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碑刻，是中華文化歷史長河中的璀璨浪花。在湖南別具特色的喀斯特地貌石崖上，宛如群星燦爛的摩崖石刻，千年留存，歷久彌新，其中應數浯溪碑林最令人歎為觀止。
浯溪碑林坐落在祁陽城外，湘江南岸。此處蒼崖絕壁，溪水穿越崖壁之間，風景優美，崖壁上的詩文書法博大精深，具有豐富文化內涵，享譽中外，堪稱中國文化瑰寶。
感受碑林盛況，觸控唐宋文化氣派
浯溪碑林以“文奇、字奇、石奇”，謂之“摩崖石刻三絕”，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歷史地位和價值由元結撰文、顏真卿書寫的石刻《大唐中興頌》奠定。後人為此建立“三絕堂”，遮風擋雨千餘年，可見人們的敬仰和尊崇。
浯溪歷代碑刻，以唐代道州刺史元結所刻“七銘一頌”開端，歷代著名學者、書法家、金石家慕名而至，題詩刻石。大曆六年（771），元結將十年前率兵鎮守九江抗擊史思明叛軍時寫下的《大唐中興頌》舊稿補充定稿，派專人赴臨川，邀請好友顏真卿到浯溪，將《大唐中興頌》書刻於浯溪崖壁上。從顏真卿在中國書法史上的地位看，他是唐代書法革新運動的首倡者。自魏晉以來，書法界多法“二王”，競尚柔美，中唐以後，顏真卿別樹一幟，力倡“復北碑之法，革行楷之俗”，形成一個書法革新運動，推動中國書法藝術前進一大步。他的書法世稱“顏體”，宋人列為“神品”。元結文、顏真卿書《大唐中興頌》，碑面高寬3.2米見方，直行，自左至右書刻，共21行，332字，字徑15釐米。《大唐中興頌》是顏真卿63歲時所書，堪稱顏氏翰墨之高峰。顏書《大唐中興頌》流動而又剛健的運筆，秀麗而又圓潤的點畫，落落大方而又平整堅實的結構，形成質樸雄強的氣勢，有如一曲剛正有力的正氣之歌。整塊崖壁氣度恢宏，猶如刀削斧砍般矗立江邊，氣勢逼人。觀摩者目光觸之，則一個個厚實淳樸方字，衝入眼簾，恰似觸控到中國五千多年文脈、感受到中國五千多年曆史澎湃，看到一代代書法家下筆激越高昂，氣勢磅礴，字裡行間充溢著剛毅之氣。
這就是寬闊碑刻給人的視覺衝擊和感悟，無怪乎顏魯公自引為生平得意之筆，後人更是敬佩景仰不已。這樣的奇碑、這樣的豪文、這樣的美書，集於浯溪一地，好一幅震撼人心的唐宋文化氣派。
感受碑林奇觀，領略文化巨匠精神
湖南永州雖遠離中原文化中心，但居楚越之要的南北文化交匯之地，是中華文明重要發祥地、中華傳統文化策源地之一。一大批文化巨匠南來北往，造就了浯溪碑林，這一奇觀彰顯了中華文脈雄渾綿長的生命力。
一千多年來，歷代俊傑名流在此吟詩作賦，精心碑刻，使浯溪滿山皆字，無石不詩，至今存留石刻505方。宋代書畫家米芾過浯溪，作《題摩崖詩》，刻於中興碑左下方，米書“端莊圓勁”，宋代大詩人、大書法家黃庭堅在此徘徊三日後，在中興碑右側，題七言長詩十四韻《書摩崖碑後有序》。黃庭堅運筆圓勁蒼老，古茂清道，“深得蘭亭風韻”，自稱“佳詩妙墨”，宋代四大書家竟有兩位在浯溪留下翰墨，十分了得。
清代書法家何紹基步山谷詩韻，作《題摩崖中興頌碑詩並跋》，刻於黃庭堅石碑右側，行楷，顏體，世推為“顏後第一”。清代書法家、金石家吳大澂雨中游浯溪，讀中興頌後，作長詩一首，刻於何紹基碑之右側，楷體，書法遒勁。顏真卿、米芾、黃庭堅、何紹基、吳大澂等書法宗師的真跡寶卷，一字排開，成為浯溪的一道亮麗風景。加上其他大家的翰墨，僅此120平方米的摩崖，就有銘刻95方，形成書法精品薈萃地，可以說是一座永久性詩展、書展聖殿，舉世無雙。
更難能可貴的是，浯溪碑林留下了“大公無私”的精神財富。元結兩任道州刺史，五過浯溪，作《欸乃曲》五首，每過一次，對這片山水的喜愛眷戀就增添一分，真正“愛其勝異，遂家溪畔”。併為浯溪命名刻字，他“為自愛之故”，把自南向北流入湘江的一條無名小溪，命名為“浯溪”，把溪右側高臺叫“峿臺”，又在溪邊山上建造一座亭子，名為“ 廎”（“ ”為其生造字）。浯、峿、 三字，皆從“吾”，世稱“三吾”，充分表達他的情有獨鍾，但不是據為己有“私愛”，因為人人都可說“吾”，誰說“吾”就代表誰，元結說“吾”，這片山水便屬於他，我們說“吾”，這片山水不也就屬於我們？也正如吳大澂在《峿臺銘有敘》中所寫的那樣：“園林之美，豪富所私；山川之勝，天下公之。公者千古，私者一時。”這種“天下公之”的思想境界，為歷代仁人志士效仿，更為中國共產黨人推崇和弘揚。
感受碑林真諦，賡續民族文化特色
浯溪碑林，打造了一個集文學、書法、金石學與生態環境和諧共生於一體的文化奇觀。
元結歷經安史之亂，對時事見解很深，撰《大唐中興頌》時，他掙脫桎梏，革新文學，行文氣勢恢弘，字裡行間有金戈鐵馬之氣、拳拳報國之志，對映著時代的進取精神。而顏魯公用筆健挺樸質，不屑修飾，依崖石取勢，且碑文直行自左向右書寫，突破陳規，自由自在，無拘無束，正是文與書皆革故創新，才使如此極具魅力的《大唐中興頌》千古流芳。
元結“遂家溪畔”後，便在浯溪石上銘刻《浯溪銘》《峿臺銘》，次年再刻《 廎銘》，被合稱為“浯溪三銘”。元結又精心安排，邀請了三位篆刻家分別由玉箸、懸針、鐘鼎三種風格各異的篆體書寫刻石，其中《浯溪銘》由季康書，《峿臺銘》石上無書者姓名，傳為瞿令問書，《 廎銘》由袁滋書。三位大家各有特色，以書法言之，足以千古。季康所寫《浯溪銘》，由於石面凸凹，字亦大小、長短、橫線不一，筆畫如玉筋，又稱“玉筋篆”，黃庭堅贊他“筆畫深穩”“筆意甚佳”；《峿臺銘》書者運筆流暢婉約，停勻有致，不失為唐篆中的妙品，歐陽修稱其書“非好古者不知為可愛也”；而袁滋所書委婉圓轉，功力甚佳，為唐代篆書碑中之珍品，國家文物局列為一級石刻。三篇風格各異卻精妙絕倫的銘文書法將浯溪秀麗的山水風光與唐代瀟灑的文人意趣相結合，描繪出一幅自然人文相得益彰的動人畫卷。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文化自信，需要文化創新發展。古往今來，中華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響，不是靠窮兵黷武，不是靠對外擴張，而是靠中華五千多年文化的強大感召力和吸引力。我們的先人早就認識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道理。在新的征程上，我們要闡釋好中華民族稟賦、中華民族特點、中華民族精神，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實踐創造中進行文化創造，不斷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
（選自《新湘評論》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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