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中國人口的歷史，在清朝的康雍乾時期，經歷了一次爆炸式的增長。從康熙時期的1億，到乾隆鼎盛時期的3億，人口數量突飛猛進的原因，除了國家安定，生產恢復等因素外，最重要的就是攤丁入畝的實施。把丁銀併入田賦，簡化了賦稅流程，減少無地和少地農民的負擔。此舉打破了人口增長的瓶頸，奠定了今天中國人口大國的基礎。
盛世滋丁，永不加賦
丁銀就是人頭稅，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丁銀都是重要的賦稅來源。以人口為收稅標準，而不是田畝為標準，長此以往就很容易出現弊端。“富者田連阡陌，竟少丁差；貧民地無立錐，反多徭役。”有錢人還可以透過各種關係，減免人口稅；窮人們除了硬著頭皮繳稅，沒有更好的方法。
收成好的時候，還能勉強過活。一旦底層民眾生活困難，丁稅就成為雙方矛盾的焦點。因此，歷代的統治者都在做著改革。從唐朝的租庸調製到兩稅法，再到明萬曆時期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官府逐漸把收稅的標準由人口轉向田畝。他們簡化收稅流程，減輕農民負擔，為此後的變革指明瞭方向。
清朝之前，丁銀的收取一般由地方來收。這就成為官員們中飽私囊、可操作性很強的創收途徑，無論對中央政府，還是黎民百姓，都是很大的傷害。清軍入關後，逐漸加強對地方收稅的管理。首先是要求地方官，把丁銀和天賦一齊上繳中央；其次是對人口嚴格稽核，編輯造冊。以此為據，徵收適量的丁稅。
然而，丁銀畢竟是弊大於利的。作為一代雄主的康熙，晚年看到民間疾苦，常常發出感嘆。“為民牧者若能愛善而少取之，則民亦漸臻豐裕”。康熙五十一年，更是親自下旨，“盛世滋丁，永不加賦”。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數作為固定數，以後徵收丁稅，不再計算新生兒的人頭稅。繼承父親遺志的雍正，把改革的步伐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排除萬難，按畝收稅
從康熙手中接過政權的雍正，比誰都明白滿清帝國的痺症。吏治腐敗、國庫空虛、西北戰患、奪嫡黨政，千頭萬緒等著去解決。雍正太明白眼前的困局，因此從一開始就直抓要害——恢復生產，減免賦稅。而以人口為徵收物件的丁稅，成為改革的突破。雍正“把丁稅平攤到天賦中，只徵收統一的地丁銀”，這就是攤丁入畝。
皇帝的告示一出，迅速引起了官紳階層的強烈反應。長期以來隱蔽在稅收中的田畝，被無情地作為徵稅標準。反對的呼聲蓋過了黎民百姓的聲音，但是他們明顯低估了雍正的決心。生性堅毅的胤禛，又怎是宵小之輩能夠阻撓的。他的勤政愛民，親力親為，是歷代皇帝中都難尋的。
上任之初，雍正就提出“火耗歸公”的政策，意在規範地方官員對民眾的徵稅。對於直接徵稅的州縣長官，雍正嚴明批示，“州牧縣令，乃親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至於錢糧，關係尤重，絲毫顆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累，減一分則民沾一分之澤。”這樣的大背景下，攤丁入畝迅速推行。
“地多者多納，地少者少納，無地者不納。”簡單明瞭的政策，直接釋放了人口增長的紅利。富人們的田產被清查，以田產為徵收依據，剷除了他們的搖錢樹。而貧苦百姓少地無地者，卸下了沉重的賦稅枷鎖。從雍正元年開始，到乾隆四十二年，攤丁入畝在兩代皇帝的接力下，逐漸在全國推行開來。
人口激增，生活改善
廢除了自西漢以來的人口稅，清朝的人口數量完成爆發式增長。除了高產作物引進種植、人口活動範圍擴大外，攤丁入畝更是巨大的催化劑。人口與土地剝離，地主如實上繳稅額，農民則徹底放開了傳宗接代。以往不敢上報的人口“黑戶”，在新的政策下完全沒了顧忌。以此為契機，乾隆子承父業，攤丁入畝的功效還在延續。
以往徵收人口稅的弊端，在攤丁入畝的新政策下有了轉變。在此之前，士紳官吏們為了躲避丁銀，層層加碼，轉嫁負擔，最終是窮苦百姓承擔了一切。這其中的手段，自然是各顯神通，“豪強盡行花詭，得逃上則；下戶窮民置數十畝之地，從實開報，反蒙升戶”，官府為了補足富戶逃逸的差額，只能拿貧苦百姓開刀。
解決丁銀的弊端，只是攤丁入畝的第一步。把徵稅的物件由人口變成土地，表明政府放鬆了對戶籍的控制。在封建社會里，大量人口的增加，意味著可以自由流動的勞動力出現。在人心思定、人人居安的大環境下，傳統的小農經濟下，手工業和商品經濟也蓬勃發展。清朝中期城鎮的發展，就是最好的表現。
人口增長的解禁，在當時的江南地區起到了額外的作用。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外，多餘的勞動力用於其他行業，“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的資本主義萌芽就此出現。當然，無論有什麼樣的好處，攤丁入畝從本質上來說，還是封建統治者的一次改革，再怎麼緩和階級矛盾，最終的結局還是要剝削農民，最終的受益者也是統治階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