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2021年12月18日，在英語四六級考試當天，一個關於王安石的梗在北京、上海甚至海外的一些高校流傳開來：因為王安石字“介甫”，大學生們親切地稱這位千年以前的政治和文學大家為“Jeff”，盛傳有Jeff保佑的話，四六級考試和期末考試可過。這一天也是王安石誕辰1000週年，這個年輕人之間流傳的玩笑只是王安石至今仍在我們的文化和歷史記憶中佔據重要位置的一個小小例子。《王安石：立於濁流之人》責任編輯、《宋代中國的變革：王安石及其新政》譯者張鈺翰注意到，在近年來陸續出現的宋代歷史人物千年誕辰紀念中——包括2007年的歐陽修、2019年的司馬光——王安石的千年誕辰紀念活動聲勢最為浩大，從媒體報道、相關著作出版到學術研討會，不一而足。在《宋代中國的變革》作者劉子健看來，“在中國漫長的歷史程序中，很少有人像北宋傑出的改革家和最富爭議的政治家王安石那樣重要。”
王安石，撫州臨川（今江西省撫州市）人，仁宗朝慶曆二年（1042年）進士及第，早年長期在淮南、安徽一帶做地方官，嘉佑年間進入中央朝廷，因感到北宋國力衰頹百姓流離，呈“萬言書”《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面改革。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宋神宗升為參知政事，次年拜相，開始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後被再度啟用，旋即又於熙寧九年（1076年）再次罷相。此後王安石居於江寧，直至元祐元年（1086年）病逝。王安石變法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層面，包括整頓國家財政、推出農業貸款（“青苗法”）、最佳化國家收入、管理與國防措施（“均輸法”、“募役法”、“保甲法”）、增加貨幣流通、頒佈國家貿易制度（“市易法”）、改革教育與科舉制度等，其深度與廣度堪稱中國帝制時期改革之最。
然而，變法不僅未成，還深刻改變了宋代政治格局，並在一定程度上為宋朝覆滅埋下了伏筆。日本漢學家三浦家雄在《王安石：立於濁流之人》中寫道，“他猶如彗星一般顯現於11世紀中國的天空，其前無古人的大改革企圖將舊有的社會制度連根拔起。只是不待克盡全功，王安石卻又倏然從歷史的天空消失了。”直至今日，王安石的成就功過依然是歷史學家和普通曆史愛好者們津津樂道的話題。日前，在題為“譭譽千年：多面王安石”的新書分享會上，虞雲國與張鈺翰與現場聽眾分享了他們對“王安石變法及其影響”的理解。
富國強兵還是立法度變風俗：王安石變法要變的是什麼？
王安石變法的時代背景，是從仁宗朝時期就開始顯現的種種積弊。宋開國之初確立了土地自由買賣的政策，隨著財力雄厚的世家大族不斷購買土地，小民百姓因為天災人禍不得不出賣土地，土地兼併問題愈演愈烈。龐大的行政軍事機構造成了冗官、冗兵和冗費問題，雖然宋代的經濟發展水平較唐代有了顯著提升，但國家未能掌握充足的財政來源。與此同時，北方的遼與西夏對北宋的邊境安全時時構成威脅。意識到開國之初制定的制度已不符合社會歷史發展趨勢，范仲淹於仁宗慶曆年間發起了一次改革，史稱“慶曆新政”。虞雲國指出，慶曆新政是當時的精英士大夫對政治體制、官僚體制以及其他一系列制度進行的有意識的自我改革，雖然慶曆新政很快夭折，但我們可以看到范仲淹的慶曆新政與王安石變法在很多議題上的延續性和同構性。
王安石能推動變法與宋神宗執政之初的全力支援密切相關。虞雲國認為，宋神宗或許是北宋除了宋太祖以外最渴望有所作為的皇帝，他繼位時只有二十歲，正是野心勃勃、渴望一展宏圖的年紀。懷有富國強兵心願的宋神宗與王安石一拍即合，發起變法。談到宋神宗與王安石的君相關係，虞雲國將其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熙寧二年到熙寧四年可以說是一個“蜜月期”，宋神宗為了全力支援變法特設臨時立法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實際上就是繞開了頒佈重大政令的慣常程式，直接透過制置三司條例司出臺變法政策。在宋神宗的支援下，約14條變法措施沒有遭遇多少阻力就被推開，變法反對派中的許多核心人物被迫離開朝堂，當時一位大臣評價稱“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
但新法推行過程暴露出了種種弊病，新法條規在執行過程中也出現了種種偏差，引起朝野強烈反對，讓宋神宗不得考慮反對派的意見，於是在熙寧四年之後，這對君相進入了一個比較微妙的階段——一方面，王安石希望雷厲風行地繼續深化改革，但宋神宗利用自己的君權在某些方面做出回撥甚至是暫停。這一階段到西寧七年王安石第一次罷相結束。之後變法派內部產生紛爭，王安石很快又回到朝堂。而在接下來的一年裡，愛子兼變法重要助手之一王雱英年早逝，王安石受到沉重打擊，再加上君臣裂痕越來越深，最終發生第二次罷相。
張鈺翰指出，從宋神宗的角度來說，支援王安石變法也有私慾的考量。在他繼位之初，實際政事由韓琦、富弼、歐陽修這些經歷了仁宗朝和英宗朝的老臣主持，要提高自己的皇權，宋神宗需要藉助另一股力量來與這些老臣抗衡。王安石思想中恰恰有加強君主專制的傾向：王安石認為，在政治體制當中，皇帝最為位高權重，所有的臣民需要向皇帝看齊，這種思想對宋神宗加強皇權有非常大的助力。
王安石是唯一支援宋神宗推行富國強兵政策的大臣，但張鈺翰提醒我們注意，王安石本人其實對變法抱有不同的願景。對王安石來說，變法的終極目標是恢復上古堯舜時代的完美政治秩序，讓“先王之道”重現人間。因此變法核心是“立法度”和“變風俗”，所謂立法度，就是在各種典章制度層面恢復上古聖王時期的實踐；所謂變風俗，指的是改變官僚體制和士大夫的風俗，再透過士大夫影響普通百姓，最終改變整個社會。雖然從變法實際措施來看，涉及財政和富國強兵的內容較多，且是對整個社會影響最廣的方面，但張鈺翰認為“（王安石）在經濟方面沒有太多的理論和思考，很多層面其實是需要依靠呂惠卿、曾布等人去幫助推行的”。
劉子健的理論貢獻：用行政學和政治學方法研究宋史
劉子健是20世紀的宋史專家，在他的《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內向》引進近20年後，其早期代表作《宋代中國的變革》也終於譯介面市。劉子健的學術軌跡非常特殊：在1946年赴美之前，他研究的是西洋史和外交史，赴美之初的研究物件依然是現代中日關係，於1950年以《1933-1937年姑息政策時期的中日外交》的論文獲得匹茲堡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1950年代起，劉子健將研究重心從現代中日關係轉向宋史。虞雲國認為，這使得劉子健在歷史研究中善於運用其他社會學科的研究方法。在《宋代中國的變革》中，他運用了行政學和政治學的方法來剖析王安石變法的一系列問題，為之後的研究者提供了許多新的思路。張鈺翰指出，劉子健的許多洞察——比如變法派大多來自南方，守舊派大多來自北方，前者多受佛教影響，後者多受道教影響——留給我們很多思考和進一步研究的空間。因此，雖然這部作品問世已有60多年，至今依然有學術生命力。
在虞雲國看來，《宋代中國的變革》有三個值得稱道的亮點。首先，劉子健對王安石改革期間的官僚進行了型別學研究，將官僚分為三個型別：第一是理念型，即像王安石、司馬光、程頤、蘇軾、蘇轍這樣的理想主義者，無論對變法的態度如何，他們都希望對君主官僚體制加以制約，是官僚士大夫當中少之又少的傑出代表；第二是仕進型，這類官僚佔官場中的絕大多數，他們現實地將仕途晉升置於首要考量，其中既有因循型官僚（只能被動執行上級條令，沒有創新和精進業務的動力和能力，他們是官場中絕大多數），也有才幹型官僚（有卓越的才能和進取心，推行新政不遺餘力），曾布、呂惠卿就屬於此類；第三類是最糟糕的瀆職型，這類官僚無原則、無道德，為了一己私慾無所不用其極——瀆職型官僚還可分為貪汙型和弄權型，後者比前者更糟，因為他們富於野心急於進取，但會透過非常規手段和不道德的手腕獲取權力，進而大肆貪汙。在才幹型和弄權型之間有時也有模糊地帶，比如章惇、蔡確就介於兩者之間，他們是蔡京的先驅。隨著新法派和舊法派之間的黨爭愈演愈烈，官場逐漸也被瀆職型官僚把持。
其次，劉子健對宋代吏役次官僚制進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宋代文官制度的運轉離不開大量的下層官僚，此類官僚與以科舉制度為基礎計程車大夫政治是絕緣的，他們無法進入官員隊伍，但又長期紮根基層，對地方社會的運轉與治理有著重要影響。由於仕途無望，許多下層官僚在面對百姓時上下其手，中飽私囊，有時會與上級官員聯合起來魚肉百姓。虞雲國表示，“這種胥吏階層在宋代以後成為（帝制）中國官僚體制運轉的重要潤滑劑，也是（帝制）中國官僚體制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另外，劉子健揭示了在君主集權體制下士大夫政治的失敗是註定的。雖然儒家的政治理想是規範整個君主體制和官僚體制，但士大夫只有依附君權才能推行改革。因此，王安石變法無論是在理念構想層面還是政治實踐層面都存在強化專制主義的傾向，而且君權越強大，推動改革的力度就越大。然而這會構成一種矛盾：一方面君主集權的加強能夠推動改革，但在改革推動以後君主集權也越來越強大。君權壯大後，勢必會與相權產生衝突，君主會對領導改革的官僚領袖產生懷疑，進而對改革的目的產生疑問。“古代的任何改革只可能是半途而廢，”虞雲國說，“從王安石之後到西方列強轟開中國大門之前，任何官僚體制的改革是從來不可能成功的，這是劉子健留給我們最大的啟示。”
如何評價王安石？提供歷史資源，無法蓋棺定論
王安石主持變法期間面臨重重反對和責難，去世之後受到的評價也一直未有定論，甚至在不同的朝代和時期都有不同的看法。兩宋之際，由於蔡京在北宋滅亡之前還打著變法的旗號，靖康之變、北宋滅亡後，當時的宋人就把蔡京和王安石等同起來，對王安石產生了極大的誤解，認為北宋的滅亡源自王安石變法。
張鈺翰認為，從歷史後來者的眼光來看，這種責難固然是站不住腳的，但王安石變法的確標誌著宋代政治生態的轉折點。北宋開國之初形成了一個相對完善的政治環境，君權較為剋制，士大夫掌握的權力能有效地與之形成制衡。然而王安石主持變法期間加強了君權，他本人的確是獲得了超過普通宰相的權力，但這種非正常相權其實是專制君權的一部分，對北宋的政治生態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壞。在元祐更化時期，守舊派上臺，卻沒有扭轉這一趨勢，反而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反過來打壓變法派。這加劇了政治惡化的趨勢，最後才會形成宋徽宗、蔡京時期的體制性官僚腐敗。
虞雲國指出，從王安石變法開始以後，非常相權就成為了動搖宋代君主官僚體制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前文提及的制置三司條例司破壞了中書省行政決策程式；王安石主政期間還將批評新政的臺諫官逐出，選拔完全支援新政改革的官員進入監察系統，監察系統對君權和相權的制約與平衡就名存實亡。此後，部分朝廷高官借用王安石的思路弄權，比如在徽宗朝前期拜相的蔡京曾在宋徽宗的授意下設立講議司，同王安石變法時期的制置三司條例司一樣直接制定推行治國方針。南宋後期不斷出現權相，如韓侂冑、史彌遠、賈似道，也是因為他們得到了皇帝給予的非常相權。王安石的改革主張中強調“定於一”，即只有意見統一了才能在皇權支援下雷厲風行地推進改革，這種思想在變法過程中越來越重，給官風造成了不良影響——佔據官場多數的仕進型官僚只會按照主政者的意願行事。“上樑不正下樑歪，官風不正世風也不會正，世風不正民風怎麼會正呢，這是王安石定於一的主導思想帶來的負面影響，這也是給我們政治文化最大的教訓。”
在虞雲國看來，王安石變法不僅是宋史當中，而且是整個中國史中最有誘惑力的研究課題，但它也像一個斯芬克斯之謎，永遠找不到定論——事實上，歷史從來不存在蓋棺定論，後人對歷史的解讀勢必會融入後世的價值觀和方法論。回顧王安石變法的重要意義，實際上是思考它對我們當下的社會變革有何啟發，為之提供某種思想資源。“每當一場改革到了要求進一步深化和向前推進的時候，我們都會不斷地叩問王安石變法的成敗得失。這大概就是王安石改革給我們的最大的啟示。”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