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郎顧曲
2020年10月,我終於下定決心離開北京,開始自由寫作的日子。
雖然還對母親說自己在北京上班,其實人在上海,租的是706(一個青年公共空間,為會員提供沙龍、聚會、短期住宿等服務)上海一家生活實驗室1800元的小單間。是最便宜的儲物間改造,隔音效果不好,只不過對於在北京睡過地鋪、上下鋪、住久了逼仄合租房的我來說,這樣的房間已經好了許多。
▌疫情
相比起北京,上海受疫情影響較輕。春天在北京時,因為706本部關門,我搬到朋友家,外地初回京者全部14天隔離,每天要在群裡彙報,小區門口有測溫槍,居委會做登記,需要出入證才能進小區。隔離期間,在微信群裡報自己的網購訂單,外賣騎手送貨只能放小區門口,由保安或者居委會工作人員送到家。
隔離結束出去透氣,經過什剎海,正是解凍的季節,路上行人不多,走在大街上,四周很安靜,偶爾有腳踏車和嘮嗑的聲音,薄薄的藍色浮在夜空中,彩色的燈光顆粒在閃爍。前方女孩把手插進男友的褲袋。路過一小店,我買了臭豆腐和鴨腸。
店主說,店面是年初租的,每月房租十幾萬,沒承想趕上疫情,生意頓時冷清。一個網友告訴我,他前一陣遇到個地壇廟會的攤主,花了很多錢買娛樂裝置,準備過年到廟會賺一筆,結果到了4月,機器還在扔著生鏽。
到了6月,受新發地疫情的影響,北京進入戰時狀態,球賽、聚餐、大型活動紛紛取消,醫院裡能見到穿防護服、從頭到腳被包裹得嚴嚴實實的醫護人員,他們時而匆匆忙忙坐上急救車。這種戰時狀態時斷時續,說不準哪天,你就被通知去排隊做核酸檢測。
北京疫情的流調,也折射出打工人的不易。有的人家住順義、燕郊,大清早就要坐地鐵上班,來回通勤長達兩三個小時,一早7點去,晚上末班車才回來,住得遠的,還得倒公交。地鐵站滿滿的人,像青年路、西二旗這樣的人流大站,你進去,立即被一團烏泱泱的打工大軍淹沒。從高空俯瞰,黑色的頭頂密密麻麻,叫人喘不過氣。
到了上海後,雖然人們還是出門戴口罩,浦東機場也傳過疫情復發的流言,但電影院已經坐滿了人,一家熱門的火鍋店得排號兩個鍾,去到思南路、田子坊、南京西路、靜安寺這些熱門地點,大街小巷都是流動的人潮。
▌工作
每月照例有幾天要給家裡打電話,隔著手機,我假裝自己在北京上班。幸虧母親不看豆瓣和我的公號,否則事情早已敗露。她原是最希望我離開北京、回廣東工作的人,可趕上疫情,她被失業潮嚇到,就叮囑我千萬要好好工作,不要想辭職的事。
有一次,她打來電話:“小弟,最近過得怎麼樣?”
我故作鎮定:“老樣子,你們呢?爸的身體好點沒?”
“你爸沒事。你現在工作順利嗎?”
“順利,領導對我可好了。媽,我最近還拿了筆獎金。”
“什麼獎金?”
“就一個徵文比賽。”
“獎金多少?”
“不多,兩千。”
“都可以了咯。”
“媽,你覺得我有一天全職寫作怎麼樣?”
“有個工作才穩定,你才多大就想著寫作!”
“人家莫言、餘華不也是全職寫作。”
“你是莫言嗎?”
“媽,很多跟我一樣歲數的,全職寫作活得也挺好。”
“先專心工作。你有份工又不影響你寫作。小弟,你現在還掛著公司的社保嗎?”
母親說下去:“這邊社保局的人來問,說你要是有公司社保、醫保,我們就不用再交這邊的錢,相當於省下一筆重合的費用。”
“那您就對他們說我有社保。”
“需要一份你們單位開的證明。”
壞了,我媽不會在試探我吧?我心裡琢磨,手心裡出汗,頭腦過到一萬個法子,找前領導做個假證明的心思都出來了。
“那老家這筆費用是多少錢。”
“兩百多,我們之前一直幫你交。”
“才兩百?那再交一年吧!寫證明寄過去還麻煩。”
我又一次把這事敷衍過去,可心裡沒底,最後找到一位朋友,代掛社保,心想著下次母親問起來,也好敷衍過去。
來上海最直接的原因是結束跟女友的異地,還有一層原因,是在北京倦怠的感覺到了一個極點。新冠疫情、706本部關閉、朋友四散、屢次搬遷、糟糕的住房環境、被繁重任務擠壓的疲憊,每一個都不會致命,但一個個疊加起來,就會造成被什麼東西壓住的感覺:你還能呼吸,但被堵著,你渴望憤怒,但面對的是一片迷霧。密密麻麻的人在人行道上穿過,每個人都緊繃著臉,每個人好像都不快樂,猶如生活在一家家朝九晚九的公司,下班後只想喘一口氣睡大覺。
風塵僕僕的人源源不斷從地鐵站湧出來。電影《寄生蟲》裡,階級以氣味作為劃分,而在北京,勞動階層是以苦澀和漂泊來作為彼此的身份認同。坐上地鐵,會聞到一種相似的、混合了塵土、隔斷間和握住地鐵扶杆太久而留下的氣息。
▌生活
到上海後,我依然住在合租房裡,共用客廳、廚房、陽臺和衛生間。開啟窗戶能看見蘇州河,不遠處是靜安寺的繁華淡影。淡青色的蘇州河靜靜流淌,穿過廣闊又狹小的上海。攤開地圖,它是東方大都會,中國的經濟中心。但真的住進去,你會發現合租者和富人的住地不過幾站地鐵的差距,那一堵堵無聲之牆暗中標示了價格。
我在北京的大多數朋友不認為自己是北京人,在上海認識的朋友也不是“阿拉”或者“老克勒”。無論在北京還是上海,這裡都不是我們的家。在大都市群居的外省人彼此產生了微妙的共情,對漂泊的感同身受,讓我們把對方視為朋友。
記得在北京,曾跟朋友聊過,我不會把這座城市稱為“我的家”。對於所在的合租房,我會說“住地”,但如果說“回家”,就會不由自主感到彆扭,因為這不像家,家不會第二天就趕你走。好在,當和一群同為漂泊客的室友在一起時,偶爾仍會收穫家的感覺,就好像你的精神家園,其實一直在路上,是在那些和你共鳴的靈魂裡。
秋冬季,疫情反撲。11月初,浦東出現無症狀感染者,傳聞浦東機場全員要做核酸檢測,後又取消。當晚,浦東新區祝橋鎮營前村被列為中風險地區,浦東機場會不會成為中高風險區,成為我們關注的重點。那時,因為領一個小獎,我準備去一趟桂林,臨行前一天,浦東疫情鬧得人心惶惶,我擔心下飛機後被就地隔離,隔離費用超過我領的獎金,就只好向主辦方致歉,把機票退掉。
到了年底,寒潮降臨,新冠如同隨時發作的傷口,困擾著準備返鄉的人們。女友被通知假期封校,不得不提前回家。我也從高中足球隊的群裡得知,年初回湛江會被建議居家隔離兩週,安全起見,我也提前了回家的日期。
▌朋友
2021年1月我告別了一位朋友,三個月前才認識她。我很怕對新朋友投入感情,他們很快會走掉,但在北京和上海的合租房,我習慣了這種體驗。在706,我曾認識了一大批朋友,後來706本部關門,他們就分散了。
2020年10月搬到上海,我又認識了一批朋友,可惜問到租期,一些朋友第二年就會離開,我們說後會有期,心底都知道,這輩子很難再見幾次了。
這使我想到了大學舍友,畢業典禮那天其實很平靜,拍了很多照,走了很多地方,吃了一頓散夥飯。有人留在天津教書,有的人回到老家,還有的舍友跟我一樣,去北京闖蕩。一晃一年半過去了,除了北京的朋友,我再沒見到其他室友一面。他們更新朋友圈和微博少了,我也看得少了,有時夜深人靜,我想起他們,悄悄去看,最近發了什麼動態,但終究不知道說什麼,只是沉默地看。
朋友Ada那天邀請了一批朋友過去,有706的、利茲大學的、廣東老鄉,也有其他朋友。室友阿龍縮在一個小角落,我也在角落,圈子裡的人圍坐在一起,人們更傾向靠近熟人,有安全感,沒過多久,其他幾位室友也坐過來。那天我又見到K,一個常被誤解為文藝女青年、但不喜歡寫作的朋友,看過《甄嬛傳》幾十次,喜歡的作家是契訶夫。她問我最近過得怎樣,我說,在寫小說,你呢?她說,老樣子,在上海朋友太少。她和Ada拍照,對著照片說,你覺不覺得我更老了?她說,總感覺空落落的。我問為什麼,你不是比在北京活得更舒服了嗎?她說,在北京很慌亂,但好歹那時候準備留學,有個盼頭。現在住上海,過得更穩定,但生活沒有了盼頭。感覺做什麼都沒勁。
那天我們熱熱鬧鬧一場就散了,深夜的蘇州河空曠寂靜,金色的河水悄悄注入無邊的黑夜。我們走著,看到黑鳥停在河邊欄杆上,它們一動不動,就站在那,起先以為是雕塑,因為很整齊,走近一看,黑鳥展翅飛走,才知是活物。時值寒潮,橋墩下空空蕩蕩,睡在橋底的人,那天已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