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網路情報公司NSO在2010年初創時，只是一家不到10人的小公司，然而它研製出的飛馬（Pegasus）間諜軟體程式卻令全世界智慧手機使用者聞風喪膽。

飛馬主要攻擊蘋果系統，但針對安卓也不在話下。利用“零日攻擊”，不需要與目標手機使用者互動（如點開連結、下載程式等），操控者直接透過iMessage發條訊息或在Whatsapp這樣的社交軟體上打個語音電話（不需要目標手機使用者接聽）就能把飛馬軟體安裝到監控目標手機上，即使安裝在錯誤的目標上，或者目標手機不再使用，操控者也能令軟體自行銷燬，不留下任何痕跡。

而一旦手機中招，不僅被監聽人的語音和文字通訊會被全天候監聽，通訊錄、郵箱及各軟體密碼、手機GPS定位也全部曝光，甚至被監聽人平日的交談和講話也會被手機麥克風記錄傳送到監聽者那裡。可以說，中了飛馬的手機，就是一部會移動的監視器。

飛馬軟體工作原理 / 衛報

雖然這款大殺器的的功能被NSO公司定性為利用通訊手段監聽、打擊恐怖分子和非法活動，不過一旦到了客戶手裡，用途可就多了去了。印度用它來竊聽巴基斯坦情報兼打擊克什米爾的分裂勢力；匈牙利總理奧爾班用它來掌握國內政治反對派動向，在政治博弈中佔據主動；海灣國家則用飛馬來監控流亡到海外的“人權活動家”們，蒐集各自黑材料用來威脅封口，其中就包括被大卸八塊的沙特記者卡舒吉。

靠雙標謀生存的NSO公司

2016年，流亡在加拿大的阿聯酋人權活動家曼蘇爾收到一條簡訊，稱有本國政府虐囚的內部影片。被政府跟蹤多年的曼蘇爾十分警覺，他直接把手機交給多倫多大學下屬的公民實驗室檢測，飛馬間諜軟體這才第一次曝光於世。

此後國際人權組織、中東和西方媒體對飛馬軟體“助紂為虐”的抨擊不絕於耳，而whatsapp和蘋果也先後對NSO發起了法律訴訟。2018年，以色列法院甚至發現一名NSO前員工企圖私下用飛馬軟體偷比特幣。連法國總統馬克龍，都為阻止飛馬監聽而更換了手機號。

但據英國衛報調查，直到2021年7月，儘管國際政治和輿論壓力巨大，“飛馬”依然在政治精英的手機間暢翔。而NSO的生意也愈加紅火，在成立後短短11年間，已經從一個靠180萬美元投資只有20名員工的獨角獸，演變成擁有500名頂尖科技人員、市場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資訊保安領域霸主。

這與NSO公司的經營策略有關。首先，NSO將出口飛馬軟體的決策權交給了以色列政府，自己只當個“打工的”，規避了竊聽行為帶來的政治風險；而以色列政府則通過出售飛馬軟體來協助解決各國政要的“個人煩惱”，頻頻在外交上得分，企業與政府實現了雙贏。

正是在內塔尼亞胡政府同意將飛馬軟體放在對印度20億美元的軍售包裡後，總理莫迪成為以色列立國以來第一位到訪的印度首腦。2020年8月，內塔尼亞胡同意向阿聯酋政府出售最新強化版飛馬，9月阿聯酋就跟以色列建交，翻開了《亞伯拉罕和平協議》的第一頁。

其次，NSO明令禁止用飛馬軟體監視美國或以色列sim卡手機。在這種雙邊手段下，儘管國際組織天天控訴NSO是政治迫害的幫兇，可除了一些悲天憫人的左翼進步人士，以色列民眾大多擺出一副在商言商莫談政治的態度，甚至為本國製造出如此尖端的產品感到得意。

直到今年2月，以色列媒體曝出飛馬軟體被以色列警方用來監控本國公民，大家才突然覺得事情不對勁。

以劍傷人者必為劍所傷

第一個被曝出來的受害者，是深陷腐敗案官司的前總理內塔尼亞胡。

早前，以色列檢方調查發現內塔尼亞胡曾用物質手段拉攏Walla News等本國媒體巨頭，在輿論上為其做正面報道，實現利益交換。這些指控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內塔尼亞胡在大選中的表現，導致其最終組閣失敗。失去公職身份保護後，以色列檢方發起了對內塔尼亞胡的起訴。

不料今年2月，以色列媒體發現，內塔尼亞胡擔任總理期間，其親友曾屢遭警方用飛馬等多款NSO公司軟體監控，其中包括時任媒體顧問盧克和烏里奇，財政部負責人巴巴德，時任Walla News總裁約書亞，總理心腹菲爾德，甚至內塔尼亞胡兒子阿夫內爾也在監聽之列。

內塔尼亞胡與兒子阿夫內爾 / Sinai

而巴巴德、約書亞等人因為被檢方抓住了把柄，為了減輕刑罰，同意在檢方對內塔尼亞胡犯罪指控中作證。

當年，內塔尼亞胡透過向地區盟友出售飛馬協助其監控政敵、打壓反對派，搭建起廣泛的個人朋友圈，怎想到飛馬也會被國內政治勢力拿來監督自己。這正應了中東地區那句古話，以刀劍傷人者必為刀劍所傷。

不過，隨著事件曝光，飛馬還是幫了內塔尼亞胡大忙。事件曝光當日，這位前總理擺出悲憤姿態，稱自己“瞠目結舌”，以色列經歷歷史上“黑暗的一天”，他的律師團隊立即認定檢方收集證據的手段非法，因而所有關於內塔尼亞胡貪腐的指控都站不住腳，並要求法官立即中止案件審理，直到關於非法監聽事件調查有了新的結果。如果非法監聽事件確鑿，檢方對內塔尼亞胡的指控將因為程式非法被駁回，本來因板上釘釘貪腐證據鐵定敗訴並可能因此告別政壇的內塔尼亞胡，靠飛馬醜聞抓住了救命稻草。

恐懼的人，憤怒的人

隨著媒體調查的深入，飛馬軟體受害者名單越來越長，衣索比亞裔猶太抗議組織領袖，輪椅協會負責人，多位市長和商業精英紛紛在列，到目前為止，除了內塔尼亞胡的心腹們外，其他被“飛馬”過的人都未遭到過警方或檢方的騷擾，但這並未讓以一些民眾放心。

生活在耶路撒冷的哈達薩女士透露，近些年來，二元期權、地下外匯交易、線上賭博、色情直播等灰色產業在以色列蓬勃發展，也有不少人耍小聰明逃稅漏稅。這些灰色收入者在得知警方使用飛馬軟體監控本國公民後，“立即炸毛了”，因為一旦被飛馬軟體監控，定會落下把柄，政府雖然暫時不聞不問，達摩克里斯之劍卻隨時可能落下。

以色列媒體公佈監控受害者名單/網路

而以色列當地媒體和論壇上，各路人士紛紛給出防飛馬監控小貼士，討論得熱火朝天，一副集思廣益拯救人類的圖景。不過哈達薩身邊的網路安全專家卻建議放棄無謂抵抗，因為所有防控手段都“幼稚可笑”。

其實，時時刻刻面臨恐怖襲擊威脅的絕大多數普通以色列人並不在意放棄部分個人隱私換取生命安全，而以色列也有規模龐大的網路資訊戰部隊，這些資訊化尖兵們平時也生活在普通人中間，不是這家的親戚就是那家的鄰居，大家平時也都知道政府監控的力度。但普通人依然對飛馬監控事件感到憤怒。

“為了安全，我們可以接受安全部門比如摩薩德或辛貝特的監控，”耶路撒冷一家小公司的職員艾坦說，“但警察來監控的性質就不一樣了，他們無權以安全之外的原因窺探普通國民的隱私。這越過了我們的紅線。”

而飛馬醜聞爆發之際，以色列警察已經因為一系列醜聞處在風口浪尖上。2月初，一名有抑鬱症的女孩報警，稱自己有自殺情緒，希望警方救助，不料接線的警察卻罵她“蠢貨”、要她“去死”，女孩最終自殺。

1月31日，媒體爆出以色列阿拉伯裔高階警官、社群犯罪調查高階專員哈克魯什兩年前在出警巡視阿拉伯區時，看到樓梯上躺著一個遭受刀傷的垂死者，他非但沒有開展救助和調查，反而從受害者身上跨過揚長而去，受害者最終喪命。

諷刺的是，警方一直宣稱由於法律禁止使用飛馬軟體監控本國公民，警方對減少阿拉伯社群犯罪率有心無力。

如今人們發現，原來警察其實一直在對本國公民使用飛馬軟體，只不過不是為了制止犯罪，而是為了政治內鬥，也許未來還會用來抓普通民眾的把柄。

雖然事件發生後，總理貝內特立即啟動了調查，答應給民眾一個交代，議會內的反對黨也威脅啟動解散議會動議，但以色列民眾對政府的信心還是遭到了動搖。

長期以來，以色列人一直為政府內外有別的政策而驕傲——對外部敵人如嚴冬般冷酷，爆炸暗殺定點清除，對本國公民如春天般溫暖，再重的罪也不會判死刑。可如今，在飛馬監聽事件上，以色列人突然發現，原來在政府眼裡，他們跟外人沒有了區別。（責編 / 張希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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