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現代醫學所賜，曾經威脅人類生命的許多疾病和傷害如今都可被治癒，醫院讓病患看到希望。美國外科醫生大衛·施耐德告訴我們，倘以現代人生活了300代計，只有最近的5代人方有幸得到了“好醫學”的庇護。在那之前，獨自忍受疾病或比求醫問藥更明智。《外科的誕生：從文藝復興到移植手術革命》一書回顧了現代醫學發展的歷史，其中充滿人類一次次突破邊界的壯舉。
現代醫學首先要突破的是認知的邊界。儘管古希臘、古羅馬醫學聽起來很遙遠，實際上，它們的影響一直延續到16世紀。古登堡對印刷術的貢獻為知識傳播提供了載體，加之圖書館和翻譯的發展，文化傳播和科學發展有了土壤，喚醒了歐洲學術的發展。彼時，巴黎的醫療體系有條鄙視鏈：內科醫生地位最高，外科醫生次之，兼做放血、切癤子等介入性治療的理髮師地位最低。在講解手術時，高高在上的醫生只負責動口，由示教者操作。而維薩里卻集所有角色於一身，事事親力親為，於1543年出版了《人體構造論》。書中記載了維薩里自己的觀察和研究，對主導醫學數百年的“超級權威”蓋倫的錯誤之處直言不諱。醫學需要傳承，更需要這種懷疑和務實來推動。
義大利佛羅倫薩科學博物館館長在講解達·芬奇對頭顱的解剖研究。
從解剖屍體到動手術，外科常常需要突破身體的邊界。醫生應當在多大程度上介入病人的身體呢？在外科學的發展史上，常有讓人心驚膽戰的場面。被濫用的放血療法相對而言尚屬溫和，在沒有抗生素的年代，就有醫生嘗試“開啟一顆心”；16世紀的醫生會往傷兵的瘡口上澆沸油；19世紀的醫生會把剛解剖完屍體的手伸進產婦的身體裡；20世紀的醫生把探針放進病人的大腦，事後還能在體外調節引數；瘋狂的醫生為了研究，有讓自己感染上梅毒的，有給自己接種塑膠碎屑的，還有聚眾吸入麻醉劑以觀其效的……事後看來，這些做法有荒謬錯誤的，有危險激進的，但正是對人類身體的無限好奇、對更好的治療方法的渴望，推動科學家不斷去探索，想方設法驗證自己的設想。書中提到，在20世紀早期，遇到嚴重肩部骨折和脫位時，權威醫學著作都認為，唯一的治療方式是切除肱骨頭。術後，患者除了不能抬起手臂，似乎不妨礙尋常工作和生活，也因如此，大多數患者對治療效果表示滿意。肩關節外科之父查理·尼爾卻堅持，應該有辦法可以讓患者抬起手臂，生活得更有質量，肩關節置換假體應運而生。運動醫學的發展同樣如此，對運動員來說，受傷後光是恢復到能夠正常生活還不夠，透過微創手術、植入物延長他們的職業生涯，是更大的關懷。書中花了大量篇幅探討現代外科中出現的植入物，作者稱之為“植入革命”，它打破了生命組織和非生命替代物的邊界。植入物的功能包括修復、重建、替代、固定、復原、擴增、電刺激等方面，既包括關節假體、支架、心臟起搏器、人工耳蝸、種植牙等人造物，也包括器官移植、體外受精等生物性植入物。據書中統計，2014年，美國共進行了1331萬例植入手術，作者說，植入手術的年增長率保守估計會達到4.5%。植入物在治療疾病、延長生命和改善生活質量上貢獻巨大、前景廣闊，但同時，也面臨一些新問題。
工廠在生產醫療器械。
比較突出的問題是，植入之後的追蹤和監管。由於產品設計或手術操作，植入未必能夠一勞永逸，率先推行髖關節置換術的約翰·查恩雷就在首例置換術的三年後，才發現特氟龍臼杯磨損的顆粒有礙健康，此時已開展了幾百例手術。作者指出，應當建立全國性的資料庫，對每一例關節植入登記唯一的追溯碼，方便持續預後追蹤。截至作者成書的2014年，世界上僅有11個國家擁有全國性關節註冊系統。若要真正推行植入革命，完善監管勢在必行。儘管作者擁有一個外科醫生對植入革命的無限熱忱，勾勒了一個沒有疾病、人類變得更強大美好的未來，但我們也不免要擔心日後的倫理之爭。當植入物越來越無所不能，突破了我們對醫學的所有預期，我們就該重新關注治療和“進化”的邊界到底在哪兒了。
欄目主編：顧學文 文字編輯：肖雅文
來源：作者：硯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