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李天昊】
出生於2006年4月26日的俄羅斯花滑選手卡米拉-瓦利耶娃，暱稱“K寶”，在去年剛剛升入成人組。結果就是，2021-22賽季，她贏下歐洲花樣滑冰錦標賽女單冠軍後，又在花樣滑冰大獎賽俄羅斯分站上“一統江湖”，創造女單短節目 （87.42）、自由滑（185.29）和總分（272.71）的三項女子單人滑世界紀錄。
2022年1月的歐洲花樣滑冰錦標賽上，K寶又一次重新整理自己所保持的短節目紀錄。本屆北京冬奧會，她完美演繹薩霍夫四周跳和後外點冰四周跳，以178.92分的成績位列榜首。
影片截圖
就在所有人都陶醉於她精緻的容顏和精湛的技術之下時，一個驚人的訊息傳來：因涉嫌使用禁藥，K寶或將遭遇禁賽，俄羅斯奧委會隊的女子花滑團體金牌也存在被取消的可能性。
為什麼“先賽後判”？當冰雪之上因巨頭博弈變得不再純粹，花滑還能延續它的美嗎？
2月6日，俄羅斯奧委會選手卡米拉·瓦利耶娃在北京2022年冬奧會花樣滑冰團體賽女子單人滑短節目比賽中。新華社記者馬寧攝
曲美他嗪是什麼？
問題的根源在於K寶2021年12月的送檢樣本中，檢測出了曲美他嗪（Trimetazidine）物質。
曲美他嗪是一種用於治療心肌缺血患者的藥物，目的是提升患者的能量代謝效率。
根據專業醫生的說法，“由於運動時所有的心臟能和肌肉能都來自運動員自身的生物能，所以曲美他嗪儘管可以提高一些運動的效率，但其實提升的幅度並不多。”
考慮到K寶一出道就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姿態，使用這種意義不大的違禁藥物，似乎又有些不合常理。
不過，曲美他嗪可用於幫助運動員恢復，使他們持續不斷地從事自然狀態下無法實現的大運動量，這一點引發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的警覺。
2013年時，該藥物尚未納入違禁名單，到2014年列入禁用清單後，歸類在“S6.興奮劑”之中，即屬於比賽內禁用藥物。中國游泳奧運冠軍孫楊在2014年亞運會前就曾因服用曲美他嗪，被中國泳協禁賽3個月。
2015年，曲美他嗪被歸為“S4.激素和代謝調節劑”，即屬於任何時候都禁用的藥物。2022年最新公佈的反興奮劑名單，曲美他嗪更是直接歸屬於“激素和代謝調節劑”。
最近一個因曲美他嗪被處罰的明星運動員是法國摔跤手澤利姆汗·哈傑夫，他在2020年遭遇禁賽4年的處罰。
不過，因為曲美他嗪的轉化產物與另一種藥物洛美利嗪（非禁藥）的轉化產物相同，如果藥檢中發現了曲美他嗪，還需要排除洛美利嗪同時出現的情況，才能認定違禁。因此，即便A瓶查出曲美他嗪，K寶依舊有“翻身”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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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賽後判”，是誤會還是陰謀？
2月9日，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拒絕對K寶涉嫌興奮劑事件置評，不過他的妻子、前奧運冰舞冠軍塔季揚娜-納芙卡卻猛烈抨擊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認為這是針對俄羅斯代表團的蓄意挑釁。
關鍵在於兩個方面：第一，K寶是否真的服用了禁藥？上文也說了，該類藥物檢測時存在爭議，而且該類藥物對花滑運動員的幫助很有限，K寶主動使用的目的性是否足夠明確？
第二，就是WADA公佈檢測結果的時機過於微妙。此次的問題樣本是2021年12月25日俄羅斯全國錦標賽時，K寶奪冠後的藥檢樣本。因為WADA對俄羅斯體育的禁令，所以他們無權自主檢測，需要送到瑞典斯德哥爾摩實驗室等待結果。
2月7日，俄奧隊憑藉著K寶的出色發揮，贏得冬奧會花樣滑冰團體賽金牌。結果2月8日，斯德哥爾摩實驗室就傳出K寶的藥檢樣本呈陽性的訊息。
因為全俄錦標賽並非國際奧委會旗下賽事，根據流程，斯德哥爾摩實驗室將結果通報給俄羅斯反興奮劑機構RUSADA，後者第一時間對K寶臨時禁賽；不過在運動員提出申訴後，於2月9日召開聽證會，解除臨時禁賽決定，允許K寶參加冬奧會。
2月11日，國際興奮劑檢測機構（ITA）證實K寶藥檢樣本曲美他嗪陽性，隨後向體育仲裁法庭（CAS）提出上訴。國際滑聯（ISU）緊跟著宣佈上訴結果，要求恢復對K寶的臨時禁賽。
同時，國際奧委會也釋出訊息稱，將對俄羅斯反興奮劑機構解除瓦利耶娃停賽並允許她繼續參加奧運會的決定提出上訴，案件將由國際體育仲裁法庭審理。
更耐人尋味的是，根據《世界反興奮劑條例》，如果只有一名選手的興奮劑檢測呈陽性，那麼團隊比賽中所有運動員的金牌不會被剝奪，但鑑於俄羅斯此前在興奮劑問題上的“嚴重性”，當涉及俄羅斯運動員的問題時，這一條例顯然不會被適用。
所以，塔季揚娜-納芙卡才會極為憤怒，認為WADA卡著俄奧隊團體賽奪冠的時間點宣佈K寶藥檢陽性，是一個“陰謀”。
就目前情況來看，受影響最大的或許還是俄奧隊，女子花滑團體金牌有可能被取消。如果該團體專案的獎牌重新分配，那麼美國隊有可能從銀牌升至金牌。
K寶因為現在還只有15歲，她個人還屬於“受保護的年齡範圍”，即便最終判定藥檢陽性，也可能僅僅受到輕微處罰，但她身邊的教練和團隊成員或許將遭到重罰。
此外，還有一個影響，就是K寶可能無法繼續參加女子單人自由滑。作為第一個在冬奧會賽場上完成四周跳的女運動員，這塊幾乎鎖定的個人金牌也可能不幸旁落。
興奮劑檢測演變史：如何讓大賽拒絕興奮劑？
興奮劑是體育界永遠無法規避的話題，1960年可被視為反興奮劑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當時在羅馬奧運會公路腳踏車100公里團體賽中，丹麥車手詹森（Knud Enemark Jensen）倒地後腦袋磕到地面，送醫不治身亡。當時腳踏車賽場是藥物重災區，他的教練賽後也承認給隊員提供了煙醇等藥物。
從這一事件起，反興奮劑成為體育屆的主流，國際足聯在1966年宣佈反興奮劑政策，一年後國際奧委會也加入其中。1968年的歐洲盃開啟官方藥檢，1968年的墨西哥城奧運會更是成為首屆有藥檢的奧運。
丹麥車手詹森倒地/影片截圖
因為反興奮劑檢測手段總是比藥物落後一段時間，所以必然存在一定的犯規空間。基因興奮劑很難從尿液和血液中檢測出來，一度成為反興奮劑的難點。不過隨著科技的進步，已經逐漸攻克這道難題。
另一方面，北京和倫敦奧運會比賽期間，運動員樣本檢測陽性率不到1%，但日後複測結果卻接近8%，因此透過更長時間儲存運動員的生物樣本（尿樣和血樣），也能在未來更有效地打擊使用興奮劑的選手。
此次對K寶案件的審理，體育仲裁法院預計將於2月15日、也就是K寶參加北京冬奧會花滑女單專案之前給出結果。
甚至就算當前有一個不那麼讓人滿意的答案，未來依舊有可能在經過更深入的調查和科技發展後的新手段，存在未來追罰或者“沉冤得雪”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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