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皖：我們的藝術家變得特別瑣碎，
很少面對人類的深刻處境
本刊記者/徐鵬遠
發於2022.2.14總第1031期《中國新聞週刊》
出於職業的經驗與警覺，樂評人李皖從不相信資料對所謂流行的判斷，他更傾向於依賴生活中的樸實感受。因此在他看來，如今的抖音神曲只能算作專屬渠道內的小眾流行，並不意味著就是主流。
他並不反感這種音樂，比起神曲的存在，全球音樂整體上呈現出的輕與私的趨勢才是他一定程度的悲觀所在。在他心裡，儲存著一份對音樂的“執念”：這應該是人類精神和情感至高表達的一門藝術，但眼前的現實是，我們的藝術家正在並且已經變得瑣碎。
“羅大佑變成了一個沒有分量的歌手”
中國新聞週刊：關於今天的中國流行音樂，你總體上有怎樣的看法？
李皖：現在的音樂有一個特點，沒有中心又特別繁雜。這個跟網際網路有關，更重要的一點是關鍵技術、裝置的小型化，過去只有公司用資金堆疊去實現的東西，現在憑個人就可以做，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一個錄音師。但這只是一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價值觀、關注點的分化，這個分化是一個更大的分化。好的一面是我們所說的自由表達得到了很好的表現，另外一面隱含的不好是人們關注的東西變得特別細小。
為什麼後來的這些歌都特別輕，為什麼沒有大眾喜歡的東西？這個原因不是再也沒有唱片公司用鉅額資金去建立關注，而是我們的藝術家變得特別瑣碎，很少面對人類的深刻處境、面對時代。對人性的寬廣覆蓋、對人類的關懷、帶給大家的凝聚、引發大家的思考、影響時代影響人生，這些東西被瓦解得很厲害。藝術不是飲食，飲食好不好在於口味，藝術是人類精神的一個結晶，它最偉大的層面不是在口碑方面，而是在精神思想層面。
偉大歌手是什麼？為人民而歌，為土地而歌，為人類的命運而歌。抱有這種志向的人沒有了。我覺得這個從改革開放之後慢慢壯大為一股社會潮流，大家落腳到自己的生活。這裡面有好的一面是中國人健康心靈的恢復，不好的一面就是都到個人感懷裡面去了。
2000年以來特別鮮明。我經常提到搖滾樂的失語，過去那種精神性特別強的音樂慢慢找不到自己的感覺了，所有重要的搖滾歌手都不知所謂，有的消失了、有的啞口了，還在唱的有的變成商業流行、有的不知所云。這個表徵是特別強烈的。
當然也有回潮，比如崔健2021年的新專輯，我覺得它是個反彈，回到了《新長征路上的搖滾》的主題。但羅大佑的新專輯，實際上是經過出走之後，達到了一個價值認定——普通生活、普通的人之為人、歌唱美好生活和人倫。我覺得他變成了一個沒有分量的歌手。
中國新聞週刊：回顧此前的流行音樂，固然有崔健這樣的音樂人，更大比例的流行歌曲其實還是情歌。為什麼這些年，好像連好聽的情歌都少了，也再沒有巨星級的人出來了？
李皖：一個原因是缺少大眾公約數，相當數量的人共情才能夠形成共鳴。我們發現2000年以後，情愛方面的差異也非常巨大，處於同一情懷的東西特別少，過去說十年一代人，後來說三五年一代，再後來一年一代，代際分化非常厲害。2000年前後我就有這種觀點，再沒有什麼大眾流行音樂。包括那些最流行的東西，比如當時最火的周杰倫，那也是小眾，喜歡周杰倫的就是那幫人，之外的人可能知道他，但不是他的歌迷，不在那個共情裡面。
再一個就是舊有唱片業的崩潰。其實很長一段時間，大歌手確實是製造出來的，流行音樂是一個產業，歌手和歌曲都是產品。但是大工業在2000年之後就分崩瓦解了，再也沒有那種生產方式了。
這兩個之外如果再說第三個，就是粉絲文化變得無比堅固，微小的興趣群體的模式被強烈固化，每個人以自己的小群體自居，每個人都標榜自己的與眾不同，在價值認定上否定了所謂超級明星。
“網路神曲是一個在資本價值上
實現得比較好的迴圈”
中國新聞週刊：你怎麼看所謂的網路神曲？
李皖：我並不反感從草根出來的東西或者說自發性的東西，英雄不問出處，好的東西從哪個地方都能出來。但確實現在的網路神曲有一種更及時性的感覺，特別短命，而且特別歸屬於某個渠道，特別不具有公共性。它就是一個社交媒體的東西，它的最大價值是社交價值。這種東西跟藝術也不是說完全隔絕，但更大的價值是及時性的臨時場所的娛樂、瞬間的愉悅。
中國新聞週刊：它是否代表了大眾主流的音樂審美和音樂需求？
李皖：也不能那麼說，可以說它是主流的一部分，但不能說它就是主流。它是一個流量，它是一個在資本價值上實現得比較好的迴圈——現在是一個金錢社會，所有東西都是某種產業，講投入產出，透過一次次的迴圈實現再生產。不要把這種流行視為是一種很大的流行，它也是某一個專屬渠道的小範圍流行，音樂目前的現狀就是無數的小眾流行。
中國新聞週刊：從最早的網路歌曲到今天的抖音神曲，你認為這種型別的音樂有沒有什麼變化？
李皖：網路歌曲不能說是一個型別，它只是一個載體而已，有一些創作者一些消費者習慣於用這種方式去傳播。不要被這個假象矇騙，它就是一個傳播渠道而已，所有型別的音樂都可能會在上面出現，隨著時間越來越長，這個特點會越來越鮮明，最終就是正常的全貌，就像網路文學。
當然由於用網路傳播，網路的傳播屬性會形成一種規範，導致藝術形態具有一些特點。網路是一種速食性文化，導致這些歌曲可能也都是快速奏效的。表演更是，那些網路上的藝人可能在網上表現很好，因為在直播間面對的觀眾跟舞臺上面對的觀眾不一樣，它是在虛擬空間裡面對一個個人；舞臺不一樣，舞臺是面對眾人，所以你看他們的舞臺風格特別怪，比如有一個女歌手握著話筒老是用手打拍子。這就像話劇演員去演電影，如果去不掉話劇那種風格，你就覺得他很差。但不能因為她那個舞臺形象就否定她，這是把不同情境的東西混淆了。
“我們這個時代沒有貝多芬、莫扎特”
中國新聞週刊：在一篇文章中，你寫過這樣一句話，“流行音樂正在失去響應，稀薄的空氣下面，是無底的深淵。底子在繼續掉，鳥兒在繼續墜。”這是否代表了你對中國流行音樂的一種悲觀態度？
李皖：算是悲觀。但其實我也不悲觀，因為整個歷史中，徹底的悲觀主義從來都是失敗的，沒有徹底的悲觀，也沒有徹底的樂觀，它是一個波盪起伏的東西。
只是說我們現在處於這樣的時期，我雖然寫的是中國的音樂，實際是我對整個人類音樂的一個看法。這要說遠一點才能說得清楚，我對音樂的認定是有一個基礎的，音樂是人類精神或情感的至高表達。但這種至高的藝術在我們這個時代是不被大家看重的，不僅是中國，全世界都一樣。全世界最好的音樂無非就是在娛樂方面，更高層面的沒有，我們這個時代沒有貝多芬、莫扎特，即使邁克爾·傑克遜的歌曲也被視為是寫給人類的情書，但那個時代過去了就沒有了。現在英語世界最流行的歌手，比如說泰勒·斯威夫特，她的歌也就是好聽的歌，不能給你更至高的東西。很多人也不覺得這個東西有需要，我們也不那麼去感受它，人類的精神不是那樣一個狀態了。
中國新聞週刊：這種情況會持續下去嗎？
李皖：我們是打碎了一個東西，但到了極點，其實在慢慢積蓄。有很多徵兆，比如一段時間我們把專輯也打碎了，單曲成為一個流行的東西，但是從去年以來，對專輯的看重又成為一些歌手很用力地在做的事，你看金曲獎表彰的那些質量都還蠻高的。萬能青年旅店的《冀西南林路行》，譚維維的《3811》，田馥甄的《無人知曉》，萬芳的《給你們》，陳奕迅、莫文蔚、吳青峰、李泉……還是在做一種重量。我舉例的這些人，基本上都帶有一定大眾性——除了萬能青年旅店好像不太大眾，但在小眾裡面也算大眾——他們出的專輯，跟四五年前相比更講究藝術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