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後，蔣介石為爭取政治上的主動，先後三次電邀毛澤東到重慶進行談判。對蔣介石的邀請，中共領導層原抱有強烈的戒心，在綜合考慮多方因素後，毛澤東還是決定親赴重慶進行和談。
但是，到了重慶談判後期，和談緊要關頭，周恩來卻力勸毛澤東儘快離開重慶，返回延安。同時積極活動，希望國民黨方面能安排毛澤東儘早啟程。
那麼，究竟發生了什麼？促使毛澤東在談判尚未結束時就要離渝？是否他的安全受到了威脅？
毛澤東在赫爾利、張治中陪同下抵達重慶
1945年9月3日，周恩來、王若飛代表共產黨向國民黨提出十一條談判要點，國民黨方面對其中關於解放區與中共軍隊的第九、第十項內容拒不同意，強調軍政不能分離。談判一度陷入僵局，幾無進展。
正僵持不下之際，美國駐中國大使赫爾利按預定計劃欲返美述職。作為國共談判的調停人，赫爾利的一舉一動一直備受關注。毛澤東赴重慶前夕，美國政府及赫爾利本人對毛澤東在重慶的安全問題曾作出了鄭重承諾。為表誠意，美國政府還專門派赫爾利乘軍機飛赴延安迎接毛澤東。
現在赫爾利突然離開重慶，中共高層自然會擔心美方之前的承諾是否繼續有效。另外，中共還有一個隱憂，就是抗戰勝利前夕的8月6日，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在記者會上說的一番話：
“如中共領袖朱德、毛澤東願意來重慶，你（指赫爾利）無法擔保他們一定會安全，因為這純屬中國人自己的問題。你如果要求我們給延安領袖交通工具，倒是可以辦到的。”
正因為有魏德邁的上述談話，中共增加了對美方的疑懼和戒心。為了打消中共方面的顧慮，赫爾利在回美國前，要求蔣介石親筆寫下一個確保毛澤東能夠安全返回延安的保證書。蔣介石還真的按赫爾利的意思寫了。當然，他寫下這份書面保證也是出於不得已。因美蘇皆反對中國內戰分裂；而且國民黨內部矛盾叢生，經濟凋敝，兵力不足，使蔣介石不得不暫停考慮發動內戰的問題。
赫爾利拿到保證書後，迅速轉交周恩來。中共中央在隨後的《關於和國民黨談判的第二次秘密通知》中稱，毛澤東“在渝安全”。
毛澤東與赫爾利
由於談判沒有進展，9月27日，蔣介石將談判事宜交給張治中、張群等人，忽然攜宋美齡飛赴西昌休養去了，且一去就是好幾天。
就當時談判的國共代表身份而言，周恩來、王若飛與張治中、張群屬於同一層級，而蔣介石與毛澤東都是各自黨的領導者，身份也相近。蔣介石的突然離去，讓毛澤東失去了相對應的談判對手。正是這在種情況下，毛澤東與周恩來都懷疑蔣介石是否失去了談判的誠意，於是將毛澤東返回延安提上日程，強調“有即回延安的必要”。
那麼當時蔣介石的態度如何呢？儘管蔣多次表示，“毛先生隨時可以回延安”，但從他27日的日記中可以得知，他一度想扣押毛澤東：
“如此罪大惡極之禍首，尤不自後悔，而反要求編組一百二十萬軍隊，割據隴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區，皆為其勢力範圍所有，政府一再勸導退讓，總不能饜其無窮之慾壑，如不加審治，何以對我為抗戰而死軍民在天之靈耶？”蔣所謂的“審治”，自然是一種無期限的羈押、審查。蔣介石如此耿耿於懷，也並非一時心血來潮。早在毛澤東到達重慶的第二天，蔣介石就翻出1933年在廬山軍官訓練團炮製的《剿匪手本》，讓何應欽重印下發至前線部隊。
前些天，蔣介石還曾對周恩來說：“盼告訴潤之，要和，就照這條件和，不然，請他回延安帶兵來打。”蔣介石所說的“這個條件”，就是要取消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和解放區，實現國民黨一黨專政。
蔣到了西昌後，也顧不上游山玩水，一個人悶在屋裡策劃著一個驚天之舉，在9月29日的日記中，蔣介石一共羅列了中共11條罪狀，並決心要扣押乃至審判毛澤東。但蔣介石冷靜下來以後，慮及此舉的種種後果。他首先想到了美蘇雙方可能的反應。一旦他扣留了毛澤東，美國必定大為光火，從而不再支援國民黨。而蘇聯很可能“以此藉口，強佔我東北，擾亂我新疆”，因此舉棋不定。
蔣介石與陳誠等
9月29日，周恩來向張治中傳達了毛澤東要回延安的想法。張治中回覆道：“我既然迎接毛先生來，當然要負責送他回去。”
但這只是張治中的個人表態，並非國民黨官方的正式決定，中共仍難免心存疑慮。
10月1日，周恩來正式向國民黨方面提出毛澤東在重慶的安全以及赫爾利對毛的安全保證問題，希望可以安排他早日返回。
目前尚無國民黨方面答覆的具體資料。那麼對毛澤東的安全問題，蘇聯方面又是什麼態度呢？
談判開始之前，斯大林兩次致電毛澤東，要求他去重慶參加談判。據時任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的師哲回憶，為打消中共的疑慮，斯大林在給毛澤東的第二封電報中強調：
“你到重慶去同蔣會談，安全問題由美、蘇兩家負責。”
即便有斯大林的保證，但蔣介石突然離開重慶，讓斯大林給毛澤東的安全承諾變得模糊起來，中共自然開始擔心毛澤東的安全會不會出現問題。10月5日，周恩來前往蘇聯駐重慶大使館拜訪彼得羅夫大使，希望蘇聯方面能促成“讓蔣介石同意毛澤東回延安”。
彼得羅夫表示，蘇聯的舉動可能引起國民黨與美國的猜疑，進而讓他們產生過激反應。中共應考慮到一個外國駐華使館所處位置的複雜性。
彼得羅夫的答覆給了中共一個訊號，即蘇聯方面拒絕對毛澤東的安全提供保證，斯大林保證毛澤東安全的承諾，其實並不可能兌現。
師哲回憶，在此後的談判及毛澤東返回延安的過程中，蘇聯方面都不再出面。他們對於國共談判也從未發表過任何意見，沒有表示過什麼態度。
師哲說：“他們既不敢說出任何違反他們最高領袖意圖的話來，又不能違心地承認中共應該相信蔣介石的宣告或諾言。”蘇聯這種置身事外的態度，讓中共中央與周恩來越來越為毛澤東的安全擔心。
蔣介石、宋美齡與彼得羅夫
迫於中共的一再要求，蔣介石在10月6日的日記中寫道：“對共問題，鄭重考慮，不敢稍有孟浪。總不使內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紛擾，最後惟有天命是從也。”
蔣介石為何又回心轉意了呢？扣押毛澤東畢竟是一件震驚世界的大事，如此孤注一擲，這婁子可就捅大了！他不得不慎重考慮國際和國內的反應。更重要的是，中國剛剛打敗日本，蔣介石覺得自己正處於事業的頂峰，他覺得，自己手中有400萬大軍，何懼一戰？他也不相信毛澤東可以成事。哪怕把毛澤東放回去，來日沙場上見，照樣能穩操勝券。
在日記中，蔣介石頗為自負地寫道：“斷定其人決無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礙我統一之事業，任其變動，終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因此，蔣介石也只是在日記中發洩與策劃而已，並未對毛澤東採取任何實際行動。
10月7日中午，蔣介石召開會議討論毛澤東的離渝日期。最終決定“允其速行”“以免其疑慮”。
10月8日，國民黨在軍委會禮堂舉辦宴會為毛澤東餞行。在會後演出中，張治中悄悄地走到周恩來身邊說了幾句話，周恩來神情凝重，馬上起身去找國民黨憲兵司令張慎。
原來周恩來的英文秘書李少石在重慶紅巖村附近被槍擊身亡。
事情是這樣的，柳亞子到曾家巖五十號周公館拜訪周恩來。適值周赴宴會，由李少石代陪並送柳回沙坪壩。回途時，車行駛到紅巖嘴下土灣，司機不慎撞傷陸軍重迫擊炮第一團第三營第七連士兵吳應堂。班長田開福認為對方肇事逃逸，向汽車鳴槍，子彈恰好射穿坐在後排的李少石肺部，送重慶市人民醫院搶救無效而犧牲，
這本來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關鍵是這車是毛澤東平時經常乘坐的車輛。發生這種事情，很難不讓人懷疑是蔣派人暗殺毛，結果不小心殺錯人了。訊息傳出後，重慶全城震動，謠言四起，說軍統特務將有不利於毛澤東的行動。民主人士紛紛以“重慶氣候欠佳，不如早返延安”“三十六計走為上”等相勸毛澤東。
李少石事件無疑加劇了中共方面的猜疑。儘管張治中一再聲稱“對主席的安全負有絕對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在中共方面看來，蔣介石一貫背信棄義，他心裡怎樣打算誰也不知道，延安不敢拿毛澤東的安全作賭注。
因此，周恩來請張治中提前簽署和談協定，並暗示他不放心毛澤東獨自一人返回延安。由此可見，李少石事件是促使周恩來下決心讓毛澤東迅速離渝的重要原因。
隨著毛澤東返延日期的臨近，蔣介石會不會出爾反爾將毛澤東扣押下來“審治”？延安和周恩來一直有這方面的擔心。因為有前車之鑑，蔣介石之前就曾扣押過李濟深、胡漢民與張學良。
毛澤東與前來送行的陳誠
10月10日，國共雙方正式簽訂了《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協定僅就一些原則問題達成協議，在解放區政權與軍隊等關鍵問題上，並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
10月11日，毛澤東在張治中的陪同下乘飛機抵達延安。據張治中的女兒張素初事後回憶：“聽說路上曾出現過險情。”
張素初稱，曾當過閻錫山機要秘書的傅朝樞告訴她，他在閻錫山處看到過一份機密檔案，計劃在毛澤東回延安路過西安時對他下手，後因張治中一直陪同而未能執行。
所以，延安和周恩來的擔心並非多餘，毛澤東在重慶的那段日子裡，周恩來可謂是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如再出現一次像李少石那樣的意外事件的話，對中國革命和中國的未來意味著什麼，這是誰都無法預料了。
但我們知曉的是，就在《雙十協定》正式公佈的第三天，也就是1945年10月13日，蔣介石就釋出了剿共密令，告誡各級軍人：對共產黨“若不速與剿除，不僅八年抗戰前功盡失，且必遺害無窮，使中華民族永無復興之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