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8日，一架美國空軍C—47型運輸機，上午8時45分飛離重慶，按預定時間飛到西安，休息加油後繼續向延安飛去。
飛機上乘坐的人，是中國共產黨裡赫赫有名的中共中央委員博古（秦邦憲）、王若飛，中共中央職工委員會書記鄧發，新四軍軍長葉挺，進步教育家黃齊生，黃齊生的孫子黃曉莊，十八集團軍參謀李紹華、彭踴左，隨員魏萬吉、趙登俊、葉挺夫人李秀文、女兒葉揚眉、最小的兒子阿九和女工高瓊。
在飛機向延安飛行過程中，飛行員曾經與延安美軍電臺聯絡過一次，此後便沒有了這架飛機的訊息。接機的人們一直在機場等著，但是遲遲不見飛機的影子。直到天都黑了，人們才得到訊息，這架飛機已在下午2點左右撞上了山西興縣境內的黑茶山，機上人員全部遇難。
當時新華社釋出飛機失事訊息時，是這麼說的：“飛機‘想系’在濃霧中撞山失事。”新華社的措辭非常謹慎，為什麼不直接說“是”，而說“想系”，是因為，當時的許多人，包括周恩來，都認為不可能是由於濃霧的原因致使飛機撞山。
博古即秦邦憲
由於當時沒有確切的證據，不好明說是國民黨特務乾的。而且當時，國共兩黨正在進行和平談判，沒有真憑實據，去和國民黨交涉，將會給當時反對內戰、爭取和平的談判鬥爭帶來不利的影響。
後來的事實證明，這起飛機失事，就是國民黨特務乾的。
1952年夏，留學蘇聯的葉挺將軍的兒子葉正大利用暑假回國參觀學習。一天中午，周恩來總理接他到家裡吃午飯。在吃飯的時候，周總理告訴了葉正大實情：“你父親座機失事，過去只是說在濃霧中撞上了山，今天我可以告訴你，當時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腳。
“只有國民黨的特務才能幹出這種事，否則無法解釋。因為飛機一直是正常飛行的，那時延安只下了點小雨。C—47型飛機可以飛越駝峰，效能也是好的，飛行員是美國飛虎隊隊員，技術也是好的。為什麼快到延安的時候突然電訊中斷，迷失方向？
“出事後，從飛機殘骸發現一份迷航的報告，證實迷航是確實的。為什麼迷航？就是因為有人在儀表上做了手腳，使儀表突然失靈。”
周總理又補充說：“那次飛機失事後，為了防止國民黨繼續破壞，我向國民政府和軍調處提出一個要求，以後凡是我黨中央委員和高階將領坐你們的飛機，一定要有一位國民黨的將軍陪同。他們答應了這個要求。”
葉挺
突然明白了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乘飛機到重慶談判時，去延安接毛主席的飛機是由美國總統特使帕特里克·J·赫爾利和國民黨高階將領張治中陪同了。你可能說，毛主席到重慶談判是在“四八”飛機失事之前，對！這也是周總理為什麼提出上述要求的原因。
當時參加失事現場的基層公安幹部講了3條失事情況，分析後說失事原因是不解之謎。如果加上是國民黨特務做了手腳，一切就都好解釋了。
1、飛機是從重慶出發到西安稍事休息加油後北飛延安，直到距離延安30公里的甘泉地區，一切飛行和地面無線電聯絡正常，隆隆的飛機聲延安機場都可以聽見了。正在準備著陸之前國民黨做了手腳的措施起作用了，使飛機不飛向延安，而是飛到了東北方向，甚至飛到黃河以東的黑茶山；
2、當時，延安在下小雨，黑茶山是山上下雪，山下下雨。就是說黑茶山的天氣比延安的天氣更不好。黑茶山只有2000多公尺（1公尺=1米）高度，而飛機是“撞了黑茶山側峰巨石上……才爆炸和起火的……如果飛機再飛高一些，也不會撞在巨石上了”。飛機可以飛6000多公尺高，而飛機在2000多公尺撞山。如果不是特務做了手腳，飛機的高度表不會失靈；
3、在遺物中有一份有關迷失方向的電報稿。這就是說，飛機已經承認已迷航，地面指揮也知道了飛機已迷航向。
根據以上3個事實可以作出下面的分析：國民黨特務在西安飛機稍停加油時用簡單的定時破壞裝置裝到飛機的羅盤和壓力高度線路上，當飛機飛向延安到達甘泉地區後磁羅盤和高度同時失靈，致飛機迷失了航向和高度。
一般來說，飛行員在自己隨身的檔案中，是應該帶有表示著飛行任務航線的地圖的。按照地圖飛過黃河那麼大的目標，是可以看見或者感覺出來的。當時下面天氣不好，是一片雲霧，地圖上肯定有山的標高，高度表又失靈了，你發了迷航電報，下面可能是一片山地，你為什麼不飛高點？這裡可能是飛行員和地面指揮的錯誤，但主要原因還是國民黨特務在西安裝了定時破壞裝置，把磁羅盤和高度表破壞了。
王若飛
飛機航向和高度系統是飛機的三角神經，是非常容易破壞的。而且當時的C—47型飛機沒有無線電全羅盤和無線電高度表，更沒有衛星定位系統和飛行資料記錄系統（就是普通說的黑匣子，出了事故後可以分析事故的原因的記錄儀器）。
無論是周總理分析判斷，還是基層公安人員說到的3個不解之謎，都是一種合理推測。即使再合理地推測，也必須用人證物證來說話。
上個世紀90年代，隱居臺灣多年的軍統特務杜吉堂（諧音毒雞湯）在臨死之前，可能是不想把秘密帶進棺材，也怕到了“那邊”葉挺、鄧發的英魂會找到他要說法，鼓起勇氣說出了事件的真相。一切如周總理地推測那樣，是軍統特務們做了手腳。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軍統特務王平虎當時擔任西安空軍排程科科長，他得知中共領導人這次飛行之後，立刻電話通知南京。軍統局得知訊息後，立即決定由中美合作所特工隊隊長杜吉堂負責進行破壞暗殺行動。
你可能說，軍統特務頭子戴笠不是在3月17日摔死了嗎？對，沒錯，可是他的繼任者毛人鳳也不是個善茬，他一直按照戴笠的一貫做法去行動。
杜吉堂知道這次暗殺行動的物件都是中共高階領導，因此十分謹慎。他找到其下屬特務們商量，要求做得乾淨利索，不能留下任何把柄。有內行的特務出主意說，可以破壞飛機的飛行儀表，使飛機迷航，最後自然會墜落。杜吉堂上報後，立刻得到批准。
杜吉堂找到對飛機非常內行的特務楊耀武，讓他偽裝成機場檢修人員，由王平虎安排他去檢修飛機，在檢修飛機的過程中，楊耀武在飛機的高度表和磁羅盤反面放上了磁鐵。
鄧發
4月8日上午，飛機從重慶出發，順利到達西安，加油後繼續飛，就出現了我們開頭的一幕。
由於是1946年4月8日飛機失事的，所以把這次犧牲的烈士統稱為“四八烈士”。
1946年4月18日，四八烈士的遺體由晉綏邊區的興縣運到延安。4月19日，在延安各界舉行的3萬餘人的追悼大會上，毛主席和黨中央無限悲痛。毛主席以中共中央名義寫了一副輓聯，以表達對烈士的哀思：
天下正多艱，賴鬥爭前線，堅持民主，驅除反動，不屈不撓，驚聽兇音哀砥柱；
黨中留永痛，念人民事業，惟將悲痛，化成力量，一心一德，誓爭勝利慰英靈。
參考資料：馬振犢著《國民黨特務活動史》，九州出版社；杜忠明編著《毛澤東對聯賞析》，中央文獻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