的親屬關係摸清楚了，才有可能找得到人。

於是，在當地負責地下工作的黃定平和戰友們，就成了尋找黃家母女的主力。最後，他們果然不負重望，打聽到原來劉玉英有個姐姐、姐夫住在附近。果然，黃定平在那裡找到了人劉玉英母女。

當時天已經黑了，黃定平認為摸黑出行是最安全的，便迅速派人去僱轎子，準備馬上就走。但臨行前，劉玉英卻表示：“不行，我還得回我家老屋一趟！”

她這話，可把黃定平等人急壞了。當時，反動派知道敗局已定，已經在大肆追捕我軍將領的家屬，黃公略的家屬就是他們的重要目標。

但劉玉英卻表示：“我必須回去拿點東西！”沒辦法，地下黨的幾個同志只能冒險陪她回去。

到了黃家附近，劉玉英沒有回屋收拾任何細軟，只是到菜地裡，默默地挖出了一個破罈子。

當她把裡面的東西拿出來後，在場的同志們無不動容。罈子裡，沒有金銀錢財，只有一張泛黃的照片和一封信。照片是黃公略將軍的，那是他當年在軍校時拍的，十分英氣；信是當初周恩來和葉劍英在1939年寄來的，是問候劉玉英的。

在過去的歲月裡，就是這兩樣東西陪伴著劉玉英。後來，聽說局勢越來越緊張，劉玉英怕這兩樣東西會被損壞，便偷偷把它們埋進了菜地裡。

拿完這些東西，劉玉英母女才坐上了轎子，在地下黨同志們的護送之下，一路往長沙方向走。於是，便有了本文開頭他們被哨兵盤查，劉玉英拿出信件的事。

2019年，張忠在電視上談起外婆劉玉英的這次進京，說的第二個數字是：1個小時。這個數字的意思是：後來劉玉英和地下黨的同志們才知道，就在他們離開僅僅1個小時後，反動派果然就找了過來。

若非同志們及時找到她們，並冒死護送，母女倆的命運可想而知。提到這個數字時，張忠的言語中充滿著感激，感謝那些始終關心黃家的前輩們。

第3個數字：3把土

劉玉英母女到達北京後，很快就見到了彭德懷將軍。黃歲新早前從沒見過彭德懷，一見面便叫他“彭伯伯”。

彭德懷高興得很，便稱她為“小同志”。從那以後，“小同志”就成了彭德懷對這些烈士後人的固定稱呼。比如，左權將軍的女兒左太北，陳毅安將軍的兒子陳晃明，都被彭德懷稱為“小同志”。

彭老總自己沒有孩子，對這些“小同志”總是格外照顧。黃歲新要去上大學了，彭老總拿出40塊錢交給她。黃歲新不敢要，彭老總就告訴她：

當年，我和你爸不分彼此。他箱子裡有錢，我用時就自己去拿；我箱子裡有錢，他需要亦開箱就取！

在成長過程中，黃歲新還陸續得到了很多叔叔伯伯們的照顧，其中包括周總理、王震將軍等。漸漸地，黃歲新對從未見過的父親，有了更清晰的認識。當別人問起她，你這個“歲新”是什麼意思時，她總是驕傲地說：是我父親給我取的。

但長大後的黃歲新仍有一個遺憾：她始終沒有找到父親的遺骸。

1931年黃公略犧牲在現在江西吉安的東固，臨終前他留下了話：就把我埋在東固，我喜歡這裡的山和水。

於是，戰友們就按他的囑託，把他埋葬在當地。但後來，地下黨的同志們怕反動派會來挖墳，便把他轉移了。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地經歷了種種戰事後變化又比較大，遺骸便找不到了。

無法找到父親的遺骸，黃歲新心裡一直有遺憾。特別是1955年，母親劉玉英去世前，仍在唸叨著“可惜不能和你父親葬在一起”，更讓黃歲新傷心不已。。

1964年，中央領導謝覺哉親自寫信，請黃公略當年的警衛員高書官先生帶隊，再次去尋找黃公略的遺骸，帶回八寶山安葬。

這一次，同志們在當地老百姓的配合下，在山上整整挖了一兩個月，遺憾的是隻挖到了子彈殼和皮帶頭，遺骸還是沒有找到。

在整個挖掘過程中，黃歲新都全程陪同著。最後，無奈的黃歲新便含淚在找到子彈殼處，捧起三把熱土，帶回了北京。

2019年，黃公略的外孫張忠，提到的最後一個數字就是：三把熱土。黃家人認為，東固這片土地是黃公略最後守護過的地方，也是他最後安葬的地方，三把熱土對家人來說是一個紀念。

尾聲：如今，黃歲新也已病逝，黃家後人在祖國各行各業工作著。而張忠說的這3個數字：

第一個“8年的等待”，是一個女人對丈夫的一片深情；

第二個“1個小時”，則既體現了劉玉英對丈夫的深情，也包含了彭德懷及護送劉玉英母女的地下黨對戰友的一片赤誠。

第三個“3把熱土”，是黃歲新對父親的紀念，這是一個女兒對父親的敬意。

這3個數字，揭開了黃家人的種種經歷，有苦有悲，有夫妻情、有戰友情，亦有父女情。謹以此文，紀念這些可愛的、至情至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